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文所安《初唐诗》中对王绩有这样的表述：
“陈子昂的组诗由于与其复古论辩的背景相关而被人们记住，并且对唐代诗歌产生了持久的影响。王绩的组诗却由于大多数是对隋代对立诗论的回应而被忘记了。或许《古意》在美学上不如《感遇》那样令人满意，但是真正的失败原因可能在于它们是孤立地写于中国诗歌史上的一个错误时刻。”
我认为，王绩的声音被埋没“因为孤立地写于中国诗歌史发展上的一个错误时刻”的结论恐怕不尽然。暂且不妄论其他，陈子昂所在的“复古潮流”时代的声音，难道隋代对立诗论就没有发挥过同样的作用吗？事实上，所谓“复古潮流”某种意义而言只是对立诗论的一种发展，作者在本书开头也谈到了“这一对立诗论最后发展成为复古理论，在八世纪初至九世纪初中国诗歌最伟大的时代里，发挥了重要的作用。”（P12）
既然对立诗论的声音从隋末诞生开始就一直存在，那么何言王绩所处的就一定是一个“孤立的时代”呢？何况“七世纪开初几十年，对立诗论盛极一时”（P35），连当时秉政当轴、名冠朝野的虞世南都不得不表面上（或许也有真心，只是笔力不能及，多年的审美习惯更难以改变）逢迎：“帝尝作宫体诗，使虞世南赓和。世南曰：‘圣作诚工，然体非雅正，上有所好，下必有甚。臣恐此诗一传，天下风靡，不敢奉诏。’”，诸如此类，史料上比比皆是。这样兴盛的对立诗论“舆论背景”，王绩的反对何至于只成为了螳臂当车的微弱驳击呢？以他的艺术成就，《古意》组诗（暂且就拿文中举出的《古意》作例吧）本应该被朝堂中对立诗论的支持者当成典型——身占要津的这群人之所以声嘶力竭也没有颠覆宫廷诗的沿袭壮大，不就是因为缺少王绩诗歌里的艺术禀赋吗？
然而成于斯者也易败于斯，王绩虽然以“宫廷诗的对立面”为作诗立足点（原文有类似描述，如“与对立诗论一样，王绩的诗是对宫廷诗的贵族的、世俗的荣耀的一种对立宣言。”（P53）），但他的诗作却不是一匹驯顺的良驹，或者一匹毛色微瑕但仍足以背负儒家传统道德观的千里紫骝（陈子昂正属于这一类）。他的诗狂妄恣肆，桀骜不驯，仿佛立誓要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全方位地向宫廷诗宣战。而最重要的诗歌主体——他本人的形象，在诗中可以潇洒：“百年随分了，未羡陟方壶”；可以平易：“遥呼灶前妾，却报机中妇”；可以有着冷静如针刺般的睿智：“眼看人尽醉，何忍独为醒”；可以犀利地道破道家“不可说”的妄念：“回头寻仙事，并是一空虚。”
甚至可以是癫狂的、潦倒的、充斥着醉意和欲望的：“黄金销未尽，只为酒家贫”；“有客须教饮，无钱可别沽”；“昨夜瓶始尽，今朝瓮即开。梦中占梦罢，还向酒家来。”几乎关于隐士的所有可利用，可抒发感情，可应景的形象，王绩都来者不拒，毫无偏袒地将他们放逐在自己的诗中，且饮且叹，且歌且行。
然而，独独除去一种——那形象一定不能是个贵族。
华美的，矫饰的，精于设计的，定好了题目，也定好了“三部式”结构（P8），在宫宴上应尊者之邀，矜持地从唇齿间斟酌而出的宫廷诗，王绩拒不肯施以青眼。从他无数次抒写过的潦倒甚至于狼狈的醉态里，我们得到了宫廷诗最有力的驳正。
这反驳自然是精彩的，且异乎寻常地精彩，不仅在当时独步，后世也时常慨叹他作为登高者的孤独。但反驳也就是他的全部了。除了反驳——用朴素冲淡华彩，用清吟代替钟鼓齐鸣，用世俗代替高雅；用流畅的叙事代替“填词”式的无病呻吟，王绩于儒家道统，于对立诗论的贡献在哪里呢？如果非要举例，或许也可以举出“新垂滋水钓，旧结茂陵罝。”（以吕尚自比）的一点上进心，但更多的——“礼乐囚姬旦，诗书缚孔丘。”在那些手持笏板的道德家眼里，这简直是大逆不道！
也许有人要据此质疑陈子昂作诗的动机和主体：《感遇》不仅涉及道家的中心思想，而且“贤人失志”而转向退隐（P146）的主题甚至要占《感遇》的大多数，它们又凭什么坐了道德家们免费宣传的顺风舟呢？《感遇》主题多样，除了道家归隐风味的主题之外，还有很多复杂的解读——陈子昂怎会想到他的《感遇》要为这许多目的服务呢？那样一个发扬蹈厉，睥睨世俗的人呵！事实上，和复古思潮相联系的往往只有“怀古”主题的部分。而最关键的一点——他明确提出复古主张的《修竹篇》，通过对竹子的伦理和政治的寓言性处理而被“列入对立诗论的阵营”（P131）。这一部分的诗歌在当时即产生一定影响，而后世对立诗论、复古主张的支持者还在不断加深和肯定陈子昂的这一贡献。支持对立诗论的诗人们也许并不是影响力巨大的朝廷命官，但一旦他们具有这样的社会影响力，一定会首先在文风上加以不遗余力的倡导。这是其中蕴含的深刻的儒家伦理思想所决定的。
古文运动的领头人韩愈曾经说“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把陈子昂的诗推到了古今独步的地位，倒是恰合陈子昂自己“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境界了；杜甫作为儒家的忠实拥趸者，以诗人之盛名称赞他“有才继骚雅，哲匠不比肩。公生扬马后，名与日月悬。”再往后的元好问等等名人都一次又一次地将陈子昂从文学史的砂石里挑出，对《感遇》组诗等作品推崇之至，陈子昂也就在这样的赞赏中逐渐被垫高了脚跟。
而过于狂诞，且将这狂诞毫不掩饰地流泻于诗文之间的王绩，也就在一层一层的流沙冲积里悄声匿迹。在漫长的一段时间里，他在文学史中留下的，只有文本自身寂寞无人赏的光华。
虽然已经有对立诗论作为背景，但陈子昂“复古”观念的提出无疑还是起到了重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诗人的诗作虽然不一定要全体现这种单一的主题，但是诗人本身对这种观念的倡导至少是一种风向标。这意味着对立诗论的道德家们在引用这些难得的盛世气象的“胸臆语”作为艺术表现的典型时，不必再忧虑这个幌子的纯洁性——因为诗人本人就正式地表明过对这一观点的尊崇。有《修竹篇》开篇的几句作为基底，陈子昂再多的归隐之辞都是可以忽略的，正如有了“以诗为词”的名头，苏轼百分之八十的正统“婉约”词都可以被视而不见。
（一审编辑：欧阳蔓）
（二审编辑：谭薇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