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因为这正如白血轮之酿成疮疖一般，倘若非自身也被排除，则当它的生命的存留中，也及证明着病菌尚在。
——鲁迅《热风》
1、
“……愚民在千年重山之下压断了脊梁，富人于无数血馒头与森森白骨堆砌的辉煌假象中歌舞升平，还有畏葸不前的假圣贤、傀儡——”
“……中国何以脱身？何以得救？日月如何重光？炬火何以点燃？仅凭那些苟且偷安的温柔乡吗？仅靠偏安一隅的理想国吗？如此，未有一样实现——”
“……愿你我青年化作热风，只是向上走，不必去听无情的冷嘲和有情的讽刺，虽周围空气寒冽，你我便是唯一的热源。”
——余希《燕京报》
1918年11月，北京学界举行游街大会，教育总局特此在天安门附近搭建一座高台，以供检阅与演讲之用。是时，学生爱国之情愈发高涨，解放的思想愈发锋利，赤旗正逐渐走出北平，大有环绕世界之势。
那时，燕京大学还未更名，被称作汇文大学。孔朝圣才刚是汇文大学的学生。他本不叫朝圣，也不是北平人，从外地来上学的。好人家出身，有个曾是进士的父亲，给他取名为学圣，希望他能成为像孔夫子一辈的圣贤人，还叫他从小诵读四书五经之类，以明事理。
可惜，世道变得太快，以往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再受到推崇，反而成为糟粕。他骨子里叛逆，对父亲满口的“之乎者也”嗤之以鼻，不屑于听迂腐之言，身边入目尽是荒唐可笑的人吃人。而他在读了陈独秀先生、鲁迅先生的警世之言后下定决心要北上求学。父亲动怒对他施家法，他也是硬气，不顾阻拦，拖着病体带着母亲给的些许钱财便上了路。
孜身一人，路上又被骗了个底朝天，露宿街头，他望着冉冉升起的太阳，热血难平，故改名为孔朝圣，朝日与圣人，总有希望可寻。而他虽在途中有些许波折，好在终于来到了北平，幸有母亲在贴身衣物中缝了张银票，孔朝圣勉强租借了一间阁楼，这才稳定下来。又恰逢游街之举，他满腔愤慨，挥笔作文，怒百姓之愚，恨富人之靡，怨苟活的安乐乡，满纸的慨叹。
阁楼冬天格外寒冷，他从学校回来，裹着棉被，边咳边给人抄书。咳嗽是刚来北平时生高热落下的病根，抄书则是为了补贴家用。头脑浑胀，一腔郁结，孔朝圣动了动僵劲的手指，却又被楼上隆隆的响声打断的思路。
楼上最近搬来了一位新住户，白日不见踪影，夜幕一降，就开始隆隆作响。孔朝圣秉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劝自己大度，可楼上的租客与他作对似的，半小时过去，他疼的满头大汗，忍无可忍，把笔一扔，气势汹汹地上楼理论去了。
门一下就开了，是一个带着圆眼镜，看起来朴素的男生。看见孔朝圣，腼腆一笑，问有何事。孔朝圣一时愣住，打好的腹稿突然说不出口，都说与什么样的人打交道说什么样的话，他本来准备的刻薄话在看到这样一位男学生后也羞于说出口了。
男学生也不急，手里拿着本《新青年》直挺挺地站在门口。孔朝圣顿了顿才开口，
“你读《新青年》？”
青年或许没想到孔朝圣会突然发问，短暂一愣后，好脾气地回答是。
“既然同为新时代青年，那应该懂得不影响别人的处世之道，更没有随意打扰他人的道理。”孔朝圣面无表情地开口，实在是病痛缠身，他才会如此张口讽刺。
果不其然，那人羞红了脸，知道是自己最近搬家的声音影响到了楼下邻居，连忙双手合十，“实在抱歉，是我考虑不周。打扰了你真是对不起。”
孔朝圣见他道歉爽快，也不愿揪着人不放，点点头表示后转身就要走，却又被人握住了胳膊。
“听你口气也像是研读大钊先生、鲁迅先生的新青年，我叫余希，你叫什么？”
孔朝圣突然一愣，本周《燕京报》上那篇痛斥中国未觉醒国民的文章让他拍案叫好，他特意留心文章的署名正是余希，没想到阴差阳错让他在这狭仄的阁楼间中碰到了本尊。
他抬眼看向余希，只见他还是温和的笑着，却不见峥嵘锋芒。可青年热血怎难平，终究还是从眼睛里流泻而出。
少年意气，少年意气！
“久仰大名，我叫孔朝圣。”
2、
青年之间的惺惺相惜让他们早就将那次芥怀抛之脑后。更何况，国难当头，家长里短远不及其万分之一。开了春，巴黎和会的事情逐渐在学生讨论中占了大头，他俩也一路升温，成为了挚友。
“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蔡先生说的固然不错，只是……”
孔朝圣坐在桌边看着余希写稿，嘴里念念有词，“蔡先生没有惩戒提灯大会的学生，用意是否在此……”
“可我总觉得积重难返，事与愿违……”
余希停下笔，一时之间两人静默，他见孔朝圣眉眼间尽是冷意，最后还是温和一笑，抬手拍拍挚友的肩，以作安抚。“倒也不必如此悲观，积重难返，我们此次示威正是开民智掀学潮，虽功不可察，但也算尽我们所能。”
孔朝圣扬了扬眉，还欲说些什么，楼下街对面的戏园传来高亢洪亮的唱戏声，仔细一听，还伴着肃杀的二胡声、铿锵的堂鼓和清脆入耳的小锣。唱得正是那《林冲夜奔》。
“救国难谁诛正卯？掌刑罚难得皋陶。”
两人相视一笑，余希不禁感慨，“旧文化也不全是糟粕，也有可取之处。”
孔朝圣摇头嗤笑，“陈先生岂不知这道理，只不过紧要关头，调剂中和依然不可取，屋子太暗还需开天窗，大家不允，可若主张拆了屋顶，恐怕——”
“——才愿开窗。”
余希顺口接上，两人又是对视，然后开怀大笑。
实在默契。
人生何其有幸，觅知音。
3、
1919年5月2日，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回北平，一时群情激奋，难掩愤慨。
学生自发成群，簇拥走上北平街头，手举横幅，挥舞传单，呐喊出这个时代最悲壮也最掷地有声的诉求——“誓死力争，还我青岛。”
五四的炬火从燕京大学发出，青年学生摩拳擦掌热血沸腾，被歧视、被压榨的不公点燃他们心中的怒火，我即雷电，我即日月！
当警棍拳脚向他们袭来，手无寸铁的学生却无力反抗。最锋利的矛头本应对外，而今指向了觉醒的青年。正如鲁迅先生借孔乙己写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贪图安稳就没有自由，要自由就注定要历经危险，正如这世界本无路，走的人多了才算有了路。何人开路？何人历险？
那便是我中国之青年。
青年学生的骨头尚未被击碎，身躯尚未被压垮，怎甘被束缚！他们于鲜血中、于火光中、于混乱中疾呼。
民之觉醒，中国之觉醒！
孔余二人也自然是这同路人，浪潮来袭，少数人踏出的第一步，为的只是让更多人敢于大步向前行走。谈不上什么英勇，也无关信仰情怀，只有对山河不复的悲痛与决绝。
可惜结果惨烈，大多数学生被捕入狱，余希嘴角见血，孔朝圣指甲断了三根。
狱中昏暗，抽噎声断断续续从远处传来，孔朝圣闷闷地开口，“还能找到吗？”
一片漆黑，他无法看清好友的状况，只看见那人亮晶晶的双眼，“知道我名字的由来吗？”
孔朝圣无端想到了《垓下歌》，心中更加郁闷，苦涩地开口：“应该是出自‘虞兮虞兮奈若何’吧……”
“说什么丧气话！我本叫余生，刚出生几个月，我就生了一场大病，母亲担心，便给我取名生，希望阎王爷能留我一条生路。成年之后，我又学习了鲁迅先生等人的新思想，这才明白，世上哪里有什么鬼神，即使有也比那些狼心狗肺的官僚有人气！从那时，我擅自改名为余希。新思想推行之路自然艰难崎岖，可只要有我存在一天，那希望便多一分，此后若无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
孔朝圣握紧了拳，目光落在了牢房唯一的小窗上，窗子不大开得很高，可他望得久了，发现窗边似乎也散发着微弱的光芒——是朝阳！
“于黑暗中窥见天光，”他出了声，“那我们便找吧。”
蔡元培校长为被捕学生连续奔波两日，功夫不负有心人，警局迫于舆论压力释放被捕学生，示威之举看似取得了阶段性胜利。可是蔡校长仍告诫学生，不可常为救国行动而丧命，要学术救国。
1922年，五四埋下的祸根终究是露出了峥嵘。蔡元培先生因讲义费一事被学生围堵在办公室，寸步难行。学生们再次尝到了胜利的甜果，乐于用请愿的方式达成各种目的。蔡校长感到恼火痛心，当即辞掉了校长一职，离开北平。
二人即将毕业，得知此消息，颇为愤怒。国将不国，学生中居然有人仅仅为了讲义费来煽动群体，不免灰心。余希决定专职写作，针砭时弊，用文字鞭挞麻木的灵魂。孔朝圣本想追随校长而去，却又因学长蒋梦麟的邀请，留校任教。
新中国的希望仍在我青年！
3、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集团在上海发动清党反共事件，国共第一次合作走向破裂的终局。反共活动越发激烈，党组织陷入生死存亡的关头，部分党员被迫转为地下。
与此同时，身在北平的李大钊先生不幸被捕，在狱中倍受酷刑。4月28日，北平军阀政府下令绞杀李大钊先生在内的20位革命者。临刑前，先生振臂高呼：“共产主义在中国必将得到胜利！”……终年38岁。
“……大钊先生之死令人痛心，在此紧要关头，竟还有蝇营狗苟之辈挥刀向国人，都说死人无知，我不曾料到活人有天也似死人一般麻木不仁……”
“……我们在深夜中摸索前行，一直走到荒野尽头，途中有路人从四面八方赶来，冷眼旁观，我们以火光作引，不料惹来杀身之祸，可笑！”
——余希《悼李大钊》
余希近来受了风寒，身体每况愈下。然而祸不单行，身体还没养好，他就因为那篇为李大钊先生作的悼文二次入狱。他早就做好了为不屈服的讽刺而付出生命代价的准备，因而他既不慌张也不狼狈，甚至在被捕前还从容不迫地给孔朝圣留了一张字条：
生何愁，死何哀。
孔朝圣托人前去交涉，又当了家中值钱的东西，才保好友一条性命。只是狱中少不了皮肉之苦，再加上未痊愈的风寒，彻底拖垮了余希的身子。他从狱中出来，已经瘦的皮包骨头，才26岁，面容枯槁，脚步蹒跚。冷冷不得，热热不得。孔朝圣看他这副模样，不由得红了眼眶，他却从昏睡中醒来，安慰好友，
“从阎王爷那里要了26年的命，足矣。”
“你要好好活着，”他对孔朝圣说。“替我看看中国复兴。”
“好。”孔朝圣点头应下。
没过几日，余希合上了眼，长眠。
孔朝圣没有失态，而是收拾了行囊，整理了一切，带着余希的手稿，南下，去延安。
临走前，他替好友写下墓志铭：
致平等的未来，致英雄主义。
后记：
1949年新中国成立，孔朝圣整理的手稿，不日将要出版。
余希并未给这些文册命名，孔朝圣苦思冥想，最终敲定两个大字：
于昔。
余希，于昔，于希。
（一审编辑：哈玉静）
（二审编辑：龚诗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