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历史小说于内容与形式上都有着浓烈的反传统意识，作家们从宏大的历史中抽出身来，将视角转向民间故事与人本身，从细节中叩问人性，展现人性关怀。莫言的《红高粱》等一系列作品，将种子播撒在高密东北乡这片热土上，精心浇灌，生长出一群自由、野性、豪迈、无拘无束的儿女，他们与高粱同生同死，血脉相连，在不同的细节中展现不同的个性，用浓厚香醇的高粱酒和翻滚沸腾的热血书写专属于高密东北乡的慷慨悲歌，荡气回肠。莫言着力于对人物的行为、语言、心理等细节进行描写刻画，与读者一同探索高密东北乡这片土地之上的人性体现，寻找善与恶，美与丑，勇猛与胆怯的人性真理，高亢人性关怀之歌。
“我曾经对高密东北乡极端热爱，曾经对高密东北乡极端仇恨，长大后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我终于悟到：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最超脱最世俗、最圣洁最龌龊、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莫言对于高密东北乡的评价令人影响深刻，他并不注重描写高密东北乡的历史流转，反而通过塑造个性鲜明的人物，从人物心里深处挖掘这片土地的全貌。小说以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抗日战争前后为背景，以“我爷爷”余占鳌和“我奶奶”戴凤莲，以及“我父亲”豆官为中心，通过人物不同的行径和关系网，一步一步为读者们勾勒出高密东北乡的全貌。这片土地，就像他开头所说是一个最美丽的地方，因为这里高粱遍地，秋收十分艳红无比，人们与高粱同生同死给高密东北乡一抹最靓丽的痕迹；这里也是最丑陋的地方，因为这里残存着封建习气，因为一头驴或是更甚，戴父不惜将女儿戴凤莲嫁给带有麻风病的单扁郎，对于女儿的前途不管不顾；这里是最“龌龊”的地方，高粱地里余占鳌与戴凤莲超脱伦理的合并，让这里不再只有人性，而有冲破人性背后的兽性；这里是最“圣洁”的地方，因为这里曾有无数英雄好汉，不管男女老少，抵抗日本侵略，誓死保卫家园，因此，这片高粱丛生的土地从此得到灵魂的升华，成为一片使人热血沸腾的家国热土，超脱俗世。这片土地上有的不只是历史的流转，更是人性与兽性相互错杂，复杂又超然。他不会刻意评价或批判某个时代的悲剧，在这本小说中，他选择充当“孙子”这样的角色，以极为尊重、崇敬的心态仰望高粱地的星河流转，在触摸历史旧痕的同时探讨人性本真。
小说中，莫言所探讨的人性本真，当然是探索人性的复杂面与矛盾面，他笔下的人物都是极具代表性的，同时也是饱满的、多面的。小说中余占鳌与戴凤莲是两个特别典型的人物。戴凤莲本是普通人家的女儿，一生无风无浪，顺势顺遂。就像普通的历史中的女性一样，她裹小脚，也在成年之际准备找一个人家度过余生。戴凤莲生来“丰满秀丽，走起路来双臂挥舞，身腰扭动，好似风中招飐的杨柳”，生得一双“娇娇金莲”，叫无数男子倾倒，可她的命运，在被告知要嫁给生命垂危的麻风病人单扁郎的时候开始扭转齿轮。她痛哭流涕，却也抵不过父母的压迫。若是这一刻戴凤莲顺从天意，与单扁郎度过一生，那么她可能也不会成就今后的某一壮举，成为让读者印象深刻的角色。可戴凤莲偏偏不是别人眼中弱不禁风的小女儿，她恰恰是勇敢、聪慧、敢于突破的人。在高粱地里，她冲破人伦道德的约束，使人性与兽性交织而生；在单扁郎遭余占鳌谋杀后，面对世人的质疑，她沉着冷静，毫不畏惧，甚至当场认曹梦九为干爹，为今后的生活谋出路；紧接着，她接手单家高粱酒的事业，带领伙计将高粱酒做大做强。戴凤莲是一个饱满的人物，她既有属于小女儿的娇羞与敏感，又有大英雄一般的远见和气概，用如今的话来说，她可以称之为“女强人”。她受到伦理的约束，但她也不怕世俗的偏见，她是拥有十足的英雄气概的豪气儿女。除此之外，在豆官的眼里，戴凤莲也是极具母性力量的女性。她刚强、温柔，对于豆官来说，她的怀抱具有一种独特的归属感与安全感。戴凤莲死后的一刻，她的身心与天地紧紧相连，与高粱地融为一体，其实这也体现出戴凤莲这一角色在《红高粱家族》中的站位——一种豪情万千，温柔如水，但也刚强无比的地母形象，浑身上下散发着属于女性的力量和母性的光辉，照耀在高密东北乡，是人间别具一种温情。与戴凤莲相连又相对的人物便是“我爷爷”余占鳌。在高密这个地方，余占鳌有着多重身份：他是轿夫、是酿酒伙计、是土匪也是抗日英雄，不同时期的不同身份，也勾勒出了余占鳌复杂多面的形象。做土匪之前，他是一个普通的轿夫，他粗俗无礼，野蛮成性，在戴凤莲出家那日，他同其他轿夫一同完成这“摇吐新娘，调戏新娘”的恶作剧，恶趣味十足。“在极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女人的脚，异化成一种准性器官，娇小玲珑的尖脚使那时的男子获得一种包含很多很多情欲成分的审美快感。”他被戴凤莲的小脚所吸引，为了戴凤莲，他抛开人性，杀了单家父子。他的身上也同样存在着一种非文明的，野蛮的性情，揭开人性某一深处的非理性因子的面纱。当然这其后，余占鳌与戴凤莲以及其他人的是是非非、爱恨情仇，都散发着一股浓烈的“酒气”，就像醉后一场意乱情迷的狂欢，迸发出突破规矩的野性因子，让人眼前一亮，随后便感慨人性的复杂。除了这些，我们当然无法忽视余占鳌身上的侠肝义胆和爱国热血。在抗日战争爆发，日本侵略高密这片热土之时，余占鳌挺身而出，带领其他人抵抗日本侵略，即使其中他经历了太多的生离死别、悲欢离合，保卫家乡的信念始终在他的心间久久不散。我们之前说的“酒气”于此便不是“发疯式的狂欢”，而是一种荡气回肠、热血沸腾的拳拳爱国心。历史流转让余占鳌的性格出现不断地转变，但义与爱却成为一个永久的痕迹，烙印在他的心底，铸成他完整的人格。我们说莫言以探究人性本真的目的和视角，透视战争下高密东北乡饱满多面的人性，这种“美丽与丑陋交织”、“龌龊与圣洁交织”、“英雄好汉与王八蛋交织”的生来就是矛盾体的高密人，在不同的走向中谱写了一篇人性之歌，让读者在笑与泪、悲伤与愤怒中叩问人间的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思考人本身。
人性关怀下的高密东北乡，不仅体现在人与人身上，还体现在人与环境之上。这种人性关怀体现在人与自然环境的紧密联系，社会人性与自然兽性的交织与矛盾这两个层面。在这本小说中，我们最能够勾勒刻画出来的，便是这片无边无际的高粱地。小说中也多次以“高粱”作为标题：比如“红高粱”、“高粱酒”、“高粱殡”。高密人世世代代种植高粱，与高粱同生同死、同喜同悲，我们似乎总能够在高粱的身上看到人的情感。在余占鳌与日本人打响的第一战中，戴凤莲不幸被子弹击中死亡，濒死时刻，莫言的描写令人印象深刻：“它们呻吟着，扭曲着，呼号着，缠绕着，时而像魔鬼，时而像亲人，在奶奶眼里盘结成蛇样的一团，又忽喇喇地伸展开，奶奶无法说出它们的光彩了。它们红红绿绿，白白黑黑，蓝蓝绿绿，它们哈哈大笑，它们嚎啕大哭，哭出的眼泪像雨点一样打在奶奶的心中那一片苍凉的海滩上。”“奶奶觉得天与地、与人、与高粱交织在一起，一切都在一个硕大无朋的罩子里罩着。”人的死亡本是瞬息之间的事，但莫言描写的十分详细，他将戴凤莲的死亡与天地、与高粱、与世间万物联系在一起，体现出人与自然的紧密联系。她与其他牺牲的人共同埋没在高粱地中，与高粱同呼吸，与大地相融合，高粱地是最终的回归。“多灾多难的高粱们在月光中肃立不语，间或有一些高粱米坠落在黑图上，好像高粱们晶莹的泪珠。”作者将高粱与高密人紧紧联系在一起，让高粱也有了人的感情，人与自然的血肉联系，也让这片高亮热土有了十足的人性，让自然社会连同人类社会共同迸发出前所未有的生命力。小说有一章节叫做“狗道”，其中人与狗大战的情节看似与整篇小说无关紧要，但实际上也体现出高密东北乡社会人性与自然兽性的辩证思考。文章将视角突然从人与人之间的抗日战争，转向人与兽之间的保卫战争，当然其中也含沙射影，体现了人类战争的兽性因素，也体现了莫言对于人性一定的思考。“他一辈子都没弄清人与政治、人与社会、人与战争的关系，虽然他在战争的巨轮上飞速旋转着，虽然他的人性的光芒总是力图冲破冰冷的铁甲放射出来。但事实上，他的人性即使能在某一瞬间放射出璀璨的光芒，这光芒也是寒冷的、弯曲的，掺杂着某种深刻的兽性因素。”战争为什么会发生？既然有人性的约束，那么为什么这样让一个国家的百姓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的战争会发生？莫言在红高粱中，也体现出了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展现其人道主义关怀。战争是不理性的，是兽性因子的一定作用。在《狗道》中，战争让人们流离失所，而戴凤莲家养的三条狗聚集其他一百多条狗，共同形成了狗队，吃食高粱地上的尸体。而人们为保护尸体，形成了以豆官为首的保卫队，人兽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持久战。但豆官以极其不“狗道”的方式，在狗群放松警惕的时刻，偷袭狗队，让狗队死伤惨重，而其后狗队又因一系列事情产生内讧，分崩离析。狗在尝过人肉过后，兽性大发，摆脱人的奴役控制，但在群体之中，它们似乎有展现出一种极为理性的人性因子，人性与兽性交织在高粱地的上空，逐渐迷惑了读者的双眼，究竟谁是人，谁是兽，人就一定人性十足，而兽一定只有兽性吗？从其中，我们能够隐约联想到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抗日战争，非理性的战争侵略是兽性的一定体现，这种兽性因子，只会带来无尽的伤害和苦果。最后的最后，人兽大战以红毛狗死亡，豆官重伤为结局，但人终归是战胜了兽。人性与兽性、理性与非理性二者的辩证关系也让我们陷入无尽的沉思。但其中莫言所展现的人性关怀是我们所不能够忽视的。
人性关怀下的高密东北乡，是一个充满生命张力的土地，这里野蛮与文明共存、美丽与丑陋交织，无疑是人世间最世俗又最超脱，最具典型的地方。莫言的视角不是冷漠疏离的，他以脉脉温情与人道主义关怀注视着这片土地上的人与物，展现别样的人性天地。
龙思友（一审编辑）
郭瑶（二审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