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乐府诗《孔雀东南飞》叙述了刘兰芝与焦仲卿之间的爱情悲剧。已经结成夫妻、并且恩爱非常的二人，结局却是双双赴死：一个“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一个“徘徊庭树下，自挂东南枝”。这样的爱情悲剧流传至今，读来仍旧令人悲惋叹息。造成刘焦二人悲惨结局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仅仅只是因为焦母至高无上的封建家长制权威吗？
细读文本，翻阅资料。我发现焦刘二人的爱情悲剧并没有那么简单。以往，我认为《孔雀东南飞》是勇敢无畏的青年夫妻为了捍卫自己的自由与幸福，而与封建礼教和封建制度作斗争，最终牺牲的故事。如果要在这个故事中找一个“刽子手”作为人们情感的宣泄处，那无疑是焦母，因为她代表着封建礼教和制度，是导致这样一场爱情悲剧的罪魁祸首。这个结论现在想来未免过于草率。若真要找这场爱情悲剧的原因，我想刘兰芝、焦仲卿和焦母都需要承担一定的责任。这又与当时的社会环境、社会认知和三人的性格密不可分。
刘兰芝分析
在《孔雀东南飞》刘兰芝和刘母的语言中，我们可以看到刘兰芝的成长过程。刘兰芝开篇自述是“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十七为君妇，心中常苦悲。”刘母见到刘兰芝自行回家时说的是“不图子自归！十三教汝织，十四能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知礼仪。十七遣汝嫁，谓言无誓违。”在汉代，箜篌是一门从西域传过来的乐器，刘兰芝的家庭能让未出嫁的女子学习此般昂贵、且并无实际作用的乐器，可见其家庭并非普通人家。十六诵诗书、能知礼仪，也可见刘兰芝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家中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是不可能以这样的方式去培养女孩子的。何况，在古代，一直都有女孩终究要嫁出去的想法，而“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刘家能如此耗费家中资源去培养女孩，属实难得。从后文中刘兰芝与焦仲卿相对告别时，刘兰芝所说的“妾有绣腰襦，葳蕤自生光；红罗复斗帐，四角垂香囊；箱帘六七十，绿碧青丝绳。”亦可见其家室殷实。之后，刘兰芝回家不过十余日，县令便派遣媒人过来，亦可推测刘兰芝家中不仅有钱，或许也有一定的权力。从诗内种种叙述当中，我们可知刘兰芝的家庭条件应当是属于中上层阶级。
在富裕的家庭中成长的刘兰芝受过教育，有良好的知识水平。按理来说应该是知书达理，能处理好与婆婆之间的关系，何至于婆媳之间关系如此恶劣、最终还被遣送回家呢？台湾大学欧丽娟教授认为，这可能是刘兰芝在“女儿”与“媳妇”身份的转换中不适应所导致的。南宋学者陈若水在《试探唐代妇女与本家的关系》中谈到“妇女生命过程中的三大角色是‘女’、‘妇’、‘母’。”“为了当‘妇’的义务，女子时常必须放弃‘女’的角色与情感。在妇女的现实生活上，‘女’与‘妇’的角色不一定有重大的冲突，但冲突存在的可能性并不低，特别是在婚姻初期。”山东大学鞠传文教授也在《汉代女性教育与文学》中提到，在传统社会中，女性大抵要扮演三种角色：为人女、为人妻、为人母，核心是“事人”。
汉唐期间，多数父母对待女儿要比儿子宽容很多。儿子需要顶天立地、需要有一番事业，而对于女儿则没有那么苛刻。“幼女才六岁，未知巧与拙。向夜在堂前，学人拜新月。”“见人初解语呕哑，不肯归眠恋小车。”“树杪真珠颗，墙头小女儿。”这些诗句中父母对女儿的宠爱溢于言表。从后文刘母对刘兰芝的尊重、为她拒绝县令的求婚，不难看出刘母对女儿的爱护。可要从“女儿”的身份，过渡到“媳妇”的身份，再加之有如此顺从她的丈夫，这一身份的转变，对刘兰芝来说，显然不是那么容易。
刘兰芝与焦母的交往过程，也证实了这一点。谈及嫁入焦家的两三年中，刘兰芝始终认为自己没有任何过失，说是“奉事循公姥”，甚至在家堂见母亲时也坚持认为“儿实无罪过”。而这个时候刘母的反应却是“阿母大悲催”。刘母何至于“大悲摧”呢？
汉代班昭，以一位年老病弱的母亲身份，针对于当时社会上的问题与矛盾，写下《女戒》，其中蕴含了班昭处世所悟的智慧，充满了对远离自身而即将嫁入夫家的女儿们的担忧、教导和期盼。《女戒》中谈到夫妻二人的相处时说“阴阳殊性，男女异行。阳以刚为德，阴以柔为用。男以强为贵，女以弱为美。”提到女子在夫家自处应当“修身莫若敬，避强莫若顺”，以谦弱的态度去面对。这里的谦弱更多是指在当时环境下女性生存的智慧。而诗中的刘兰芝刚强的性格显然是与《女戒》中所提到的不符合。刘兰芝并不是柔顺的女子，面对焦母的指责，她认为自己并无过错。班昭在《女戒》序言中说“伤诸女方当适人，而不渐训诲，不闻妇礼，惧失容它门，取耻宗族。”被夫家退回在汉代自然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然而刘兰芝却被夫家退回了，于刘母而言，或许也会懊恼于自身未把女儿教养好，才会有如此“大悲摧”的情绪。
刘兰芝在性格上是否真是一个完美无缺的角色呢？我看也不见得。出生于富贵人家，嫁入夫家之后又有疼爱她的丈夫，“备受宠爱的女儿”与“服务于丈夫与公姥的媳妇”这两种身份转化之间，于她而言，是有冲突的。因此才会提出“妾不堪驱使”，才会有上堂与焦母辞别时的盛装打扮。此番打扮，自然是显示了刘兰芝的不屈服，这与灰溜溜被赶回家的形象相差万里，但于焦母而言，或许也是一种挑衅。她那一番“昔作女儿时，生小出野里，本自无教训，兼愧贵家子。”谦虚当中却也能品出几分嘲弄的意味。由诗中可知，刘家是富贵大家，而焦仲卿不过是府吏，自己也曾说“儿已薄禄相，幸复得此妇”，可见焦家条件是没有刘家的好，然而与焦母辞别时却说出此番话语，也是值得玩味的。有主见的媳妇遇到了坚持权威的婆婆，自然是冲突不断。婆婆一方，到底是否真如我们之前所认为的如此“专制”呢？
焦母分析
全篇读下来，并没有焦父的影子，而刘兰芝说“白公姥”后，焦仲卿也只是来堂上找阿母理论。因此，或许焦家长辈仅有焦母存在。汉代“男主外，女书内”的权力结构赋予了焦母在家庭当中的权力。而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倡导的“孝”，也要求着子女应对长辈尊重、服从。当时的社会环境给予焦母这样的权力。因此，后来人们普遍把焦母看作是封建制度与封建礼教的代表也不足为奇了。但焦母是否果真如此让人厌恶、毫不讲理呢？这倒是我们要去慎重考虑的。
从刘兰芝向焦仲卿诉苦，到焦仲卿堂上找焦母，焦母对此的回应是“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汉代礼学家戴德在《大戴礼记》中提出“七去”，又称“七弃”，其内容中有“不顺父母，为其逆德也；无子，为其绝世也。”《礼记·本命》中也有记载：“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于焦母而言，刘兰芝与焦仲卿成亲两三年，至今无子，是为一过错。而最大的问题，还是刘兰芝的“举动自专由”，即“不顺父母”。虽说刘兰芝自己辩护是“奉事循公姥，进止敢自专？”但自家的事情旁人怎能准确得知？无论是焦母言论、刘兰芝言论亦或是焦仲卿言论，都不过是一面之词，都是从自己的立场出发。
结合刘兰芝殷实的家境、拥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她有自己的想法，举止不同于当下时代的大多数柔顺妇女，行为并非完全按照焦母的想法来，我想也并非是无中生有了。从她盛装辞别焦母不就可以看出她性格上的倔强与自我吗？如此看来，实则焦母也并非完全是“恶婆婆”，结婚两三年，她也给足了刘兰芝时间去适应她“媳妇”的身份。而对媳妇的不满也并非一开始就有的，从她的“吾意久怀忿”就可知，这些不满也是逐年累月积聚起来的。然后在儿子与自己对抗的过程中，爆发了出来。
古代正常的夫妇之道应是夫能御妇、妇能事夫。焦母在儿子面对媳妇与自己的冲突之中，敏锐地感觉到儿子对妻子的爱“太过”了，以至于在当下社会结构中，儿子会来反抗“有权威”的自己。欧丽娟教授认为：她们的刚烈和自主性，从某个程度上来说，当她们发展出整个家族的护卫功能时，她们是被尊敬的，也是被认可的。而当焦母她发现一个女子可能蛊惑自己的儿子，让自己的儿子开始顶撞长辈，连基本的孝道都不顾的时候，她有理由让焦仲卿离开刘兰芝，因为她是在护卫整个家族。
从末尾的“两家求合葬”，其实也可看出焦母与“恶婆婆”的区别。倘若当真一开始便厌恶这个媳妇，恨不得早点将其遣送回家。何以见得最终又“求合葬”呢？由此也可见，焦母并非“刽子手”一般的存在。
但家内的大权在握，加之焦父存在的缺失，焦母在对待焦仲卿妻子的选择上、对待家族的掌控上，也会有一定程度的专制与强迫。这是无法避免的。不过，我们也不应当忽略焦母为家族所做出的妥协与让步，一味去苛责焦母，我想也并非是理智的做法。
焦仲卿分析
母亲与妻子之间存在矛盾，作为中间人的焦仲卿又是如何处理的呢？他显然没有发挥协调矛盾的作用，而是夹在对妻子的深情与对母亲的孝顺之间进退两难，最终的做法反倒是越发激起了两方的矛盾。
听到妻子向他诉苦之后，他立马跑到堂上，话说完了，便是质问焦母“女行无偏斜，何意致不厚？”焦母自然生气，于是对于刘兰芝便会有“便可速遣之，遣去慎莫留！”的处置。然而焦仲卿的做法更为冲动，他长跪告后说“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取！”他将自己终身不再娶妻作为筹码来威胁焦母。这更是上升到了对焦母权威的挑战，焦母听到后，当即“捶床便大怒”说道“小子无所畏，何敢助妇语！吾已失恩义，会不相从许！”倘若说焦母一直以来便对媳妇有所不满，但最终导致她下定决心想要让儿子离开刘兰芝的，便是焦仲卿此番对焦母的威胁。
见母亲已经下定决心，焦仲卿只得退回到刘兰芝面前。开口便“哽咽不能语”，说“我自不驱卿，逼迫有阿母”，在自己妻子面前直接将母亲的态度呈现，没有一丝的缓和与委婉，这样便愈发激起了母亲与妻子之间的矛盾。这些不经意间两边点火的做法，最终导致了矛盾的爆发，便有了“上堂谢阿母，母听去不止”的场面。
焦仲卿前期的所做所为便是这场婆媳矛盾最终闹僵的导火索，后文中与刘兰芝的重逢，更是直接导致了二人的悲剧结局。
焦仲卿听闻刘兰芝改嫁的消息，驱马赶来，面对刘兰芝那一番无可奈何、身不由己的诉说，却是鲁莽地冷嘲热讽。一开口便是“贺卿得高迁！”最后表明“卿当日胜贵，吾独向黄泉。”嘲讽又决绝的话语刺激到了刘兰芝，于是相约“黄泉下相见，勿违今日言！”
焦仲卿这样一番话到底是带有赌气成分在还是早已下定决心的打算呢？从后文焦仲卿上堂拜完阿母后的“长叹空房中”、“渐见愁煎迫”，可见实际上焦仲卿对“生”还是有一些留恋的。因此，尽管说是“故作不良计”、“作计乃尔立”，他仍旧有所犹豫。最终让他将想法付诸行动的，是听闻刘兰芝已经赴死后的“心知长别离”，才有了“徘徊庭树下，自挂东南枝”。相较于刘兰芝的“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揽”“脱”“举”“赴”一系列动词显得如此干脆果断，反观焦仲卿在这一赴死过程中的“长叹”“煎迫”“徘徊”，不能说他没有一丝的踌躇。或许相逢时见面所说的那一番大义凛然的话语，也带有了某种冲动鲁莽、亦或是不甘的情绪在。
焦仲卿确实是深情与孝顺，但在妻与母之间，他显然是个不合格的协调者。妻子回家、夫妻赴死，在悲剧的进程中，他并非是无辜的角色，最终的结局，也有一份是他的责任。
《孔雀东南飞》中自然不只有三个人物的存在。这场悲剧还涉及到兄长的逼迫、或许还有来自县令的威压。但今天我们暂且就历来最为受人们关注的三个人物作此分析。细细琢磨，这场悲剧三个人都负有一定的责任，而并非先前我们所认为的那样。或许针对于这场悲剧，还有不同的看法，但无论如何，真相远不仅仅只是我们粗略望过去的一瞥、不只是那模糊的轮廓。有许多的细节与观点，仍旧需要反复去琢磨和推论。
世上许多事情向来都不是黑白分明的，因为人性本身就不是非好即坏。如何在这场悲剧里面反省学习，将所悟内容应用于当下的社会环境。如何保持有好奇与探索，而不被大众蒙蔽、人云亦云，是我们现今仍旧需要思考的话题。
（一审编辑：唐湘茹)
(二审编辑：欧阳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