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是中国话剧运动乃至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极富天才智慧、崇高信仰以及现代生命意识的文学艺术大师，在1933-1942短短十年间，创作了“人生悲剧命运四部曲”——《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刻画了蘩漪、陈白露、花金子、愫方等一众意蕴深厚的悲剧形象。由于家庭原因，曹禺从小就受着中国传统戏曲艺术和西方基督教文化的熏染，而这两种底蕴也正是他作为戏剧大家登堂入室的垫脚石。基督教的原罪意识、世界末日意识、拯救意识以及博爱精神，无不贯彻于情节终始，也映射在最具代表性的女性悲剧形象蘩漪、花金子、陈白露之中。“基督精神”中的救赎与复仇是曹禺戏剧的两大思想内核，也是剖析这三个女性形象的重要切入点。
“画地为牢”的爱情与家庭
爱情，是艺术永恒的主题，也是人类最刻骨铭心的情感。而曹禺笔下的爱情，简直像一颗苦糖——蘩漪是被周朴园囚禁的金丝雀，周萍不是她的神灵，而是将她推人深渊的魔鬼。花金子要焦大星和仇虎都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急切地想要掌握主动权，可依然无法摆脱“被抛弃”的下场。陈白露不是高吟“日出”的诗人，也无法完全融入所谓上流社会，她想要忠贞不渝的爱情，也在纸醉金迷里逢场作戏，诗人、方达生、潘月亭、张乔治，都不是她的良人。她们都有着作为一个女人对爱情的近乎本能的执着，可这样的爱薄如蝉翼，一触即碎，梦醒了，只余满身伤痕。蘩漪嫁到周公馆十八年，“心被磨得像石头一样”，“我已经疯了，你不要管我”，她试图掩盖不堪的真实的自己，可喷涌的欲望不允许她这样做。她揭周朴园的伤疤，对周萍声泪俱下地哀求，都没能换来一丝爱，有的只是相互折磨，两败俱伤。花金子谴责焦大星是个“窝囊废”“受气包”，“你还不配要金子这样的媳妇”，一头充满野性美的花豹与一头勇猛粗犷、浑身散发着荷尔蒙气息的狮子相互吸引，相约逃离死地，奔向自由，可狮子在长啸一声后轰然倒地，只留下花豹在原地舔舐伤口。金子即使乘上了火车，也永远无法抵达梦里那个铺满金子的地方。陈白露不同于二人的在于，她虽然看清了情爱的缥缈与生活的“真相”，但“清醒着沉沦”往往更加痛彻心扉。她被“露露”和“竹均”来回撕扯着：一方面贪图作为“高级交际花”给她带来的虚荣，另一方面又放不下曾经那段美好的回忆和那个纯粹的自己。于是渐渐习惯了戴着面具生活，不敢正视自己的心。畸形的爱恋摧毁了她们的精神世界，以至于变得扭曲、偏激、丧心病狂。可其实，男人，或者说爱情，对她们来说，更多的意味着自由，她们不想被束缚，不想被压迫，只想要无所顾忌、轰轰烈烈地爱一场，活一场。蘩漪跪着企求周萍带她离开，“这屋子里闷得厉害”，她要逃出去。花金子毅然跟着仇虎去那个“大人、孩子，天天在过年”的好地方，火车同样象征着希望、自由与自渡。仇虎料到是死局，问金子是否后悔，可她说“我一辈子只有跟着你，才真象活了十天。哼，后悔！”逃亡于她，反倒是快活的。陈白露想要财富自由，可也有一些破碎的瞬间，她想要精神自由，“我喜欢太阳，我喜欢春天”，潘月亭让她关窗户时，她执拗道，“我不关，我不关”，因为只有窗户才通向外面的世界，太阳和春天才是一颗自由灵魂的归宿。她们要活着，只为自己，而不为其他任何。她们都想要逃离，也许觉得有一个很远很远地方——在那里，她们不是妻子，不是母亲，不是儿媳；更不是物件，不是动物，不是躯壳——只是一个女人，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真真正正的人！
他救与自救
蘩漪、花金子与陈白露三人命运最大的共同点无非是身陷囹圄，而作困兽斗，在顺从与反抗之间，经历了漫长的救赎与再生。在挣扎之初，她们都还只是忍气吞声、假意逢迎，或是把希望寄托在他人身上。可现实无比残酷，当头一棒让她们堪堪清醒过来。最甚者蘩漪，在周朴园那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枕边蹉跎了十八年，一步一步变得面目全非，可这并没有换来周朴园的怜悯，与周萍的乱伦爱情复燃了她的激情，她要得到周萍，疯批且偏执，可这就是她的自救，哪怕以卵击石，她也要放手一搏。花金子的自救是三人中最为酣畅淋漓的，也就此打破了先前的枷锁，当然她最终的迷失也是避无可避的。她日复一日地忍受着婆婆非人的凌辱，只能背地里挑唆大星一起诅咒她，大星救不了她，因此在仇虎占有她并且提出要带她走的时候，她也只是稍加犹豫，这需要何等的勇气呵，作为一个女人，叛逃了家庭，这是一个无法抹去的、巨大的污点，但她管不了这么多，她只知道仇虎能拉自己一把，她要去追逐她的人生了，可最后仇虎又离开了，也许还留下了肚子里一个同样带着“复仇”镣铐的孩子，自救这条路，于花金子而言，才刚刚开始。而陈白露，对于方达生、潘月亭分别对她精神上和物质上的“他救”欲拒还迎，这些非但没有感化她，反而成为她对自己的从最开始的精致的爱到后来的自甘堕落，并最终走上绝路的催化剂，她是分裂的，纠结的，无措的，结束自己混沌的生命就是她的自救。但不同的是，除了这些，陈白露还有对“小东西”的救赎，来自于“基督精神”中的“平等”与“博爱”。她冒着生命危险救下“小东西”，对于更弱者的同情在此刻战胜了理智，人与人应当是平等的，可弱小如她，尚且虚与委蛇，更无力护住别人；强大如金八、黑三，只手遮天，让人闻风丧胆。尽管弱者的救赎不过抱团取暖，却也得见曹禺作品中残存的亮色。
以死换生式的毁灭性复仇
“世界末日”是基督教教义之一，认为终有一日现世将最后终结，所有世人都将接受上帝的最后审判。得到救赎者升天堂享永福，不得救赎者下地狱受永刑。魔鬼也将被丢下火湖。基督教又强调博爱、退让和宽恕，很大程度上是反对复仇的。因此，“基督精神”中的复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毁灭，是站在生的对立面。蘩漪和花金子就是站在了爱与恨的两极，“爱，恨不能将对方融为一体；恨，忍不住将对方烧成灰烬，与‘敌方’进行殊死拼搏”，以死换生，向死而生。蘩漪是个受过新式教育的旧女子，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她要被困在那个“阴沟”里，“直到我死的那天才算结束”，她走投无路了，她只能鱼死网破，撕开周朴园建立的所谓“最圆满，最有秩序的家庭”最后一层遮羞布，她要拉着所有人下地狱，这就是她的复仇，什么“最残忍的爱”，什么“最不忍的恨”，她只要“爆炸”，要这一切崩溃。花金子也有同样的歇斯底里，“我是偷了人，我进了你们家的门，我就没想好好过。我厌弃你，你待我再好，我早晚也要跟你散。”她曝光扎满钢针的木人，冷酷地瞪着大星的鞭子，抵挡婆婆打向她的铁棍。她真的这样想这样做吗？发自内心的想看到这一幕吗？我们不得而知，可那一刻，她只想挥舞着利剑，疯狂地刺伤焦母和大星，血肉淋漓才能让她觉得畅快。陈白露服下安眠药自杀，杀死她的，是潘月亭的破产，张乔治的猥琐，一张张欠条，人情的疏离，生活的重担，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她对自己绝望，也对社会绝望，最终走向了不归路。虽然没有她二人那样的闹剧上演，或者说她相较于二人更像是一个旁白，可她依然逃脱不了局中人的命运，“太阳出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太阳不是我们的，我们要睡了 ……”大幕落下，一切归于沉寂。陈白露与蘩漪都有着被现代文明唤醒的灵魂，一个沉落于都市物欲的泥沼无法自拔，一个困在表面风光，实则被封建强权阴影笼罩的大家庭。她们反抗了，结果死的死，疯的疯，可或许也只有这样的结局才是她们的“生”，漂亮的“生”，真切的“生”。
“基督精神”不仅是曹禺戏剧创作结构模式的理论基础，同时也是这些剧作中各类悲剧人物塑造的重要依据。蘩漪、花金子与陈白露——一个成长于贵族家庭，接触到资产阶级新思潮，却被一个心狠手辣的“暴君”所控制；一个真正近乎“原始人”，勇敢逃离软懦的丈夫和恶毒的婆婆，奔向新生活却又坠入另一个深渊；一个女校高材生，受了个性思想解放，却眼睁睁看着自己越陷越深，被“黑暗”吞没——可怜，可恨，可悲，可叹——这是三人的命运——“她有火炽的热情，一颗强悍的心，她敢冲破一切的桎梏，做一次困兽的斗”。在三人身上，都有着基督教“平等”“毁灭”“救赎”“博爱”的精神，这也是她们敢爱敢恨、自我救赎并走向复仇的悲剧底色。曹禺的悲剧艺术风格是“大悲、大恸、大彻、大悟”——“日出”之前的“雷雨”，猛烈地冲刷抽打着黑暗阴森的茫茫“原野”——蘩漪、花金子、陈白露三个典型的女性悲剧形象，有着许许多多的相似之处，却也演绎了截然不同的人生剧本。
（一审编辑：张艺涵）
（二审编辑：江瑾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