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阿伽门农》其本质上是一部杰出的伦理悲剧，阿伽门农的家族从珀普罗斯之辈起便被诅咒，在俄瑞斯忒斯弑母达到了伦理悲剧塑造的巅峰。“善的脆弱性”与斯芬克斯因子在伦理选择中发挥重要作用，此文将通过运用文学伦理学的批评方法分析剧本所呈现的伦理混乱现象，以此揭示作品的悲剧性质。
《阿伽门农》是《俄瑞斯忒斯》的前传，讲述俄瑞斯忒斯弑母的起因，而《阿伽门农》的历史背景则被记录在古希腊神话中，据传说阿伽门农的祖父珀罗普斯因恩将仇报使得整个家族蒙上伦理诅咒。阿特柔斯的兄弟堤厄斯忒斯强奸其女珀罗庇亚诞下埃奎斯托斯，埃奎斯托斯的身份原是伦理禁忌的产物，但之后与阿伽门农的妻子，即与其堂兄的妻子通奸，创下了伦理结。阿特柔斯家族的复仇、乱伦、弑杀行为无法得到爱情的庇护，在伦理秩序、伦理、道德面前只能接受惩罚，最终导致悲剧性的结尾。
1、“善的脆弱性”
“作为一个公民发挥作用的能力，涉及各种不同的爱和友谊的活动，以及那些与主要的伦理美德相联系的活动，都要求行动者的善本身无法保证的外在条件。如果取消这些条件，我们无法控制的事件就可能造成伤害，其中包括伦理伤害。”努斯鲍姆在其著作《善的脆弱性》中从古典悲剧出发,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传统悲剧伦理理念作出批判性的解释分析，并最终得出“善的脆弱性”观念。悲剧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反映伦理生活中多重困境与矛盾，在努斯鲍姆的观点中，悲剧实际上是一种脆弱性与偶然性的伦理美学，往往通过运气、偶然的遭遇以及对伦理个体生活极其必要却又将对其造成损害的生活条件等方面展现善良生活中的种种制约因素。人类生活中有许多无法控制的因素影响人们理性上的善良，行动者不得不依赖他人与外部事件实现自己的繁荣与美好生活。
当人们的生活受到运气制约，那么伦理观念可能会随着厄运的到来而随之变得脆弱，“在实践冲突与伦理行动继续的境况中,基于选择的需要,为一些终极价值牺牲另一些终极价值成为人类困境的永恒特征,悲剧已然成为伦理个体的现实生存形态。”阿伽门农是一个典型案例。他面临着道德冲突和取舍，面对国家的不顺，若他不献祭自己的女儿伊菲革涅亚，那么狩猎女神引起的暴风将会使军队不能行军遭受风险，战争失败的影响将会毁誉千载，也会让国家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但是如果献祭女儿，那么他将不能尽一名父亲基本的责任，并违背伦理原则，使他的道德品格与内心信仰遭受冲击。阿伽门农遭受狩猎女神的惩罚，反映其外部环境的困难与挫折。他陷入道德决策困境，这是好生活与好品格之间的裂痕，道德品格成为虔敬活动的阻碍。阿伽门农陷入陷入此窘境，运气促使一位好品格的父亲改变了其信仰，在道德考量上作出艰难抉择，最终舍弃伊菲革涅亚的性命，甘愿承受由此而来的巨大痛苦与道德良心的负担。然而，这种痛骨情感实际上反映阿伽门农的内在的道德要求，体现了其对女儿的爱，也表明其对家庭的责任与义务。
正因为阿伽门农并非不爱女儿，而是在厄运的消磨中陷入道德困境，所以在作品中，歌队并未谴责其行为，而只是为伊菲革涅亚的消逝感到遗憾与悲伤。阿伽门农去世后，歌队用激烈的言辞指责克吕泰墨斯特拉与埃奎斯托斯表达强烈的反抗，谴责其行为令人发指，背叛阿伽门农与国家。
队员未：“难道我们可以苟延残喘，屈服于那些玷污了这个家的人的统治下？”
歌队长：“啊，女人，你尝了地上长的什么毒草，或是喝了那流动的海水上面浮出的什么毒物，以致发疯，惹起公众的诅咒？你把他抛弃了，砍掉了，你自己也将被放逐，为市民所痛恨。”
歌队长：“既然我们最仁慈的保护人已经被杀了......”
民众将阿伽门农称为最仁慈的保护人，指出阿伽门农在人民心中举足轻重之地位，他的离世令民众尊敬怀念。处于旁观者的角度而言，这恰好印证普罗大众能够理解“善的脆弱性”与阿伽门农身上的显印，对德行深厚的人适当进行宽恕是在民众能够接纳的范畴之内。埃斯库罗斯在其悲剧的书写中，不论俄瑞斯忒斯亦或阿伽门农，强调有德性的行动者在作出伦理抉择的时候并不是欢欣鼓舞的,而是在他的实践行为中深刻地体验到一种情感冲突与内心挣扎,感受到行动者的行动与坚守品格之间的错位。善的脆弱性否定悲剧困境的绝对理念，即纯粹作恶抑或纯粹善良，为其注入多元价值，因此，悲剧并非至高价值的冲突，而是内在伦理与外在条件之间的裂痕。
2、欲望驱使下的复仇意识
“人是一种斯芬克斯因子的存在，这是自然选择的结果。”斯芬克斯一个长着女人头、雌狮躯体、鹰的翅膀和蛇形尾巴的怪兽，埃及的狮身人面像便是参照斯芬克斯而造。《俄狄浦斯王》的出现让斯芬克斯因子第一次引发探讨，“斯芬克斯之谜”如今被人类视为代表谜团、复杂以及让人类难以解答的难题，除此之外，斯芬克斯也被用以探讨人类的本质。《俄狄浦斯王》中，俄狄浦斯揭开斯芬克斯之谜，揭示人是由人的头与野兽的身体组合而成，此时的“人类”是人兽合二为一的有机体。人兽融合的形象在世界各地的传说都有体现，例如《山海经•北山经》的狍鸮“其形状如羊身人面，眼在腋下，虎齿人手。”身体与羊相似，但是生长人的面孔，牙齿如老虎一般锋利，而手却呈现人类的形态。中国神话中的女娲亦是蛇身人面，这些传说实际上都共同象征性地表达人类在进化过程中保留动物性，说明古人已经开始试图理解与思考人类的起源与本质，以及人与自然界其他生物的关联，反映古人认识到人类身上保留部分野性与动物特征，人性的多样性与复杂性，暗示人性中既有理性和文明的一面，又有野性和兽性的一面。这种复杂性在阿伽门农的故事中得到了深刻的体现。
克吕泰墨斯特拉是《阿伽门农》中欲望的化身，她的行为反映个人欲望如何超越人性界限，导致极端罪行。如果将女儿献祭给狩猎女神是阿伽门农是权衡国家利益与君王权威的结果，那么克吕泰墨斯特拉弑夫的原因大多起源于个人欲念，野性最终超出人性，让她犯下残忍罪行。
克吕泰墨斯特拉弑夫杀夫欲念源起于四因，首先，阿伽门农发动战争并不纯粹因为扩张版图与自身威望，同时夹杂了占有海伦的念想。其次，阿伽门农为战争献祭其最疼爱的女儿，触发克吕泰墨斯特拉的怨恨与不满。“他满不在乎，像杀死一大群多毛的羊中一头畜生一样，把他自己的孩子，我在阵痛中生的最可爱的女儿，杀来祭献，使特拉克吹来的暴风平静下来。”阿伽门农破坏了母亲附依于女儿的爱，关于这一点，使得观众能够与克吕泰墨斯特拉产生共情，似乎让克吕泰墨斯特拉的罪孽看似不太深重。“这里躺着的是个侮辱妻子的人，特洛亚城下那个克律塞伊斯的情人；这里躺着的是她，一个女俘虏，女先知，那家伙的能说预言的小老婆，忠实的同床人，船登上的同坐者。”第五场的克吕泰墨斯特拉的自白显明第三件弑夫原由：嫉妒阿伽门农战争归来仍然带来一名美人卡珊德拉为妾，厌恶丈夫三心二意的品质，这亦能够博得同情。而第四桩原因克吕泰墨斯特拉并未明确表述，但是从细节可推断而知。克吕泰墨斯特拉在阿伽门农即将归来的时候对歌队长以及长老们说道：“愿他回来，在家里发现他的妻子很忠实，和分别时候的人儿一样，他家看门的狗，对他怀好意......一个高贵的妇人这样大说声声，没有什么可耻。”一位等待战争凯旋的王后突然提及希望国王归家发现王后仍然忠贞，这句话似乎包含了隐晦的意味，已经潜在地指向出轨的可能性。阿伽门农遇害后，歌队队员描述“很明显，他们这样开始行动，表示他们要在城邦里建立专制制度。”俄狄浦斯得知自己的罪行之后永不原谅自己，离开了国家，流浪一生作为自我惩罚。反观克吕泰墨斯特拉的行为也并非完全正义，同时她也理应背负丈夫与女儿离去的痛苦，但最终克吕泰墨斯特拉没并未惩戒自我，而是理所应当与埃奎斯托斯通奸并且共同主持国家，在此可以认为先前的铺垫皆是为通奸行为埋下的借口。
整体而言，《阿伽门农》所呈现的家庭悲剧，夫妻之间的伦理是主要矛盾。克吕泰墨斯特拉报复阿伽门农并且与埃奎斯托斯通奸犯下伦理禁忌，尽管自恃持有正当理由，但是一报还一报的因果必然造成悲剧后果，形成新的伦理结，造成家庭伦理再一次混乱。罪恶的结果终究会使其承担后果，这是摆脱伦理困境的唯一解，也是解开众多伦理结的必然选择。
3、悲剧的道德净化作用
阿伽门农的悲剧实际上应该追溯到珀罗普斯，珀罗普斯杀害岳父俄诺马俄斯，之后阿特柔斯的兄弟提厄斯忒斯诱奸阿特柔斯之妻，从此整个家族便陷入了混乱之中。堤厄斯忒斯在阿特柔斯的设计下吃了自己的两个儿子，强奸亲生女儿生下埃奎斯托斯，让这个不伦不类的存在报复阿特柔斯。埃奎斯托斯如他父亲所愿，不仅戕害阿特柔斯，也间接杀害了阿伽门农，使整个家族笼罩在悲剧的乌云之中。
黑格尔曾提到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悲剧的真正作用在于引起哀怜和恐惧而加以净化。他所指的并不是对自我主体性格协调或不协调的那种单纯的愉快或不愉快的情感, 即好感和反感。……我们必不能死守着恐惧和哀怜这两种单纯的情感, 而是要站在内容原则的立场上, 要注意内容的艺术表现才能净化这些情感。”所谓“怜悯”指道义上的同情心, 对于悲剧人物不该遭受的厄运引起道义上的同情;而“恐惧”, 则是观众对自身可能陷入类似困境的担忧，二者都是忧虑痛苦的负面情绪, 相互对立、统一、渗透。但怜悯与恐惧不是悲剧的最终目的, 二者长期积压在心, 必然会对观众的身心造成一定的损害。但其实并非如此，亚里士多德主张借用悲剧的艺术效果把人们积压在内心的怜悯和恐惧引导出来, 当一个行动者对悲剧事件作出情感回应时,就已经在发展一种丰富的有关自我的理解,使痛苦压抑的情绪得到宣泄、排解, 审视自我的道德立场与行为，让消极感情得到陶冶或净化,这才是悲剧的目的之一。阿伽门农家族的悲剧给予古希腊城邦以警醒，通过其情感深度与道德挑战，人们恐惧与神谕的诅咒，则会反思自身行为，怜悯阿伽门农的境遇，则会共情于他人的道德立场，增强道德意识。
席勒指出, “只有在暴力的状态中, 在斗争中, 我们才能保持住我们的道德本性的最高意识, 而最高度的道德快感总有痛苦伴随着”,“凡是在悲剧中获得审美快感的地方, 也就是道德法则奏效的地方, 道德法则决定审美快感”。在《阿伽门农》中，杀戮血亲的形式令人可恶可憎，但同时这也能够唤醒观者心中强烈的道德感谴责、不满如此行为。阿伽门农身兼国王和父亲的双重痛苦角色才能在戏剧冲突中得到充分展现，君王威严与女儿情深都在悲剧情节中得到表现，从而使得观者面对戏剧呈现面对命运诅厄时张耀的崇高道德情怀，使观众意识到道德法则才是第一要义。道德法则的胜利体现了罪恶阻碍在悲剧中的无力与荒谬，神谕、命运、父权制度等一切使得《阿伽门农》造成悲剧的根因在道义衬托之下越发显出被拷问后的苍白。而正如席勒所追求的, 读者在悲剧中“体验到道德法则的威力大获胜利……这给我们的快乐, 远远超过自然世界里一切矛盾能使我们痛苦的程度。”虽然观众能在反派角色的异化中感到生命的罪恶与毁灭, 从中看到人类的软弱无力和一种非人生存的现实, 但是, 仍然会有主角不屈服于既成的不合理秩序, 坚持进行斗争。如同俄瑞斯忒斯一样，在黑暗残酷的世界里仍然保持自己的信仰，惩罚罪恶，即使一生都在复仇神的阴影之下也未屈从，这种坚持无味与面对命运的精神是悲剧中的核心元素之一。真正伟大的悲剧作品能够培养观众的审美超越意识, 激发观众改善现实生活的愿望与力量，使观众获得改造现实生活的勇气与决心。悲剧不是悲观主义, 相反悲剧之中可能蕴含着比喜剧更加丰富的乐观主义, 悲剧的最终目的应是加强观众对于人类美好事物的信念。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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