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1月，《人民文学》刊发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后，引起巨大反响。引起波澜的原因与当时社会环境相关，1977年，中国还在讲“两个凡是”，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还未开始。刘心武也曾自述道，《班主任》写得很顺利，但写完后心里直打鼓——这不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吗？这样的稿子能公开拿出去吗？刘心武的自述也揭示了《班主任》引发讨论的原因，因为这部小说有对“文革”的否定、反思与批判，因为这部小说是基于中国经受十几年黯然无声的伤痛后的公开的反思与驳斥。

《班主任》不仅在1977年有其反思意义，在现今的社会环境中，仍有其现实意义。而我所说的现实意义，是通过书中的女学生谢慧敏与班主任张俊石这两个人物体现的。

谢慧敏：制度的服从者

谢慧敏是张俊石班中的团支部书记，她“除了随着大伙儿看看电影、唱唱每个阶段的推荐歌曲，几乎没有什么业余爱好。她功课中平，作业有时完不成，主要是由于社会工作占去的精力和时间太多了——因此倒也能获得老师和同学们的谅解”。从文本中对谢慧敏的描述可知，她是缺乏自我的。她的自我隐藏在每个阶段推荐的歌曲中、在社会工作里，失落在业余爱好的遗失中。后文中她用念报纸的方式组织生活、反对穿短袖裙子、将《牛虻》视作黄书、报上没推荐过的书籍《表》不看等等这些都是她自我失落的印证。

文中将其描绘为“没有丝毫的政治投机心理”、“单纯而真诚”，于是被“四人帮”那个女黑干派驻的联络员视为培养某种“典型”的对象。刘心武将谢慧敏思想的偏误归咎为“四人帮”的影响，可未对“四人帮”何以能产生这种影响深究。我以为，在“四人帮”背后，是一个庞大的制度与意识形态在影响着人们的思想与行为。

制度规训着人们，让人们服从；意识形态劝诫着人们，告诉人们你应该走的方向、你应该有的思维模式。最致命的影响是针对思想的，思想上潜移默化的训导与强权般的侵占充斥着谢慧敏的头脑，让她本来就自我意识模糊的思想更加趋于边缘状态，进而被灌输了另一种他人希望其能有的思想。在这个意义上说，谢慧敏已经不是她自己了，她缺乏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她只是某一个制度的模范实施者。

无论是哪一种制度，背后都有制度的制定者。对制度的依附与服从，就意味着自我的失落与舍弃。苏格拉底说“人被宣称为应当不断探究他自身的存在物——一个在他生存的每时每刻都必须查问和审视他的生存状况的存在物。人类生活的真正价值，恰恰就在于这种审视中，存在于这种对人类生活的批判态度中”。这是一种反思符号的能力，是一种探究自我、发现自我的能力。谢慧敏很显然在这方面是有缺陷的，她对制度不经审视的服从，就预示着她自我的放弃与隐匿。

张俊石：个体的引路人

张俊石即是书中的主人公“班主任”，他亦是作者刘心武刚调离学校不久后创作的一个以自身为模特、与叙述者高度吻合的形象。作品中张俊石是一位启蒙者。他有一副厚嘴唇，“从这副厚嘴唇里迸出的话语，总是那么热情、生动、流畅，像一架永不生锈的播种机，不断在学生们的心田上播下知识的种子，又像一把大笤帚，不停息地把学生心田上的灰尘无情地扫去……”他收下“小流氓”宋宝琦、他下定决心要改造“思想纯真”的团支部书记谢慧敏，他身上所体现的，是师者育人的使命与初心。

哪种学生需要改造需要培养、哪种思想要摒弃哪种要传播，都是张俊石作为班主任要去考虑的问题。是否主流观念中的坏学生就一定是“坏”的，是否众人一致赞赏的思想纯正的好学生就一定是“好”的？这些都没有准确的答案，可供参考的只有张俊石自己的认知与判断。所以听到谢慧敏说《牛虻》是黄书张俊石会皱起眉头、与宋宝琦交流后会发现他并非所谓的“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小流氓。他亦会进行反思“过去，对谢慧敏成为这样一种状态，他总觉得自己难以承担责任——他在接班不久的情况下，就向谢慧敏含蓄地指出过，不要只是学习零星的语录，不要迷信解释领袖思想的文章，要认真学习原著，要独立思考……但谢慧敏并未领悟。”“他责问自己，虽然去年10月以前的那个学期里，是个乌云压顶的形势，可是，难道自己就不能更勇敢、更坚定地同荒诞、反动的东西作斗争吗？就不能更直截了当地、更倾注全力地同谢慧敏谈心，引导她擦亮眼睛、识别真假吗？”整篇小说与其说是张俊石启蒙学生，不如说是他对自己的反思与启蒙。

如何在变化的社会时局中始终坚持说真话、向学生传播自己发自内心认同的观点，是每个老师都要去自我叩问、都要去选择的。韩愈的《师说》中写，“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首要是“传道”，而这个“道”则是基于老师自身的知识的积累与所秉持的素养。

短短的一部《班主任》，塑造了谢慧敏与张俊石这两个值得人们讨论与思索的人物形象。现在的我们，亦可以将他们作为一面镜子，在探究人物的同时窥见当下时代里自己的模样，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反思、不断前进。

（一审编辑：龙思友）

（二审编辑:郭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