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杨炼创作长诗《大雁塔》，以沉痛的人民意识把大雁塔作为千年人民的化身承载着浓重的文化意蕴；1983年，韩东创作短诗《有关大雁塔》，以冷抒情的口语笔调消解了作为历史载体的大雁塔的深层隐喻，形成了在形式与内容上的“反文化”的观念对抗。《大雁塔》和《有关大雁塔》，二者在时间层面上姑且可被视为是共时性作品，但在共时的同时，又是两个旗帜鲜明的时代的典型：前者延续上承千年源自屈原的抒情传统，后者以敏锐的现实意识走向文化断裂的当代庸常。从《大雁塔》到《有关大雁塔》，以大雁塔为载体，呈现了社会的文化失落，也隐含了文化拯救的可能。

《大雁塔》分为“位置”、“遥远的童话”、“痛苦”、“民族的悲剧”、“思想者”六个章节，选择了“大雁塔”这个坐落在西安千年的古塔成为中国民族历史的载体。在第一章节中，出现了代际关系，“我”（大雁塔）、年轻母亲和孩子们共同出现，母亲牵着孩子们的手、孩子们凝望大雁塔、大雁塔无声坐落着。大雁塔“被固定在这里/已经千年”，“记寻下民族的痛苦和生命”，有颗“岩石坚硬地心”，却又“朝太阳发生无声的叫喊”，像“人”、像“山峰”、像“墓碑”。这三个被用以作为大雁塔喻体的意象，勾勒出了大雁塔在诗歌中的形象和承载的文化意蕴。“人”是大雁塔有其独立的文化人格，对民族历史有感知力和承受力，是承担了诗人有意识的人文取向的形容；“山峰”是对大雁塔作为中华民族文化载体的功能性的肯定，山峰是高大的，是可以伫立千年的，空间上的高大和时间上的久远让其得以承载文化的重量，并把文化的重量延续至今；“墓碑”则为大雁塔的悲剧性做了定型，表现了逝去，连大雁塔的沉默都像无声哀悼，哀悼在过去苦难中逝去的生命，还有长久的文化的失落。三个意象从情感性、功能性和思想性三个方面为大雁塔定性，彰显了第一章节总领全诗的结构意义。第二节开头的“我该怎样为无数明媚的记忆欢笑”诗句作为本章节的中心，主要以大雁塔初建成的辉煌和日后的败落对比，这里的对比联通五感，从物、色、声三方面，在辉煌时，大雁塔与金子、玉石、丝绸的光辉相伴，城市的颜色是“翡翠似的”，“紫色的葡萄”“釉彩的宫殿、血红色的墙”围在大雁塔中央，在大雁塔耳畔长鸣的是“许许多多庙堂、辉煌地钟声”；在败落时，只看见“烧焦地房屋、瓦砾堆、废墟”，而黄河变成了惨淡的“银白色”，能听见的也只剩“马蹄，厮杀和哭嚎”。诗人的对比选择精巧，通过典型意象的选择展现了大雁塔的历史兴衰，具有极强的感染力，由辉煌转向衰落，也自然转向了第三节衰落的痛苦。痛苦在第二章节有过伏笔，在大雁塔浸润在辉煌中时，来着农民的汗水与鲜血被掩盖了，在大雁塔落败、长安城失去文化中心的强盛之后，变成萦绕在大雁塔周身的痛苦。此刻，大雁塔从华宫中人化为了农民一样的人，失去辉煌失去自由，变得黯淡、凋残。大雁塔的痛苦的自诉，实际上是千百年来被遮蔽的苦难人民的自诉，当大雁塔哭嚎着“我的动作被剥夺了/我的声音被剥夺了”“我的命运呵、你哭泣吧！你流血吧/我像一个人那样站着/却不能像一个人那样生活/连影子都不属于自己”，实际是在代人民发声。当大雁塔自觉承担了人民的苦难，民族的悲剧也就能为其所反映。在大雁塔坐落的土地上，有多少兴亡的故事，大雁塔可以化作一个战士去诉说土地上的兴亡，但它见证着人民的欢乐，便无法遗忘人民的痛苦，在欢乐和痛苦的两重对比之下，它清醒地认识到了自己所经受的一切，“我被判卖，我被欺骗/我被夸耀和隔绝着/与民族的灾难一起，与贫穷、麻木一起/固定在这里/陷入沉思”，它所经受的一切更是人民经受的一切，在充满痛苦的岁月中，无论它被如何书写，都没有脱离客体的命运。第五章节以思考收束大雁塔的历史，大雁塔在思考中看见了“几千年的历史，沉重地压在肩上”，看见了灵魂的寥落空旷，为自己承受而不能改变的命运羞愧，最终让大雁塔在时间纵向（“祖先从埋葬他们尸骨的草丛中/忧郁地注视着我”）和空间横向（“我的心被大洋彼岸地浪花激动着”）的感性抒情中，呼唤出了诗人的人文理想：“和所有的人一起，走向光明/我将托起孩子们/高高地、高高地、在太阳上欢笑……”

诗人将崇高理想和文化意蕴纳入诗歌，给读者带来了丰富的艺术审美的文化体验，以至于两年后读者遇见《有关大雁塔》，必然会为两者之间近乎对抗性的迥异而诧异。

《有关大雁塔》同样选择了大雁塔作为意象，用俚俗口语和反文化的诗句解构了大雁塔承载的文化深度。在这里，大雁塔饱经的风霜无痕，只有诗人的反问“有关大雁塔/我们又能知道什么”，这里的反问其实就是否定，面对仅作为物的大雁塔，我们看不到背后的其他意蕴，只能看见平面化的大雁塔——大雁塔就是大雁塔，我们什么也不能知道。对于诗人来说是这样，对于攀爬者而言更是如此，大雁塔只是作为景点的建筑，攀爬的行为并不是要进入大雁塔的历史文化，游客对于大雁塔而言，只是过客，“走进这条大街/转眼就不见了”，大雁塔之于他们亦然。诗人对大雁塔进行平常叙述，甚至反讽“也有种的往下跳/在台阶上开一朵红花/那就真的成了英雄”，戏谑的语言，不仅解构了大雁塔的宏伟，也解构了英雄这个概念。游客不能进入大雁塔的历史，不能像杨炼那样深情地告白大雁塔，为大雁塔带上文化的历史的人民的表彰，能做的和实际做的，确实正如韩东写的这样，“我们爬上去/看看四周的风景/然后再下来”。诗歌在韩东的笔下脱离了纯艺术性的感性，更多呈现了贴近现实的内容，如此庸常，如此现实，现代性的平面化、琐碎化和去深度倾向鲜明展现。

诗人不为大雁塔强加任何文化叙事，以诗歌的零度写作敏锐地捕捉到了现代社会的麻木疲惫的一面，面对大雁塔，他们无法进入其所承担的历史，面对大雁塔，只能自问“又能知道什么”。诗题为《有关大雁塔》，但大雁塔在诗中是模糊空白的，只能作为当代游客实现“英雄”身份的挑战，其反映的正是“无关大雁塔”的庸俗，更是当代文化失落文化断代的现象。诗歌不涉及历史，仅冷静地描述今天，而《大雁塔》走进了历史，显得深沉而动情。两者同样以“大雁塔”为核心，但情感和视角截然不同，其原因便在于被赋予抒情意义的主体不同，《大雁塔》承载了诗人自己对千年的大雁塔的文化寄托，抒情主体是具有高文化素养的诗人自己，而《有关大雁塔》切中的是大雁塔的外在和处境，“我们”和“他们”因无法进入历史而忽视大雁塔，此刻承担抒情意义的是“从远方赶来”的“很多人”、是“不得意的人们”“发福的人们”，甚至是“有种的”人，他们的共同点是生活在俗世的常人，或许有着追求刺激的欲望，但这些常人是受十年动荡的文化隔绝状态下仍处在蒙昧中的人，他们无法继承来自历史的文化，对“英雄”的理解也趋于浅薄。文化的失落作为诗歌的背景存在，在诗歌表现的当代生活中揭示出来。

通过《大雁塔》和《有关大雁塔》的对比，读者不仅看见了二者之间延续的文化叙事，挖掘了一个时代文化失落的现实。但在对比中，除了发现文化的失落，读者还可以看见隐匿在诗中的关于文化拯救的可能。在《大雁塔》中，大雁塔在诗的最后承受住了文化的寄托，展现了见证苦难后的英雄意识。大雁塔对于文化的确认来自于对历史的明晰，来自于对自我反思后的自我价值的确认，这点可以从看出，大雁塔没有把自己与历史切割，反而产生了继承文化成为文化之根的意识。诗人把感性的人文精神赋予大雁塔，让其在责任感和寻根意识的推动下，生长出了成熟的文化人格，得以成为一个有能动性的主体被承认。在《有关大雁塔》的当代迷茫和庸常中，这种成熟的文化人格没有存在空间，不论是“他们”还是让大雁塔成为空白建筑的“我们”，都没有承担历史人文的能力和意识，在历史虚无感中沉沦，这是当代的文化危机。如何拯救文化？这是一个无法以两首诗回答的问题。但通过二者的对比，我们可以发现回归《大雁塔》的深沉，承认和承受过去的历史文化，拾起失落的人文精神，让自我成为强主体，才能看见拯救的更多可能。

（一审编辑：谢滟芯）

（二审编辑：刘欣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