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对门住着一个姓丁的老头儿,逃难来的。
丁老头是我们这少数几个外姓人之一,以收拾镇上的破烂为生。不过他只溜达城南的这两条街,远的不去。上午拾一点,下午收一点,都积在家里,积得多了就用他那轮胎瘪了气的板车运到收购站去,以此获得生活的开销。他住的屋子又黑又破,远远看去,就像一家小铁匠铺。每天下午四点钟他捡完破烂回来时,总要到我家前坪的水龙头吃水,太阳下映出他佝偻的影子,零星的银发和黑斑。
丁老头似乎天生矮小猥琐,他总是勾着头,眼皮向上翻着看人,显出一副孬样。我小时候尚不觉得丁老头有多么“面目可憎”,反而常爱往他那儿跑,看他一边折下一根细灌木剔牙,一边讲一些故事。据他说,他逃难时还带着一个弟弟,后来不幸在三年自然灾害中死掉了;也被抓过壮丁,后来军队行到河东时偷偷跑了出来,两天两夜没吃饭;他原先还娶过老婆,不过大抵是嫌他穷,终于也“跑掉了”。他讲这些时,脸上实在看不出什么表情,就像是在说别人的闲话。
我和丁老头一起去送过破烂,看他用那常年劳作变形的青黑大手将纸板、塑料一丝不苟地压扁,捆好,摞齐。再工工整整地摆在板车上,用绳子绑好送去。这雕刻家一般的专注和执着,竟让人忘却了他身份的低劣。这般猥琐矮小的老头,却又如此倔强认真地生活。旁人见了,都要笑几句。而其中的戏谑,当以街口开小卖部的胡嫂子为最:“你看喽!这七老八十的还天天出来捡破烂,又不见老嘞!牙齿伶脆的!真正巧啦!真正是命越苦人越健呀!”
丁老头和我家私交很好,他在送完破烂后照例开荤的日子总会送一碗自己炒的肉给我们。爸妈怕这老头心大,什么都往里面放。所以每次都只让我尝一两口,其余转手倒掉。丁老头做菜油重盐重,一大碗红辣椒炒肉,半碗都是油。我回去还碗时,丁老头看到碗空了,咧开一口黄澄澄的歪牙,显出极高兴的样子。连声说:“好!好!有出息,有出息!”
于是丁老头到了发钱日子就更勤快起来了。不过他情况拮据,肉是不能常常送的。但从镇上买来的廉价饼子和鸡蛋糕却能常拿几块来。镇上卖的东西,爸妈是不管的,于是我每次在丁老头家陪他聊天,看他从那红色塑料桶里摸出鸡蛋糕给我,我便拿着慢慢地坐吃。
丁老头一看,又有话要说了:“伢子你这吃法太斯文了,跟猫一样,爷爷和你说,‘三扒两嚼,鼓眼一咽’不要太斯文了,以后要恰吃亏的!”我只是应允着。
丁老头自己常常是不吃这些东西的,他嫌没味。
有一回中午,我正在家里喝茶,忽然听到外面嚷着说丁老头在面馆有人打架,丁老头也在里面,街上的人都跑去看。我心里不放心,立马也奔出去。赶到面馆时,面馆外头已里三层外三层地围起来。丁老头提着一个蛇皮袋和三个同样的拾荒者咬着牙鼓眼相对,两边活像发怒的公牛在进行着威慑。在周围人的只言片语中,我才知道这事情的原委:原来这家面馆每天的流水很大,积攒的泔水也不少,每天拢共有好几大桶。店家抽不开身,又不愿出这死力气,索性让丁老头送了。末了将客人每天剩下的矿泉水瓶子、塑料袋等等,送给丁老头包圆。今天丁老头按时来提泔水,却撞上了有三个同样拾荒的年青人抢着把泔水往外提。丁老头一下就明白这是有人眼红这口现饭,拼命上前要抢。于是双方推搡着到了面馆外,就这样对峙着。
双方既出来吆喝阵势,自然就要摆狠样:丁老头不停挥着手中的蛇皮袋,口中发出嘶哑的怪声,秃头上青紫色的血管都显形出来,拼命为那对浑浊的晶状体供血,似是要将对方生吞活剥。
对面年青人只是站着。
见对方仍然没有离去的意思,丁老头面庞上的黑斑凶狠地挤成一团。他眉毛那么长,鼻子那么大,平日的猥琐形容消失得一干二净。垂皮没肉的胳膊不住地挥舞,拳头越攥越紧,长硬的指甲都要被掐断。这平时看起来敲一棒就散架的骨头,这时却像拉满不住颤抖着的弓一样,眼看着就要扑上去了!
对面三个年青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又看了看丁老头,这个为了生存如此执着的“托尔斯泰”,在他们看来,不过是一个又老又狡猾的东西罢了。
年青人怕他中风,往地上啐了一口:
“谁稀罕你那几桶臭泔水!”
走了。
周围的人长出了一口气,这个老东西,真是不知好歹!对面的小伙子,随便谁轮上一拳,他受得了吗?还在这喊!真是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众人纷纷回家去,走的时候还不住地骂骂咧咧。
可怜的丁老头仍圆睁着眼睛暗暗喘息,紧绷的身体盯着前哨。在这么一个瞬间,我竟产生了他那干瘪的躯壳真能打死一头老虎的错觉。
像这么一种人,看上去老老实实,畏首畏尾。可当你厌倦了他们饱遭蹂躏的命运之时,他们竟也能蹦出一股磅礴的力量来!
过了许久,丁老头慢慢平静下来,又慢慢回身蹲下来清理袋子,仍显出那副可怜的猥琐模样,这时候,我只觉得他可怜,又觉得他软踏得像条虫了。
后来我去县城上了中学,又去省城读大学。关山难越,舟车劳顿。回家越来越不得空,更没有时间去看他。从一周看一次,再到一个月一次,甚至后来几个月才能有时间回来。只是听说丁老头年纪大了,脑壳越来越不好使。有一次竟认错了人家,径直跑到别人家里,打开火门坐在凳子上烤火,把人家气的哭笑不得。更惹得小卖部的胡嫂子又多笑了几天。
丁老头的消息,自那时就很少听到了。
终于有一年,父亲在冬天打电话来:
“丁爷爷走了”。
“呀,”我受了惊。“什么时候走的?”
“前天,他一个亲戚过来办的后事。”
他是怎么走的?走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埋在哪里?这些我都想问,却卡在喉咙眼里不出来。我只单纯地觉得不舒服,既像是失去了一位对我无私爱护的亲人,又像是在为一位极端不幸者而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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