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的戏剧语言饱含着人文主义的激情，尤其表现在剧中主人公演绎大段的内心独白时，其情感真挚、情调激昂，具有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当众演说的意味。他很少运用情感指令支配剧中人举动和表情，有的只是演员上下的舞台提示。读者可以凭借这些饱含情感的语言想象出人物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这些人物从剧中“活”了出来，像是生活在现实里。他们所说的话不需要被安排，仿佛就是他们自己说出来的一样。这种“活灵活现”的戏剧语言蕴含着莎士比亚独特的戏剧创作观念，其中不少与东方民间俗语的思想高度契合。

一、突破“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的报应观

俗话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传统的民间思想一般认为，好人一定有好报，恶人一定有恶报。历史上也不乏这样的事例。古有秦穆公嬴仁不杀吃马野人，后被野人挽救于沙场，有魏国丞相魏齐受谗言陷害范雎，后反被范雎追杀，最终落得自杀的下场……然而，莎士比亚的悲剧却突破了这一思想，他笔下的人物不能简单地以好人和恶人的名号概括，有的是作恶者、复仇者和无辜者，作恶者在“恶人”的范畴内，无辜者和复仇者在“好人”范畴内。在莎士比亚的悲剧中，作恶者一定会有应得的下场，但复仇者和无辜者难逃命运的捉弄，亦以死亡告终。不论是《哈姆莱特》中的哈姆雷特、《奥赛罗》中的苔丝狄蒙娜、《李尔王》中的考狄利娅，还是《麦克白》中的邓肯国王，他们都是心地善良、具有崇高理想的人文主义者，却与作恶者一样，走向了死亡的归宿。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变了形”的报应观与莎士比亚的复仇观有很大联系。不同于“以德报怨”的道家思想，莎士比亚的悲剧更多地传达了“以怨报怨”。当在鬼魂那里知晓父亲死亡的真相时，哈姆莱特暴怒，发誓要为父亲报仇，惩罚奸恶的叔父与乱伦的母亲；再受伊阿古的煽动后，奥瑟罗变得极其糊涂，竟亲手掐死了苔丝狄蒙娜；就连善良的考狄利娅也会诅咒两个不孝的姐姐……但这并不表示他们的反应与行为是错误的，实际上，道家“以德报怨”的思想很难践行，尤其在触动人类最基本的情感时——亲情和爱情。杀父之仇、亲戚乱伦、爱情背叛和子女不孝等等，这些都是违背道德准则的行为。而面对这些天理不容之事时，又怎么能强迫哈姆莱特、奥赛罗以及考狄利娅放弃怨恨，去“以德报怨”呢？

二、利用“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制造巧合

《奥瑟罗》第三幕第三场中，凯西奥担心奥瑟罗还在气头上，便悄悄地离开了；苔丝狄蒙娜出于善良和责任感，试图说服奥瑟罗恢复凯西奥的职位，这些是“眼见”，是“实”，却在伊阿古的恶意解读下，一切都变了味道。在“耳听为虚”的引诱下，加上“眼见为实”的偶然配合，误会被无限地放大，成为悲剧爆发的导火索。

三、“人在做，天在看”的命运感

《哈姆莱特》中，借霍拉旭之口，莎士比亚传达了他的命运观，即“上帝的旨意支配一切”。上帝是见证者，为霍拉旭和马西勒斯的誓言作证；上帝是公正的裁判，不辜负忠心耿耿的人；上帝就像有一双无形的手，操纵着一切。莎士比亚的悲剧具有极强的戏剧性，但与其说这是巧合和偶然，倒不如说是命运的世事无常。哈姆莱特无意之中杀害了奥菲利娅的父亲波洛涅斯之后，被叔父国王派遣到英国去，却在途中遇上了盗船。这艘盗船的出现，恰恰让哈姆莱特发现了国王发给英王的密令，他下定决心回到丹麦，复仇雪恨。正如哈姆莱特所说，“一切都是上天预先注定的”，这艘盗船就是上天注定好的。

《李尔王》中的命运之手被描述为“不可知的力量”，弄人是不可知力量的化身，他以“愚”示人，实则大有智慧，或发表评论，或表达对主人公的同情，或讲几句寓言启迪人们。如果说，《哈姆莱特》和《李尔王》的主人公在设法摆脱自己的命运时，命运却设法让偏离的轨道回到既定的航线的话，那么《麦克白》可以说，是对命运的指令亦步亦趋。三个女巫的预言正代表着麦克白日益膨胀的野心，她们的预言恰好符合他的心愿。他对她们的预言坚信无比，他坚信着，“不要害怕，麦克白，没有一个妇人生下的人可以加害于你”，但却被坚信愚弄，难逃命运的悲剧。

马克思说，文学创作要“莎士比亚化”。透过莎翁的四大悲剧，我们可以看到莎士比亚在汲取民间思想的同时，又不断对其进行超越和突破。第一，莎士比亚的悲剧突破“恶有恶报，善有善报”的报应观，作恶者这类“恶人”一定会有应得的下场，但复仇者和无辜者这类“好人”难逃命运的捉弄，亦以死亡告终；第二，民间思想中“眼见”本是“实”，而在莎翁的悲剧中却变了味道，在“耳听为虚”的诱骗下，“眼见”也变成了“虚”；第三，将“天在看”的命运操弄者“天”有形化，借剧中人物之口，预告了不可知的命运悲剧的走向。

(一审编辑：吴仪）

（二审编辑：欧阳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