《青春之歌》是一部描述革命知识分子成长的长篇小说，杨沫结合自身革命经历，塑造了林道静、卢嘉川、江华、林红、等一系列青年布尔什维克的鲜明形象。作者着力描写主人公林道静从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无产阶级革命者转向的心路历程和斗争经历，鼓舞了一代代青年人在革命事业中绽放青春芳华。作为一部成长小说，林道静等人的革命和斗争思想固然有其先锋性，但其思想解放也不可避免地带有较强的不彻底性。
一、外因作用下产生的革命意识
林道静的转变是《青春之歌》的主线，在这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觉醒过程中，可以看到很多个“导火索”和多位“精神导师”的影响，而缺乏林道静自身的、由内而外的成长。简而言之，林道静的变化都是外因作用的结果，她是受到他人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才逐渐由幼稚转向成熟，积极参与革命斗争，并在思想上向共产党组织靠拢。
1、林道静的双重血统——地主和佃农的结合
使林道静开始审视和质疑自己作为地主之女身份的，是她从王妈口中得知自己生母秀妮的情况。其父林伯唐是官僚地主阶级，而其母为贫苦农民。林道静其实不能算作一个完全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相较于其他资产阶级而言又带有了一半农民血脉，因此她更能共情劳苦大众的悲惨遭遇。地主和农民这两种矛盾身份的结合，尤其是其母秀妮的悲惨遭遇，使得林道静憎恨起地主阶级对贫苦大众的压迫剥削。见到其父林伯唐对于佃农的压迫后，林道静在身份认同上其实已经出现了向农民阶级的转向，她更多地把自己当做一个农民而非高高在上的地主——这是林道静思想上的第一个转变。林伯唐作为林道静的生父，在文本中主要对应的是封建地主阶级势力，是旧的父权社会编码中的重要因子。他在文中有两种存在方式，一种是具象的、具
有主体性的人物（大部分源于林道静的回忆），一种作为主角林道静身上的“黑骨头”阶级象征而存在。杨沫对林伯唐的具体塑造集中在文章开头第二章林道静对于自己身世的回忆中，主要情节则为玩弄林道静生母秀妮、听从徐凤英的意见送林道静上学两节，紧接着“1931 年的一天”，林道静“高中毕业只有两个多月”的时候，作者就从林道静的视角道出了他的结局：“家里破产啦——我父亲因为地权的事打了官司，身败名裂，就把口外的地一股脑儿瞒着母亲全卖光，带着姨太太偷跑掉了。”在这之后，林伯唐作为小说人物的形式，在文本中几乎销声匿迹，但其所代表的地主阶级的象征却在林道静身上得到延伸。对于这种阶级精神的弑杀过程正是林道静在“子”一辈革命人的引领下不断走向革命的成长过程。在《青春之歌》的第二章中，林伯唐作为一个人物“已死”，他的旧父权以“出身”的方式在林道静身上留下痕迹，成为小说革命叙事的起点，当林道静彻底消磨掉自己
身上的“黑骨头”，成长为共产党员，并顺利领导了北大的学生运动的时候，林伯唐及其象征物才被彻底弑杀，而这也意味着小说的完结及革命叙事的完成。
2、道不同不相为谋——和余永泽的感情破裂
当林道静看清余敬唐的真面目，一时走投无路、对未来心灰意冷甚至萌生跳海的念头时，余永泽出现并救下了她。两个青年人漫步在月下的海边，畅谈文学艺术。或许是这种浪漫的气氛使得林道静将自己对余永泽的感激之情误认为是爱情，她的心里萌生出一种青春的喜悦，“她简直把他看作理想中的英雄人物了。”
在这种情感的支配下，两人的关系迅速发展，很快就在一起了。在与林道静的爱情中，余永泽处于主动的位置，扮演着拯救者的角色。对于余永泽而言，林道静不过是一匹“难驯服的小马”。在这一点上，余永泽和《玩偶之家》中的海尔茂有些类似，他只想着把林道静从一个性格刚烈的女子驯化成一个温顺的、每天的工作就是“留在家里陪着丈夫、照顾孩子”的贤妻良母。而当林道静终于意识到自己心目中那个“多情的骑士，有才学的青年”不过是想把自己变成笼中鸟、金丝雀，她于是毅然决然地离开了余永泽。
林道静满怀热情参加“三一八”纪念游行时，余永泽却在图书馆里读着他的圣贤书。当他冲到操场想要拯救林道静时，却看到“警察和学生们厮打成一团，呼喊、怒骂、闪亮的刺刀、舞动的木棒、飞来飞去的石块和躺在血泊中的人影……这些可怕的情景把他吓呆了”，当他有些愧疚想再去拯救林道静时，却恍然意识到“不能乱来”。一颗子弹从他头上飞过，也要反复确认自己没有受伤，之后又蹿回了图书馆，回家时连操场也没敢望一眼。
余永泽在情感上展现出强烈的男权意识，而其对于革命却呈现出懦弱和退缩的态度。林道静和余永泽最后不欢而散，而余永泽作为一个反面例证，站在了林道静所选择的道路——也就是革命的对立面，这也从侧面促进了林道静的第二次成长。
3、卢嘉川、江华、林红等“精神导师”的引领
小说着重刻画林道静革命意识的萌芽，以林思想上的成长为描写的绝对中心，对林道静经历的三段感情着墨不多。但是和林道静有过或多或少的感情纠葛的三个男人：余永泽、卢嘉川和江华都对于其成长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余永泽作为反面例证，使得林道静更坚定了革命的信念。卢嘉川呢，总是“带着从容不迫的风度”，成熟而冷静地领导着学生运动。他作为引路人使林道静走上革命道路，在思想上一步步向共产党靠近。林道静视卢嘉川为“最亲爱的导师和朋友”“学习的榜样”。而江华已经完全是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大形象了。
毫无疑问，卢嘉川、江华、许宁这一批共产党员对于林道静在思想上的成长是功不可没的。包括后来在狱中的林红、叛变的戴榆……从这一点上看，林道静是在他们的帮助下才一步步走向革命，她的思想转变并非自己的顿悟和觉醒，而完全在于来自他人的或正面或反面的引导。起初，林道静将自己的前途定义为一名可以自食其力的“乡村女教师”，并带着这种美好的理想投奔了其表哥。然而全新的人生并没有如期而至，这使林道静感到迷惘和彷徨，甚至一度想要轻生。余永泽的出现似乎为林道静理想的实现提供了一个契机。被余永泽救下后，林道静就毫不犹豫地挥起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大旗。她如饥似渴地全盘接收余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理论，信任并坚信这是她可以依靠的身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妻子兼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然而，这个身份的不可靠性和爱情的不可靠性一样，当林意识到爱情并不能作为其身份合法性的有力支撑时，她迷失了。而此时的林道静是决绝的，是死过而不想再死的。所以，当卢嘉川出现时，共产主义和共产党员身份携风挟雷而至，对于林来说，便如同神启一般。这是林抛弃作为女性自然人身份投奔党员这个社会人身份的重大转折。从此以后，她女性的一面，被永久性地搁置于社会性之后。林道静在爱情上坚决反抗余永泽的控制和摆布，这是她的突出之处。但其在革命斗争中却显得有些依赖他人，成长得太慢。譬如过于意气用事、不讲方式，又把革命形势想得过于简单，缺乏整体认知和大局意识。一旦离开卢嘉川和江华，林道静就显得有些无所适从。究其根本，林道静还是没有实现彻底的思想解放。
二、被缚的女人们——未涉及的女性解放
1、因爱生恨的王晓燕
《青春之歌》中着墨较多的女学生如王晓燕、李槐英等，乃至林道静，在她们的思想转向过程中都不难看到男性起到的作用。开始时，王晓燕被家庭过度保护，父亲也禁止她参与到青年人的爱国游行运动中去。虽然她也会和别人谈论国家大事，但固有的小市民思维让她不去想也不敢想加入革命斗争中。她认为读书人就应该走读书人的路，以研习学问为主，这就使她封闭在了小我的模式之下。所以虽然她在前期帮助过林道静，给她提供去处与庇护所，但对于革命的问题，她们两个很有默契地闭口不谈。对于家庭幸福的王晓燕来说，属于她的小家安全幸福就够了，对于社会的混乱与国家的危亡，她可以充耳不
闻。因此，王晓燕沉溺于爱情，因为受到戴榆的蛊惑而一度和好友林道静疏远。虽然后来和戴榆决裂，投身学生运动，在思想上变得积极进步，但王晓燕并非意识到了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或具备了艰苦斗争的革命精神，她的转向完全是由戴榆对自己感情的欺骗引起的，她将戴榆在私人生活上的可疑痕迹联系到政治上，才终于发现戴榆不过是一个叛徒和走狗。王晓燕的这种醒悟不过是带着对戴榆背叛感情的痛恨走向他的对立面——也即共产党一方。王晓燕的“成长”，完全可以说是一场报复而非缘于自身思想上的觉醒。
2、美梦幻灭的李槐英
李槐英的转向则完全处于“恨”。她是因受到日本军官的奸污才投入到革命队伍中来的。过去流连于名利场的“花王”一朝从神坛跌落，李槐英可谓是恨透了日本人。而李槐英的转变，难道是她终于想通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道理吗？我想并非如此，她虽然喊着“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有着对日本帝国主义强烈的憎恶，但打倒之后呢？是不是又会走进喧嚣的名利场，变回那个风资绰约的“花王”？
3、《青春之歌》与《简•爱》之比较
英国小说家夏洛蒂•勃朗特创作的小说《简•爱》同样是表现女性成长和解放的一部佳作。简•爱出身低微，一路颠沛流离，凭着自己的真才实学成为了桑菲尔德的家庭教师。简•爱作为当时社会中大量存在的正常的女性人物，是当时社会中女性群体的客观再现。其最终成熟的标志在于她作为女性的个体拥有了独立平等的思想和意志，建立了自己的宗教信仰和价值判断体系。从简•爱对罗切斯特说的一段话不难看出其对于女性独立和爱情平等的执着追求，她不愿为了爱情牺牲自己，沦为男人的附庸。“我的灵魂跟你的一样，我的心也跟你的完全一样！……我们站在上帝脚跟前，是平等的。”如果她发现所谓的爱情不过是一场不对等的博弈和傲慢的施舍，她会毫不犹豫地离开他，即使对方是她深爱的罗切斯特。
《简•爱》摈弃成为一名合格的淑女，拒绝在男性社会的标准中描写女性人物的成长历程。她的爱情观不仅表达了其对于爱情中平等地位的要求，更展现出其对于独立人格的珍视和对人生价值的追求。
相比之下，林道静的成长则显得浅显而不彻底。林道静在思想上完成了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跨越，跳出原有阶级的局限，积极参与爱国学生运动。但林道静投入革命的动机并不是希望通过革命带来人精神的解放和男女的平等，她虽然对于“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社会现实感到不满和愤懑，希望通过革命减小这种差距，但这种反抗并未上升到人格层面。
（一审编辑：谢滟芯）
（二审编辑：刘欣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