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是我国历史上首次独立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的封建王朝，从公元1279年开始，以蒙古贵族为代表的统治阶层开启了对中国长达一个世纪的统治，并给中原文化的发展造成了相当持久而深远的影响。这其中突出的表现就是造成了元代最具代表性的四种文学，即诗、词、文、曲发展的不平衡，甚至是两极分化。并且使得中国古代文学从元代之后，彻底改变了文学以抒情性为主要功能的特征，文学的叙述性不断增强，叙述性文学最终成为主流。造成文学发展的如此局面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具有广阔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影响因子。

一、诗词文曲的生存状态综述

（一）诗的生存状态

总括而言之，诗歌在诗词文中发展最好，但相对前代仍显不足。鲁迅曾经说过：“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元好问也认为：“诗到苏黄尽”。虽是绝对，但也显出元朝诗歌发展的困境。

元诗发展的弊端突出地表现在缺少时代特色，无论是在野或者高居庙堂的诗人，生活大都十分优渥，作品反映的内容大都是游山玩水、情感得诗、官场风云和宴会游乐等等，主题较为狭窄，较少关注社会民生疾苦的问题，这种状况直到元末才有所改观。

“宗唐复古”是元诗发展的时代潮流和风气，大约经历了三个阶段。元初蒙古灭金后，北方的师范主要受苏诗和元好问诗作的影响，一些诗人如刘秉忠、郝经、许衡等都追求豪迈朴素而反对奇险怪诞，但由于本身才能不足的缘故，佳作甚少，真正对后世有影响力的诗人首推北方诗人刘因。他的诗沉郁顿挫，大有唐风。元代中期，宗唐复古之风大盛，并且南北两股复古诗风开始走向融合，出现了所谓的元诗四大家，但他们的创作多平庸之作，实际上并不能代表元诗的最高成就。元末由于社会动荡，出现了很多关心国计民生的诗人和诗作，同时提倡学习李贺那种险怪的诗风，力矫时弊，王冕成为其代表诗人。

在元朝诗歌发展的历史中，也曾出现过一批历史上有影响力的诗人，包括在元初期以刘因为代表的北方诗人和以赵孟頫为代表的南方诗人；元中期以虞集为代表的四大家和元后期的诗人，如萨都剌、杨维桢、王冕等人，他的的创作都在一定程度上为元诗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历史贡献。

这里以诗人刘因为例。刘因，字梦吉，元朝著名的理学家、诗人，其诗风多豪迈不羁、真淳朴实，他出生在金亡之后的北方，却一直对南宋念念不舍，以之为故国，因此在他的诗中，多表达故国之思和亡国之痛。如《观梅有感》一诗：

东方吹落战尘沙，

梦想西湖处士家。

只恐江南春意减，

此心元不为梅花。

写出了元朝灭宋、攻占杭州之后，诗人担心汉族文化传统被毁的心情，表现出诗人深厚真挚的民族感情。尤其是诗的最后两句，巧用象征的修辞手法，以“春意”喻“文化”，清新自然而又韵味无穷。

（二）词和文的生存状态

元代的诗文相对于元诗来说，发展水平相对较低，而比之于前代，则更是显出退步。元代的散文受理学影响很大，因此一些散文家如虞集、卢挚等人的文章多充满了说教之气，其最重要的散文集《元文类》也更偏重于散文的政治伦理价值而不是文学色彩。

元词的成就也不如宋词，但元词去宋不远，因此元词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宋词的影响，尚有一些可观的建树。词人和词作都非常多，但艺术价值不高，词人中有的学苏辛豪放一派，但蕴藉不足；有的学宋末格律派，但内容狭窄，创新甚少，也不能形成时代特色。只有少数诗人的少数词作尚可算得上是清丽自然，较有特色。

（三）曲的生存状态

元代文学中最具有代表性、取得辉煌成就、最能引领时代潮流的文学体裁是元曲。所谓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先秦诸子散文、汉赋、魏晋古风、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都是当时时代最为耀眼的文学创作，其中元曲即元代文学的代表，包括了散曲和元杂剧。

元代散曲和杂剧的作家作品灿若群星、多姿多彩。元曲不单是一种新兴的艺术品种，而且是“一代之绝作”，是元代社会的一面镜子，是元代文学的灵魂。元代戏曲最突出的主题就是同情民生疾苦和揭露民族压迫的忧国忧民的情怀，这正是蒙古贵族统治阶层实行残暴统治的必然结果。

散曲是一种新体诗，在元代发展成为与诗词分庭抗拒的新型文学体式，它是我国古代诗歌发展的必然产物。散曲又可分为小令和套曲，小令之中又可细分为重头、带过曲、集曲等多种形式。据统计，元代散曲作家众多，据统计约有一百八十余人，作品则难以计数。其中较为著名作家代表有关汉卿、马致远、乔吉、张养浩、张可久等人，著名的曲家专集有《东篱乐府》、《小山乐府》、《梦符散曲》等。元代散曲的内容较之宋词更加宽泛，因为元曲的格律更加自由、字数的限定更加宽松，同时元曲所适用的乐曲也不同于宋词所采用的《广韵》，而是采用了元代新兴的由周德清主编的《中原音韵》，因此作家能够更加自由地表达观点和想法。再者，元曲的作家的分布是相当广泛的，其中既有元政府上层的统治官吏，也有郁郁不得志而沉于下僚的文人，不同的生活经验使得散曲词人能够创造出不同的反映社会各个方面的情况实际。既有反映民生疾苦的时政之作，也有批评统治者的讽喻之作，有风花雪夜的奉承之作，也有欣赏自然风光的清新之作。这里仅以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为例，分析元代散曲的创作成就。

枯藤老树昏鸦，

小桥流水人家，

古道西风瘦马。

夕阳西下，

断肠人在天涯。

短短五句诗，通过九个意向的直接而巧妙的组合，描绘出一幅秋日悲景图，表现了诗人的思想愁苦之情，被称为“秋思之祖”，典型地表现出元代散曲清新淡雅的特点。

如果说元代散曲暂是承宋词之光芒，那么元代散曲的发展则是对前代传奇、诸宫调、说唱文学的创新性发展，并使得中国的叙述性文学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元杂剧形成于金朝末年，随着元王朝的统一而占领剧坛长达一百余年之久，它与西方的现代戏剧，即话剧、歌剧，舞剧有着截然不同的特点，具体包括：

（1）高度的综合性

即元杂剧的表演必须综合音乐、表演、美术等多种因素，它不是单纯的话剧、歌剧和舞剧或者简单组合，戏剧讲究唱念做打，即要融合对白、歌唱、武打和表演于一体。

（2）浓厚的抒情性

中国戏曲强调写意，强调抒发某种独特的感情，营造一种微妙的意境，并不是单纯的叙事性演出。而且戏曲之所以被称为戏曲，就是因为其中融合了乐曲在里面，而音乐也成为了杂剧抒情的重要载体。

（3）表现方法上的程式性和虚拟性

元杂剧是将生活中的情景加以典型化而展现在戏台上的一种艺术，并且这种提炼和展现是灵活多变的，会根据作者想要表达的意愿加以灵活组合，表现在角色分行、音乐、人物塑造和舞台调度等方面。

正是由于戏剧具有以上三大特征，戏曲自萌芽阶段开始，就走上了一条与其它文学发展不全相同的道路，它以代言体的故事表演为其中心内容，综合了讲唱文学、滑稽戏、歌舞戏等多种艺术的精华，在元代形成了元杂剧高度发达和发展的局面。比较典型的代表作家包括关汉卿、马致远、白朴、郑光祖等等，代表作有《窦娥冤》、《汉宫秋》、《梧桐雨》、《赵氏孤儿》等等。按体裁可以分为历史剧、公案剧、爱情剧、绿林剧、社会局和神魔剧，体裁相当广泛，反映了当时社会方方面面的内容，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和史料价值。

二、诗词文曲分流发展的原因分析

（一）政治原因

元王朝在建立了自己的统治之后，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实行了一些恢复经济的措施和汉化措施，但总的来说其实行高压的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是确定无疑的。当时的人被分为四个等级，从上而下依次是蒙古人、色目人、汉族人、南人。相对来说掌握了更开化了的文化的汉族人民社会地位极其低下，尤其是读书人的地位，甚至出现了“九儒十丐”的说法。从事文学创作的主力军被如此对待，也就难以出现好的诗词文作品。当时，戏曲作为一种文学艺术却繁荣了起来，主要是因为当时的统治者十分喜爱戏曲所致。

（二）经济原因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统一的强大帝国，政治上的统一促进了经济尤其是商品经济的发展，当时的元朝首都元大都是当时世界的中心，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经济的发展刺激了人民尤其是下层人民的文化需求，于是一大批适应底层民众审美需求的杂剧戏曲作品就开始源源不断的生成了，而诗词文赋这种高雅的艺术反而难以普及开来，造成了二者的分流发展。

（三）文化原因

蒙古族在当时的文明开化水平是比汉族要低的，他们在成为了中原大地的统治者之后并未较好地继承汉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反而实行自己愚昧的游牧式的生产生活方式。在文化上实习一系列压抑汉族知识和知识分子自由发展的专制政策，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废除了科举制度，导致无数饱读诗书的知识分子难以通过正常渠道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以往的诗词文赋学习也显得没有那么重要了。一大批饱学之士流落民间，与广大百姓一起同呼吸共命运，因此能够较多接触社会现实，写出符合底层人民利益诉求的文学作品。

其次，元曲之所以能取代诗词文赋成为元代文学的主流，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文学发展本身的必然结果。诗词发展到了唐宋，能创作的都被创作完毕了，留给后世的发展和创新的空间几乎没有。并且，诗词这种有着严格的格律限制的作品已经远远不能满足元朝生活发展的需要，而散曲和杂剧这种相对宽松和综合的艺术却能够满足人民的审美需要和抒情需要。

三、诗词文曲分流发展的影响结果

在中国文学史上，元代是一个转折时期。在此之前，传统的文学 体裁是抒情性的诗歌散文，在此之后，以叙述性为主的戏剧和小说日愈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主角。例如，元以前我们能想起来的文字名篇多半是类似于《诗经》、《楚辞》、《古诗十九首》之类的抒情性较强的作品，元朝以后能够名垂青史的作品则多半是《窦娥冤》、《牡丹亭》、《红楼梦》之类的小说和戏曲了。一代元杂剧的勃兴，正标志着叙事性文学从此成为文学主流的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已经到来。

（一审编辑：李燕）

（二审编辑：于一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