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问起该如何定义中国人时，每个人脑海中跳出来的词汇可能都是不同的。而林语堂先生在《吾国与吾民》一书中以他渊博的学识和中西方思维特点的独特视角给大众总结了整体中国人的形象。正如林语堂在书中写道，“我跟那些所谓的爱国者不同， 我从不为我的国家感到羞耻。中国，不需要那些小小的爱国者的涂脂抹粉。她会再一次恢复平稳，就像她过去展现的那样”。林语堂对中国文化有自己独特的见解和骄傲，同时他也不羞于展示旧时代中国社会的各种潜规则与陋习。这让读者能够跳出单个中国人的视角，在抽身其外的立场之上，以一个崭新的状态来重塑我们熟悉的中国社会景象，真切地感触到这面向世界的“中国式”人性光辉。

一、普通人共性中的民族特点

该文章以南北方普通人生活差异为切入点开始对中国人的介绍。文中写道，“北方人个子结实高大，筋强力壮，性格诚恳而忭急，喜啖大葱，不辞其臭；而长江一带更偏于安逸，文质彬彬；至于广东，则少挂虑，豪爽好斗。”这正是90年前大家对于中国不同区域的刻板印象，不仅是生活、习俗、饮食，而且在诗歌、语言、音乐也各有体现。北方是豪迈粗犷的“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南方则是柔荏驯良的“夜市卖菱藕，春船载绮罗”。而第二个章节作者则从“退化”这个带有负面色彩的词语入手，阐述了中国人在体能上虽有所衰弱，但却具有很强的韧劲和能动性，以此驳论西方所谓的“中国东亚病夫论”。毛泽东在1917年《体育之研究》就曾振臂高呼：“野蛮其体魄，文明其精神！”这正与林语堂的观点不谋而合，再加之林丰富的体育经历，强调中国人的体能问题便在情理之中了。但同时他并不认为这是一件消极的事。他在书里写道：“体格及品行健全与否之真问题，乃在于他的工作之能力怎样，他怎样善于享乐其生活，并他的怎样适宜于继续生存。”中国人民以其体力较弱但性格温和的本性，坚韧而顽强地忍耐着世间所带来的一切痛苦。这不是退化，而是中国人民适应环境下的人性光辉。

之后林又谈到了新血统之混入与文化之巩固作用。针对中华文化的稳定性，林语堂给出了两个原因：家族制度和流动阶层。首先谈稳固的家族制度。文中强调：“此种绵赓万世而不绝之社会制度，中国人视为超越现世一切之珍宝。”它仿佛一块思想钢印黏合着众人，无论是否正确大众只是沉默地认同与遵守。而对于阶层来说，除了高位，下层官员会在科举选拔的驱动下不停地更迭流动，这就导致寒门想以读书科考的方式追寻阶级跃升，隐性促升了内部人才再生之周期循环。此种作用，于社会的健全至关重要。但由于罢官，贬谪，致仕的缘故又摧生出了基于土地的“田园理想”。文中就有举例曾国藩其致子侄的家书，辄复殷殷以奢侈生活为戒，勉以耕种菜圃，施肥养猪之务，勉励子侄朴素勤劳。因此，中国人坚守着田园的生活方式，深耕土地。好像是因为人类知道短暂的幸福是靠不住的，返璞归真，宠而不惊才为真正的切实保障。在田园的生活理想下，中国人从而得以延续家族，稳固民族。正如书中所写“中国人虽然文化是古老的，但种族上是年轻的”，她的稳定延长了岁月，也将在未来的时光里继续散发熠熠生辉的民族光芒。

二、东西方差异里的中式特性

东西方的比较贯穿全文，其中最突出的该为性格的对比了。一开始他列了很多词语：节俭、稳健、忍耐……但他认为最突出最具概括性的词语则为圆熟。他觉得这个词很好地体现了中国人安贫乐道的理性与成熟，而非年轻的活力和浪漫。在环境决定论的立场上，林语堂发现中国大学生比同龄的美国青年更成熟老练，他们可能会更早考虑婚姻、家庭等这种成年人的事务。他认为这与中国社会轻视青年热情与打击创新意识密切相关。他们被教导在长者面前缩嘴闭口，不许放肆。在处理事情时，他们也更先考虑的是风险与失败，而不是创新与尝试。同时，作者对东西方的思维方式也进行了对比。论对学者的态度，西方注重学者的献身精神，似乎给人近乎一种病态的骄傲；而中国人更偏向实用的智慧倾向，就比如圣人孔子就充当着日常生活中智者的身份。他的学生更多是通过他的言传身教来获得知识和智慧，在体验中获得理论的感悟与学习。作者总结道：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更加综合的、具体的、感性的，而西方人则是抽象的、逻辑的、严密的。这特别的思维方式也让中国人关注的形象性的经验而不是抽象的概念。从而也催生了中国人更讲现实、更人道，与实际联系更紧密，更审时度势的不同于西方文明下抽象与理性糅合的思想维度与人性光辉。

三、封建阴暗下的理性批判

在妇女生活一章中，作者提出女性地位骤降是从儒家学说中对于男女两性角色的隔别开始的，之后逐渐演变成了对妇女的幽禁。这种扭曲的思维也以一种无意识的方式，影响着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对于女性，则养育了妇女底劣的根苗。寡妇守节，蓄妾制度，裹脚缠足……这种种陋习像蛇一样阴湿地缠绕着每位女性的身体，她们逐渐在窒息中丧失了自己的个性与自由；而对于社会阶级，则出现了阴性三位一体，面子、命运、恩典。这三者从观念上对民众进行幽禁，随时束缚着人们的行为。作者先讲了恩，以地方官为例，如果他对民众比较好，那么百姓就会感念他的恩典。作者犀利地指出：实际上他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事情，这可能也跟好官的稀缺有重大关联。所以，恩典当成为在势者与被保护人之间的私人关系时，甚至可以代替法律的存在。因此很多人出事最先想到的不是法律，而是求诸恩典。这就涉及到面子的问题了。它不是一张面孔，可以揩洗或刮须，却是可以“得”“失”“争取”，更可以当礼物一样“赠送”。比如《水浒传》里杨志，他想要恢复官职，就用银子找了各种各样的人。靠着恩人的面子，杨志便可能顺利得到官职。三位一体除了恩典、面子，还有一个命运的概念。人生的苦难过多，大家坚信安分守己，听天由命，一切自有定数。无论是好事还是坏事全归结于命运的驱动。有人中了进士赢了钱则是因为他命好，而百姓受欺侮可能正是他命不好吧。这些人认为的种种不公平都是因为命运而不是封建结构问题。总而言之，这种扭曲的观点不仅影响着人们的处事，更导致了司法系统与社会秩序的崩溃，从而如同蜉蝣撼树般撬动了封建社会之腐烂根系。

就像林先生在文中最后写道：“我们现在正处于民族的秋天。不论国家还是个人，我们的生命都被初秋的精神所弥漫。但我也最喜欢秋天，它拥有高迈之年的柔和与善良。”中国及中国人正是如此，时间与糟粕不会影响他们的沉淀与美丽，而是在历史的启示下继续闪烁着“中国式”的人性光辉。

（一审编辑：谢滟芯）

（二审编辑：刘欣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