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士”是一个特殊的阶层。士阶层经过不断发展和演变，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方面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士”的传统在中国历史悠久，余英时先生认为，如果从孔子时代算起，中国“士”的传统至少延续了两千五百多年，而且流风馀韵至今未绝。在两千多年的演变中，“士”以不同的面貌出现于世，但其内在的理想信念、精神风貌却是一脉相承的。

    春秋战国时期，礼乐制度逐渐崩溃，“封建”秩序逐渐解体，社会阶层流动频繁，处于上层阶级和下层民众中间的士阶层兴起并发展壮大。兴起于乱世的“士”一开始就秉持“以道为己任”的精神，承担起“改造世界”的历史使命——努力将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好，天下越是昏暗无道，士的责任就越大。孔子认为“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使命”、“宗族称孝，乡党称弟”的人才能算是“士”；所以余英时先生说：“中国知识阶层刚刚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时候，孔子便已努力给它灌注一种理想主义的精神，要求它的每一个分子——士——都能超越他自己个体和群体的利害得失，而发展对整个社会的深厚关怀。这是一种近乎宗教信仰的精神。”在孔子之后的儒家弟子发扬“以道自任” 的精神，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孟子云：“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因此，在此后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卫道”、“平天下”就成了士人的人生理想、终极目标。

    在先秦时期，士人主要是凭借自己的才能和谋略依附于贵族，为执政者提供“求生存谋发展，治国平天下”的计策，这也推动了战国时期贵族“养士”风气的盛行；秦汉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建立“三公九卿”制，士人对君主的依附性增强，同时为士人参与政治提供了更多的可能。如汉朝初期的张良、贾谊、陈平、司马迁、董仲舒等人，为朝廷提出了一系列的治国方案，为汉朝的强盛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尤其是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提议后，士人便有更多的机会实现自己的理想。

    汉代的循吏作为“士”的一份子，推行教化政策，致力于建立“德治”、“礼治”的社会秩序——“有道”的社会秩序。循吏为了“教民”，讲学授徒；为了“富民”，开拓水利灌溉和农田。如召信臣、杜诗、王景等人都有所建树。

    到西汉末年，士人数量大大增加，士阶层力量增强的同时，有了深厚的社会基础——士族形成。余先生认为，王莽身为外戚，在当政改制初始得到士族的支持，原因就在于他又代表了汉代士人的共同政治理想。同样，东汉光武帝起事得到支持也是如此。但是此时，以至于到隋唐时期几百年的历史中，士族利益凌驾于士人个人的理想之上。那些无法实现理想的士人便选择“独善其身”，寄情山水，陶渊明、王维等人便是典型的例子。

    初唐时期，仍然有魏征、狄仁杰、张柬之这样的士人为了实现“济世安民”的理想，将个人的安危和生死置之度外，直言进谏，规劝帝王之过。到唐末，古文复兴运动兴起，北宋新儒学出现——理学兴起。此时的士人——新儒家又肩负起社会的使命，而且将“建立天下有道的社会”上升到“替天行道”的高度。为了与政统相抗衡，实现“天下平”，宋代士人极力强调修身养性，严格奉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行为准则。像范仲淹、苏轼、辛弃疾、文天祥等人都是杰出代表。

    到明末清初，中国君主专制制度逐渐僵化，而此时出现了黄宗羲、顾炎武等忧国忧民的士人。面对国家衰落，外族入侵的现状，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言论。到清末，国家处于危亡之际，依然涌现像左宗棠这样以安邦定国为己任，即使年迈也要出征抗击外来侵略的传统士人。还有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更是士人的杰作。

    近代以来，虽然废除科举制度以后，表面上“士”已经退出历史舞台，被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取而代之，但事实上，这是一种过渡。现代的知识分子依然承担着“士”的历史使命，并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上演一幕幕重头戏，如改变了中国历史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

    直至今天，知识分子依然在党政内提出方针政策，在报刊、网络等处发表言论，为国家的长治久安献计献策。所以，现今的知识分子或者说读书人事实上继承了传统士人的核心理想和使命：为“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奋斗。

    因此，虽然士阶层已经消亡，但是它“传承文化思想”的任务、“守卫国家安宁”的使命和“实现天下太平”的理想依然根植于当今读书人的思想中。

（一审责任编辑：丁小璇）

（二审责任编辑：范诗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