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流放地》的叙事场景主要有三个：对犯人行刑、军官对自身行刑、旅行家参观前司令官的墓地，但文章的笔墨却集中于军官对旅行家关于机器和行刑的独白性介绍。因此旅行家虽然贯穿了全文，但军官的主角地位是十分明显的，读者在阅读中很容易关注到这样的主题：“暴力”、“工业异化”，其分别对应的便是“行刑”和“机器”，是工业化浪潮中向现代理性社会转型阶段人们的痛苦和茫然。但这两个子题是否足够阐释这篇小说呢？这里我不得不指出，刑罚的残酷并非意味着军官是原始野蛮社会的非理性产物，相反，他坚定地认为违反了他们的法律就要受到惩罚，并且坚信正义将在这一过程中得到伸张，刨除法律程序是否符合现代社会人道主义标准的问题，他其实已经树立了很强烈的法律意识。
军官的理性却并没有给他带来生活下去的力量，对军官来说，小说中反复出现的一个动作元素就是放逐。他严格地遵守当地法律程序行刑，但行刑过程却越来越简陋，最后只有一位外国旅行家成为了行刑的唯一旁观者；他曾引以为精神支柱的老司令官已经死去，他不得已将自己的精神寄托在一架行刑的机器上；旅行家拒绝了他的关于重振行刑场的假想；手下的士兵和犯人一起违反执行规则；在小说的第二个场景，当他希望用他狂热地热爱着的这家机器给他一个理想的12小时的了结时，机器也背叛了他，以近乎“谋杀”的方式在极短的时间内结束了他的生命。对于理性的遵循给他带来的是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毁灭，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抛弃军官的并不是文中任何一个具象的能指，而是理性精神本身。他对行刑的严格遵循最终引向了他的灭亡，卡夫卡通过这篇小说展示的实际上是理性带给人们的不幸，体现出他对人类命运深切而悲观的忧患意识。
对于这一主题的阐释就是军官被放逐过程的再现。
文章开篇就有无数的缺位，表明军官并不是在旅行家参与的这一行刑场景中被持续放逐并走向死亡的，他的被放逐的生活状态显然已经维持了很长时间：“这些本来都是可以让机工干的活，可这位军官，不管他是这架机器的忠实崇拜者也好，还是由于其他原因这种工作无人可派也好，他却干得非常起劲。”作者看似无意提供的两个缘由实际上深刻地反映了军官的生存境况：一方面是权力的缺位，另一方面是军官严格遵照行刑程序，新司令官的种种打压政策却带给他持续的无意义感，他在精神上无所依托，只能以一架机器为维持自己行为的动力源泉。
与此同时，旅行家自身“只是出于礼貌才接受了营地司令官的邀请，来观看一个因不服从上级、侮辱上级而被判处死刑的士兵执行处决的。”这样，旅行家就变成了行刑过程的一个纯粹的旁观者，而非见证者，因为他从根本上并不认同这一在现代社会中并不符合人道精神的行刑过程，也不认为在这一过程中正义得到了伸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行刑的“观众”实际上是不在场的。军官又一次被放逐。
军官对于行刑机器的狂热的热爱同样被完全地消解了，某种意义上，军官并不以现在这架残破的、频出故障的机器为寄托，他所热爱的是老司令官在世的时候那架常新的完美的机器，小说中军官三次向旅行者展示图纸，并表现出极度虔诚的态度，在拿出图纸之前先洗了一次手，并且表示“很抱歉不能把它交到您手里，这是我拥有的最可珍贵的东西。”图纸是通往过去那架完美机器的窗口，是军官的狂热情绪真正的倾注对象，而与此形成对照式反讽的是，现实中的这架行刑机器不断以异状提示军官和读者其不在场的状态。在对两次行刑（犯人/军官）的有限的篇幅描写中，机器一共出了四次故障，而文章开篇军官对机器满怀着极大热情的修整似乎在暗示我们，这场行刑本来应当是“万事俱备”的，机器屡出故障显然不是一种随意而偶然的安排：在旅行家表示自己对于行刑已经完全明白了，军官急于为他展示行刑的同时，机器“嘎、嘎地响”，军官不得不爬上去检查“绘图员”；重整之后，士兵把犯人领到指定位置，却发现机器上用于捆犯人双手的皮带断了；军官在好不容易把毡团塞进犯人嘴里，犯人吐了，机器再度被弄脏；最后一次，机器在执行军官对自身的惩罚时，出了最大的故障，直接以“谋杀”一般残忍的方式，在短时间内刺死了军官。所以显而易见的，军官再一次被机器放逐。
机器、旅行家、副官都是行刑的人事系统之外的人，而在与此次法律执行直接相关的几个角色：司令官、军官、士兵、犯人中，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个结构设定：现任司令官——军官；军官——士兵；士兵——犯人。这一组人事结构恰恰都构成了上下级关系，其中前司令官和现任司令官完全不在场，而反观小说的第一个场景，我们可以简要地概括为“行刑”，而犯人之所以被行刑，是因为“对上司不敬”，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具有反讽意义的类比结构，如果说犯人被执行刑罚是因为对上司不敬，那么士兵对军官是什么样的态度呢？军官对现任司令官是什么样的态度呢？先来看“军官——士兵”这一组，小说中的士兵似乎并没有干出什么出格的事情，但我们应当注意到的是，在犯人专心地听军官解释机器的功能的时候，士兵的态度和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显得非常冷漠，当犯人不遵守规矩想要吃粥的时候，士兵在阻止他的同时自己却违反法律程序，贪婪地进食。士兵虽然没有和军官发生直接的冲突，但在他身上，道德和理性的沦落是非常明显的，他对于行刑过程的冷漠，对于法律程序的漠视，恰恰说明与军官相比，士兵还没有建立起理性精神，但是在小说的结局，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士兵和犯人并没有遭受任何的惩戒，这一结构中士兵的行为和结局构成的反讽效果正充分地表明了作者对于理性的不信任态度。
与军官——士兵这一对上下级相比，军官的上级，现任司令官只在对话中出现，军官被其削弱势力并放逐的地位是可以确定的，值得注意的是军官对现任司令官的近乎诋毁式的不满，由于现任司令官不在场，因此这一部分向来有很大的理解空间，这里我想说的是小说的第二个场景——军官的自我行刑，正好对应的是小说刚开始的行刑逻辑：对上司不敬就要接受行刑，直接定罪，没有辩护环节。最终非理性地反抗上级指令的犯人得到了赦免，为执行理性的法律程序而对上级表示不满的军官被行刑，这一具有反讽意味的情节结构设定，极有张力地再次给对理性的不信任加上了着重号。现任司令官是不在场的——这一设定表明，无论现任司令官是否在场，基于理性的反抗最终都会将人们引向灭亡，我认为现任司令官不在场的设定正把这个主题烘托到了最高峰。
前任司令官作为支撑军官的动力之一，其对军官的放逐不仅仅是死亡的不在场形式，而且更在于虚幻性——军官对前任司令官的丰功伟业的描述在小说的第三个场景彻底破灭，那个掩藏在茶馆破烂的桌子底下的墓碑让人对前任司令官生前的处境产生了强烈的质疑，但碑文上的字又极具讽刺意味地呼应了军官对老司令官的吹捧：“有预言道：若干年后，老司令官将会复活并从这所房子出发带领他的追随者收复这块流放地。保持信念，耐心等待！”但周围茶馆客人们的讥笑已经将情况说明得很清楚了：前司令官，作为军官的精神支柱，其生前的处境就已经放逐了军官，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他的死对军官来说反而可能是一个精神回归的过程，因为前司令官只有以死亡的方式缺席，军官才能够自由地构建他幻想中的雄伟功业，建立理想的精神实体，以与现实抗衡。
如果把这篇小说所构成的语境场域具体化，那么我们能够得到的场域图就是军官在各种离心力中土崩瓦解的景象，每一个向度的放逐都指向了小说第二个场景中军官的自我惩戒，在按照理性履行义务的人生中，没有任何一个向度给他支撑的力量，因此理性在种种背叛中全然崩盘。
另有一点能够佐证的是旅行家的角色转换，在经历了小说的前两个场景之后，旅行家在小说中的功能角色已经发生了转变，他在军官做出自我惩戒的决定的时候心里活动是：如果他处在军官的地位，他也会这么做，最终看见军官的惨烈遭遇的时候极力想要那架机器停下来，参观茶馆中老司令官的墓碑的时候并没有回应码头工人们荒唐的讥笑，这一切行为非常明确地表明了，旅行家理解军官，他无法再以漠不关心的旁观者心态去评价或者讥笑军官那些看似荒唐的举措。为什么会发生这种转变？我们不要忘了，旅行家正是从发展得成熟而完善的现代理性社会派来的参照物，从小说一开始，他对流放地上显得野蛮而不人道的法庭程序的质疑就表明了这一点，他无法再以旁观者自居，就是因为他理解了军官对理性的遵循所引来的悲惨下场，并且为自己所处的社会深深忧虑着，此处卡夫卡又用了一次对照式的反讽：流放地看似原始野蛮，实际的运作内核恰恰与现代人成熟完备的理性社会是一致的，军官的悲剧就是现代社会每一个理性的人的悲剧。
《在流放地上》作为卡夫卡的经典代表作，历来阐释的角度非常繁多，但我认为，如果单纯地以小说的某一元素，如“暴力”、“机器”作为主题来对其进行阐释，都仅仅能说明这篇“三菱镜”一样的小说的某一个侧面，而非具有一定全局性的母题。对于理性的怀疑，对于人类社会未来的焦虑，是更加具有概括性的一个命题。
（一审编辑：欧阳蔓）
（二审编辑：谭薇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