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差小陈——那个瘦弱、干瘪、苍白的年轻人,前几日死了。
关于这个印象里沉默寡言的小邮差,我并不清楚他的身世,只知道他是南方逃难来的,邮局的一位老师傅看中他收了做徒弟,他便成了小城最年轻的邮差。
因为他送信细致,为人还宽和腼腆,所以对于这个高颧骨的小伙子,我们总是喜欢他的。从前的老邮差粗鲁,经他手的信件大抵褶皱不平、甚至还沾上他包里黏腻的油斑。可这个年轻人却细腻又整洁,即便信件是跟着单车摇晃不平的,他却总有法子使其平展而洁净。他送信的过程也十分和缓,很有耐心,无论是腿脚不便的老人,还是调皮爱捉弄他的幼童,他都温和有礼。其实有的信他大可随意往门口一丢,但他却更愿意多等等,实在主人不在家了,他也会特意拿张纸包起来塞进门缝,以防信被弄脏。哎,真是一个善良的年轻人。
我最近一次见他是上个月。
我印象颇深的,那前日刚刚下了一夜的雪,我闲坐在院里赏梅。墙角独有一枝红梅艳得不可方物,勃勃生气,为满壁屋脊都贴上了浓浓雪影,浮着隐幽的冬寒。我正得趣,邮差便来门口摇铃了。
“安徽来的信?”
“是老家的亲戚”
印了章,交了款,我笑着拆信,他也不急于走。
信很短,不过记的是一些家中琐况,姑母的头疾近来加重,至于吹不得风的境界,姑父和大伯的意思是去昆明养病,秀芝表妹要出嫁了,说的是一个教书先生·····前面尽是琐事,草草览完,可信的最后面却用新墨附上几行字,凌乱失了平和。
“坏了!打仗了!”
我被这突然的消息打得慌张,失了态。
就只有那么几行潦草的字,我却止不住打寒颤:姑母说隔壁南京沦陷后境况很不好,简直可以说是凄惨,不论身份年龄,杀得如屠城一般。他们计划连夜逃到北方,等安顿好才便于给我写信。
“哪里?打什么仗?刘先生,死了很多人吗?最近的事吗”沉默的邮差一反常态发问,一个个问题顺随挪动的喉结射出,灰扑扑渗着死亡的幽惧——他整个人都开始颤抖。
“是南京,南京死了很多人,简直屠城!”我痛苦地闭上眼,说不下去了。
这时他面上仅有的一丝笑意都沉了下去,整个人旋即浸入一种凄惨的神色。过去那英俊的颧骨陡然切割开他的面颊,涌出汩汩血色。随后,他的嘴寂然闭上,脸色铁青。
这时我意识到,也许他是有家人在南京。
“先生,我走了”,这是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一个月后他便死去了。
我很内疚于自己当初的冷漠,冷漠得甚至连一句关怀都没有给予这个年轻人,他当时一定是很痛苦的。
我同其余几人去收拾他的遗物,才发现他的宿舍那么空荡——一张床,三四套衣服,一个铁饭盒和茶杯,还有被他洗得泛白的信使包,这便是全部了。床榻上只留下一件单衫,在寒光下积攒浮土。床底扎着两沓厚重的信,年份不一,有的时间久远,有的是近来新写,像是写给同一个人的,却从来没寄出去过,其中一封只有一行字“有时也想家”
“小陈他怎么死的?”
“听说是吐血”
“他是有家人的?”我接着问。
“不知道”
“他病的很长远吗?”
“不,七八天前他还给我送过信。”
1938年2月
(一审编辑:冯雅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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