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后现代主义作家卡尔维诺的代表作之一，《树上的男爵》以童话式的书写影射现代社会不和谐的生存现实，完成了个体实现自我完整道路的探寻。本文借助结构主义理论中的二元对立，从人物形象、主人公内部和环境设置对《树上的男爵》这一文本中存在的对立现象进行分析，从而探究小说所蕴含的深层话语。
关键词：《树上的男爵》；二元对立；个体自由
《树上的男爵》是一部具有童话思维和寓言色彩的小说，卡尔维诺通过虚设一个树上的世界来塑造人物形象，叙述故事情节，这些叙事语言并非是自由发挥，随意组合的，而是在二元对立中相互关联，相互依存，从而完成揭露社会痼疾，探寻个人自由实现的道路的任务。
二元对立是语言学家索绪尔所创立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基础，也是结构主义的一个重要概念。按照索绪尔的观点，语言现象中任何一个符号的意义都取决于它的差异性，取决于它和上下左右其他符号的对比关系，对于其他社会现象而言，它们各自的特征也只能在对比关系中显现出来。观照《树上的男爵》，我们可以发现，小说主要围绕柯希莫在树上的生活展开描写，柯希莫之外的环境和人物之话语行为，时时与其相互对照，使柯希莫的行为内涵在作品的意义层面得以生成，此外，柯希莫本身对社会形式上的疏离与实质上的回归，也强化了小说的主题。
一、反抗与屈服的对立
从小说的故事层面看，柯希莫不满沉闷压抑的家庭生活而选择了上树，并终身生活在树上，他是小说里唯一采取实际行动对荒谬社会进行反抗的人，由此和其他人物形成了一种对立，是反抗与屈服的二元对立。
柯希莫的反抗贯穿小说始终，从表面上看这是他对蜗牛做的菜的抵抗，实则父亲的威严专制、侯爵家庭的繁文缛节和苛刻的贵族生活秩序，才是导致柯希莫毅然决然爬上树、逃离家庭的真正原由。其实，皮奥瓦斯科·迪·隆多家庭对于人性的压抑和人的个体自由的约束在小说开头就表现了出来：孩子需要满足一定的年纪方能同全家人一起在餐桌边吃饭；餐桌上的座位与身份相匹配，首席上端坐的是父亲；用餐时的姿态和声音都需要注意……全文没有提一句教条、秩序、不自由之类的话语，但字字写满了“囚笼”，这又何尝不是当时大环境社会中人性缺失的缩影呢？重复的身份、教条式的生活压制了柯希莫向往自由的天性。因此，当柯希莫上树后，他在不断地探寻真正实现个体完整的道路，以此完成内心深处对旧礼教和荒谬社会的反抗。在后来的一生中，他所有的选择都瓦解了先前固定的、传统的生存轨迹的束缚，不管是和薇莪拉、村民、烧炭工、强盗等人打交道，还是学习修剪树枝的技术，组织大伙建水坝防火，摧毁海盗袭击商旅的阴谋，都是柯希莫自主选择的结果。他就像一个孑然一身的孤勇者，凭着自己坚定的信念诠释了自由自在的生活，表现出反抗者的姿态。
作为柯希莫——个体自由的对立面而出现的，首先是柯希莫的弟弟彼亚乔。彼亚乔同样对恪守繁琐的贵族传统表现出不满的情绪，但他终究还是屈服于权力的压制，从在餐桌上吃下蜗牛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他这一生会循规蹈矩地生活下去。小说的结尾部分更是直接表露了彼亚乔的心声：“青年时代的理想、光明、我们十八世纪的希望，统统化做灰烬。”一种隐约的被支配的恐惧悬在彼亚乔的命运之上，就像被支配着吃掉蜗牛一样，彼亚乔仍然没有能力挣脱社会这个大漩涡的束缚，只是希冀能一如既往平静地活着，这与柯希莫是截然不同的。
纵观小说文本，其他从未想过改变、只是顺从扭曲的社会规则的人物也与柯希莫这一人物形象形成了对比：贾恩·德依·布鲁基原是闻名翁布罗萨地区的强盗，可当他沉湎于书本中不再作恶时，所有抢劫行为仍然会归在他头上，并让他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律师骑士埃内阿·西尔维奥·卡雷加做了苏丹的密探，最终却被他忠诚于的苏丹杀死；福施拉弗勒尔神父一生信仰宗教最终却被冠以渎神的罪名，“至死他也不明白在他把整个一生奉献给宗教之后，他到底相信什么。”他们选择正常生活最后却毁灭于社会秩序之下，新旧交替时代人类生存的困境不言而喻。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和彼亚乔是一类的，这一类“正常”人物群体的生存境况与柯希莫形成了一种对立，更好地揭示了柯希莫的这一人物形象的意义所在，柯希莫的一生正是人类精神成长的隐喻，他的坚持与执拗中蕴含了某种更深刻的东西。或许柯希莫选择上树是少年冲动之举，然而正是在这些人物的命运中他明白了反抗的本质意义，在反抗当中超越了自我并发现了生活的意义所在。
二、疏离与回归之间的对立
柯希莫自身内部也存在着对立。小说中写到过一句话：“谁想看清尘世就应当同它保持必要的距离。”这是柯希莫对伏尔泰的问题——待在树上的意图是什么——的回答，毋庸置疑，柯希莫上树的行为是对社会的疏离，但在柯希莫那里，保持距离不是纯粹地脱离社会，成为自己一个人的主宰者，而是为了看清尘世，在融入社会的同时又保持主体人的个性，所以他的一系列行为都具有对立性质。他一方面在树上行走如飞、恣情忘意，一方面又为凡情俗务所困；一方面是一个执着坚守的孤独英雄，一方面又积极参与社会生活。
事实上，柯希莫起初对外界社会的排斥和疏离完全是由于父亲阿米尼奥的威严和专制，他讨厌阿米尼奥在新旧交替时代“不合时宜的思想主宰”，因而也对父亲禁止他所做的事情产生了好奇，比如他上树后去的第一个地方是家族仇敌翁达利瓦家的花园。随着对树上生活的适应，柯希莫对生活在树上渐渐有了清晰的规划，表现出主动的疏离状态。柯西莫在晚年回顾一生时就曾说：“许多年以来，我为一些连对我自己都解释不清的理想而活着，但是我做了一件好事情，生活在树上。”他在树上搭建房子，帮助农民们干活；在树上打猎、读书、和爱读小说的强盗交朋友；在树上接受父亲的授爵礼、恋爱和失恋；在树上制定宪法草案、领导人们起义、和奥地利人作战……最后被热气球带走，消失在大海的那一头。
柯希莫以异于常人的方式过完了一生，我们可以把柯希莫的生存方式称为对社会的疏离，他上树最大的追求在于从社会的束缚中挣脱出来，探寻个人自由的可能性。然而，在这种状态下的柯西莫并未成为一名孤独者，他只是在树上来审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并换了一种方式参与到社会事务中去，最终实现了自我本性即自由完整的存在之回归，也体现了他对社会的回归。
三、树上世界与地面环境之间的对立
作为人物存在的处所，环境的设置与人物是分不开的，在《树上的男爵》中，卡尔维诺更是直接借助人物的生存环境的差异来表现柯希莫与其他人之间的对立关系。小说创造了一个神奇的树上世界，受到家庭压制与束缚的柯希莫追求自由的方式是上树，很明显，这一树上环境与现实的地面环境是相对立地存在于文本中的。
交叉的树枝、透过树叶的绿色阳光、悬空的泉水、各色叶子丛和动物成了柯希莫的天地，在这里，柯希莫借助自然条件建造水渠洗浴，用动物的皮毛御寒，用扦子烤炙野味，贴着树皮生活，盯着羽毛、兽皮、鱼鳞过往，树上世界仿佛无边无界，圣栎树、橄榄树、花椒树等各种树木都在主人公柯西莫脚力所及的范围内，这是人类向自然的回归。从作者对树上世界的描写中，我们已经可以感受到树上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对立状态了，与地下的生存环境一相对比，自然与社会的隐喻也就凸显出来。小说的故事背景是十八世纪后期到十九世纪的意大利，在这一时期，工业文明的发展使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都发生了疏离，就像小说结尾写到“翁布罗萨不复存在了。凝视着空旷的天空，我不禁自问它是否确实存在过。”从表面上看，是人类社会宰割了自然而已，然而，这也意味着人的自我的失去——工业文明所带来的的技术理性重塑了人类思维，作为自然个体的人再难以逃脱世代性群体的规束，反而把它们当作外在的规律和人本身的命运去遵循和服从，渐渐地失去个人主体性和完整性，成了社会的附属物。当然，这也可以看作是卡尔维诺对现代社会人的生存困境——个体如何在普遍的、群体性的历史之中保持其自由与个性，又如何开辟一条真正富有意义的生命之路的影射。
一言以蔽之，树上的世界与地面的世界之间的对立隐喻着自然与被物化了的社会的对立，在离幵了地上的安逸环境之后，柯西莫爬到树上，面对恶劣的生存环境，他没有退缩，而是积极勇敢地改造环境，充分利用一切可利用的资源，在树上缔造了一座属于自己的自由王国，他还用心经营着这个树上王国，密切地参与着地面上的一切活动，使自己绝不至成为一个风餐露宿的野人，甚至在人群中获得了令人敬仰的地位，从而真正地从一个贵族家庭的公爵之子的身份中解脱出来，成为一个可以决定自己的想法并付诸行动的自由人。
当卡尔维诺专心塑造那个树上的幻想世界时，不管他是有心还是无意，作品都在很大的程度上观照了作为现实的维度，他们共同的统一于小说之中。
四、结语
在这一系列的对立描写之中，我们看到了小说幻想与现实相交映的特质。卡尔维诺没有解释事情的前因后果，直接虚构了一个生活在树上的男爵的形象，就像童话故事里的设置一样，为了使小说成为小说，在预设了柯希莫生活在树上这一情节下，作者又采取了很多手段，增强了其真实维度。当我们自足于作品的形式来看上述二元对立现象时，便可以发现，卡尔维诺给出的主人公实现个人完整和自由的道路是不可以效仿的，毕竟现实中没有那样的树上世界，那意义又何在呢？
在繁复的现代社会体系中，工业毁灭了自然，时代变得更加虚伪。卡尔维诺在小说中透露出来的人的真实的情感逐渐丧失、对自我的认知渐渐模糊、对外界的技术理性无条件的服从，结合起来，正是对现代生存危机的反射。不管是柯希莫与他人的对立还是柯希莫自身内部的对立，实际上给我们恢复自由指出了一条道路，即走不寻常的路：时刻要意识到身而为人的主体性，与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与被社会群体同化相比，更可怕的是意识不到自我的被同化。为了摆脱这种无意识，身为个体的人需要简化环境，还原心境，不为短暂的、流行的、不具有持久性价值的事物左右内心，才能真正寻访到通向个体自由之路。
(一审编辑：刘欣怡)
(二审编辑：何佳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