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中国的妙人，总在婚礼这件事上极为重视，《京华烟云》里的木兰也不能免俗“送嫁妆的行列吸引了好多群的观众，把东四牌楼的交通堵塞了好久，好久没有看见这个送嫁妆的行列的女人，都以失去看北京最大的嫁妆行列而觉得错过了眼福”。细细咀嚼，这段话很值得玩味，全北京城的女人，都陷入了一种狂热的同化律动，去一睹姚家大小姐的嫁妆，这样的执着与痴迷，仿佛成为了一种宗教的仪式，颇有点乌合之众的蕴意在其中。

在书里，平行存在着两派，清高缥缈的一派，以姚思安为代表，在道家最根本的昆仑之境里探讨着生命的虚无；世俗古板的一派，以曾老爷为代表，孜求社会传统的尽责尽忠。单单看世间所需，二者皆可等衡，因为世俗的智慧和艺术的文明一样，不都为了一个字，欲！可是，我们看个人所为，世俗古板的那一派，无疑是存在于社会的“乌合之众”。翻遍全书，似乎很难在某个世俗的人里面找到一点零星的清徐与亮眼，碌碌大众变成了简单看形象思维的庸众，愚民，他们听信着谣言，传播着妄论，不慎独，慕簇拥，女人盲目攀比着嫁妆，官绅贪婪追逐地位，终生由之而不知其道。同样是追求欲，姚思安追求的是“清欲”，曾老爷追求的是“浊欲”，而浊人浸在水中，自然会衍生成浊念、浊贪、浊境，我们只听浊水参清，哪里听过清水荡浊？俗人只会愈来愈俗，濯染更多，清人只会愈来愈清，孤芳自赏，由此管来，得无乌合之众乎？

日本美学讲究“物哀”，于事而言，我们无法窥视其内心，因而表现它的衰败时，只能从外在的萧条展现“哀”。南田含蓄蕴藉的“寂寞无可奈何之境”也类乎于此，在萧飒的背景里，只能靠孤独的灵魂飘逸其中，无可奈何，凄情楚楚。很难说，林语堂写书之时，不会有这样一种阴晴圆缺的自我流识，一个大家族的变迁史，掺杂着满纸的心酸之言，力透纸背，必然渗出泪来，而那心酸的至情点，是姚思安孤独的出走，肉体上的云游而奔，精神上的弃家而行。为何而逃？所逃为何？及望前文，所逃是为了“欲”，有着保留自己本真的欲，有着坚持自己高傲的欲，既然身边的人早已经被浸染，为什么不大胆的奔逃？这恰恰让我们感知到群体的不断叠加是如何丰腴了愚蠢的膏脂，是如何淹没了时代的洪流，甚至，当一个两个三个姚思安最后的栖息之所被占据之后，那无尽的苍凉，也浮泛在莽原之下。悲悯及人，姚思安会奔向哪里我们不得而知，但在我看来，他无处可去，奔走不过是灵魂上的一种夭折，肉体虽未死，精神却已亡，那样的大环境之下，孤独的智者永远孤独，风姿绰约，却渺然难寻知音，逆流而上，方更显顿挫之姿。

纵观此书，颇有顾恺之一笔书的气韵，书的开头一笔，就勾勒了义和团的暴乱，紧劲连绵，画尽意在，于最终之章，又收尾于日寇的肆虐，一笔连之，气脉非常。这世界文明吗？当然，深邃的文明已经慷慨地堆出成千上万的书简和斑驳的甲骨，供给世人品鉴欣赏。那为何，我们又会陷入循环往复的暴行之中呢？当文明赖以形成的道德力量失去效力时，它的最终瓦解总是由无意识且野蛮的群体来完成的。当一个人融入了这样的社会之后，毫无意外的，在社会心理的波云诡异之中，人性的贪欲，道德的摇摆，将驱使着他走向幻灭的不归路。也正是如此，我们看到，书中的统治者们恰恰都是“专制、独断且富有号召力”的人，义和团口口声声说要“扶清灭洋”，却个个想的是推掉大清，搜刮民脂，日本军冠冕堂皇称要振兴东亚，却暴虐不仁，滥杀无辜。成为傀儡之后，杀人变成了献祭的荣耀，屠城演变为和平的镇压，灭国上升为精神的净化，点点凭洗脑，玩的是技巧，走的是原始路，拿的是长矛，举起的，不是人类精神的火炬，而是人类文明的葬身火。

《京华烟云》裹着一缕红楼的香魂，高远中有旖旎，疏落中有奔放，肃穆中有飞动，却又带着脱离于俗世的“剑气箫心”。沉浸在这样悲凉的故事里，我不由地挥洒笔墨，倾吐豪情，以祭奠逝去的烟云……

（一审编辑：袁媛）

（二审编辑：杜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