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是一种精神形态,具有意识形态性和审美性。文学的意识形态性分为两个方面:首先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就是以1955、1956年中国农村合作化运动高潮为背景,描写湖南一个偏僻山村清溪乡从建立初级社到高级社的整个过程,反映了当时农村人民对待变革的态度和精神变化。文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要反映现实生活,依存于现实生活。其次文学具有思想倾向性和情感倾向性,文学是对生活能动的反映,作者也许不会在文学作品中直接的表达出自己对生活的感受,但是读者依旧可以在文学作品中感受到作者的思想和情感。张爱玲的《半生缘》中,描写了旧上海几个普通青年的爱恨情仇,作品中作者没有对任何事任何人做任何评价,但读者轻易就能从中感受到浓郁的感伤和悲哀,感受到作者对人生的独特体会以及女性悲剧命运的写作主题;又如林语堂在《京华烟云》中塑造的木兰这一女性形象,她的生活变迁:从富家生长享用一切物质的安适,后变为村妇,过幽雅山居的生活,及最后变为普通农民,成为忍苦,勇敢,伟大的民众大海中的一滴水。林语堂曾说:“若为女儿身,必做木兰也!”从中也可看出作者对生活的理解和审美理想。
文学的审美特征分为三个方面:首先是形象性,文学总是以具体生动的感性形式对现实生活进行解释,形象性是文学艺术最为鲜明的审美特征,艺术形象是一种诗意的、感性的把握世界的形式。其次是情感性,18世纪的启蒙主义的代表人物认为艺术不是摹仿,而是表现心灵。作者在创作作品之前会有一种创作的动力,这种动力就是情感,鲁迅先生受到当时中国人给俄国人做侦探而被日本军逮捕要枪毙,喜欢在场围观的也是中国人这件事的刺激,认为“救国救民需先救思想”,于是弃医从文,希望用文学改造中国人的“国民劣根性”;巴金曾经对他30年代写作的情景这样说到“每天每夜的热情在我体内燃烧起来,好像一根鞭子在抽我的心……我的手不能制止地迅速在纸上移动,似乎许多许多人都借着我的笔来倾诉他们的痛苦。”就是这种激情促使作家创作。艺术作品的内容都离不开情感,这种情感融入在作者塑造的形象之中,在表现人物本身所具有的情感的同时也表达出作者自己的情感。艺术效果产生是通过情感的感染作用来实现,读了三毛的《撒哈拉的故事》,可以在其中感受到即使是在荒凉的沙漠之中,但是作者依旧开朗乐观,享受这种生活,书中洋溢着浪漫、浓情的异域情调,读者阅读后也是心情愉悦。但在她的《梦里花落知多少》一书中可以明显感受到作者文风的改变,读者读后会受到作者的悲伤情感的感染,内心不免惆怅。
再次是虚拟性,文学作品来源于现实生活,但并不是现实生活的照搬 。一方面文学作品会根据作品本身构思情节的需要,选择最合适的部分进行描写,已达到作者预期的想法;另一方面,文学离不开想象和虚构,作者会将现实生活的一些部分进行加工、改造、补充、升华。张爱玲的创作中就包含许多以她人生前二十年的记忆为写作材料的情节。《半生缘》中,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顾曼璐和顾曼桢两姐妹先后嫁给商人祝鸿才,成了这个人的大小老婆,而这就是张爱玲从继母那里听到的事,张爱玲继母家的附近的邻居家的儿子娶了亲姐妹为大小老婆,两人在同一弄堂进进出出;以及影响张爱玲文风的一个重要事件——她与她父亲之间的矛盾,这一次她的父亲打了她,并把张爱玲关在了一个小房间里,这件事同样被张爱玲写进《半生缘》中:顾曼桢被她心里有些扭曲的姐姐关在了一个房间里不能出去,顾曼桢所表现的种种绝望、愤怒和不甘,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张爱玲对那段回忆感情的宣泄,小说中的情节可能与现实生活不能完全重合,但却是以现实生活为原材为基础进行创作。鲁迅说过:“艺术的真实非即历史上的真实,我们是听到过的,因为后者须有其事,而创作可以缀合、抒写。”这一点更体现了文学的世界不是现实的世界,它只是现实的虚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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