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士心，浓烈的救赎论倾向，为当时的启蒙哲士所排斥；有着世俗的斯多噶派色彩，激进地站在当时思想大潮的对立面，故而又为教会教士所不容。

此时卢梭的处境，是两个方18世纪教的法国，哲学上有着两大对立的阵营：一边是当时占主流地位的基督教神正论教义，一边是从柏拉图到斯多噶的古希腊思想路线的世俗哲学。卢梭便是后者的典型代表。他有着一颗向上同时离经叛道造成的双向开除。他的精神指向直逼教父哲学的禁区：把上帝之城与世俗之城的空间对立转化为人间道德沉沦向着道德拯救的时间发展。这意味着，全部基督教精神轴心的反向逆转——卢梭救世心切，他想把彼岸拉到此岸，把天国拉到人间。在卢梭这里，政治神学论第一次挣破了宗教的紧身衣，得到了世俗形式的大宣泄、大解放。

与伏尔泰等人向着历史数轴的正极发展不同，卢梭走向的是截然相反的一极，即历史的负极方向。卢梭之“倒退”，并不是社会意义上的倒退。卢梭之目的，是以逻辑方法尝试着把人类已然状态抽象净尽，以此建立批判的基地，审视人类已经走过的道路是否都属必然、应然，尝试更为理性更为理想的重建道路。卢梭把笛卡尔式的“宿食呕吐”——“一个人在他一生的某个时期必须把他所接受的所有教育——全部偏见，像呕吐宿食一样呕吐干净”从个体扩大到类体，从哲学拓展到历史。卢梭以退为进，将人们逼向一个问题处境：没有经验的证据，能否有先验的推测？没有历史的重塑，能否有逻辑的重建？他走向18世纪理性时代的笛卡尔式的“先验理性”一方，反观内心，当下呈现，呈现出那些“先于理性而存在的原理”，追溯“尚未建立社会以前的情况”。

朱学勤认为，这是某种程度上的解构主义。卢梭在历史领域里开始了解构动作，极力将伏尔泰进步罗盘上顺时针运动的历史指针，拨向相反的一极，拨向历史的零度状态。那么这一状态又在哪里？

卢梭说：“人心中的自然状态，就是历史的零度状态，人心中的良知，就是天国的火种。”通过逻辑的还原，他直指人类内心的自然状态：天赋良知。在这块新视野里，卢梭的异化理论逐渐浮现，他抗议着人类脱离自然状态以来的全部“异化”。

异化理论的早期形式，是与卢梭准宗教化的救赎情怀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它更多地呈现出道德面目，而不是哲学面目，是一种容不得“异己”的反异化道德理想。异化分为两个层面：外在层面的异化与内在层面的异化，即人与外界的背离与人与内在本性的疏离。朱学勤将异化的外在层面和内在层面分别概括为：“文化之异化”、“感性之遮蔽”，从其中亦能看出对文字的推敲之凝练。

朱学勤认为，所谓外在层面的异化，指人类社会活动在地球表面自然堆积层之上又堆积起来的文化沉积层。有史以来，人们控诉不平等、不正义，一般总是与文化层中的某一侧面相连，例如财产制、分配制、文化资源的不公正配置等。而无论是哪一种批判，从来都没有触动过这一文化层的根本合法性，只有卢梭迈出了这一步，发动了一场釜底抽薪的批判：他将不平等与文化的“进步”相连，把文化“进步”作为异化现象来控诉。同时，他也成为了文明社会的一名“自我放逐者”。他不仅否定了伦理、政治、宗教、哲学、文学一切文化积淀得以铸成的模式，而且甘冒天下之大不题，让世界重新沉沦至它文明前的原始状态，经过道德理想的洗礼后，再露出新的轮廓。只有政治革命是不够的，重要的是另一半革命：文明规范、文明程序、文明社会的解构与重建。

“当着理性刚刚抬头时，它确实给人提供了一个解放的新起点。但是，当着理性走向工具理性的片面发展，理性的工具属性转成终极目的时，人又面临着一个被物化或被处理为物化的危险。”

内在层面的异化，在某种程度上是理性与感性的冲突。卢梭在这一层面上指控的是启蒙运动的基石——“理性”。朱学勤将卢梭反理性的思想概括出三个核心观点：第一，自然状态中或离自然状态不远的感性冲动，本来是深厚的价值资源，这一资源被近代社会理性化形成的工具理性所阉割；第二，自然状态中或离自然状态不远的感性冲动，也是道德生命的资源，这一资源正被理性化所造成的功利主义冰水所淹没；第三，自然状态的天赋差别本来不具有社会性后果，然而理性化的教育趋势却扩大了而不是缩小了这种差别，使之产生一种恶性的社会不平等后果。卢梭高度重视感性的道德价值资源，批判理性主义的冰冷与其造成的社会不平等，在思想史上，尤其在与启蒙理性的偏颇之处作对比时，具有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在理性高度片面发展的启蒙时代，如马克思·韦伯所说，“理性化的非理性存在，是文明社会的症结所在”卢梭的出现，无疑是对人文价值的一种拯救。

卢梭最重要的论点是：人类不平等的根源恰恰来自人本身。他认为，人类不可能永远停留在自然状态中,必然会从自然状态向社会状态过渡,从自由和平等向异化过渡。人们作为“自由主动者”具有一种维持自身存在、满足自我需要而不断发展自己的“自我完善化的能力”,凭借这种能力，人们改造了自然，发展了生产和技术，同时建立起彼此之间的联系，在这个过程中，人类也在渐渐文明化。“这就是走向不平等的第一步;同时也是走向邪恶的第一步。”他把人类社会不平等的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私有制的产生,出现了贫富之间的对立；第二阶段是人们之间存在着经济地位上的不平等,又产生了政治地位上的不平等,出现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对立；第三个阶段，也即不平等的顶峰——国家的建立给穷人以枷锁,加深了人们之间的不平等，永远地消灭了人们的天赋自由。[]这时人类的自我完善能力就要表现为对这种不平等的状况进行根本的改造，重建平等，克服社会异化的现象。这一切又回归到自然状态，在这个起点上，以先验应然之逻辑将此岸经验之已然抽象净尽，以便在一张空白的图纸上彩绘一幅新的图画。

卢梭的“复古主义”不止步于对此岸现实的简单批判与抛弃，而是以此为起点进行积极改造，“托古改制”。卢梭在《忏悔录》中写道，“任何一国的人民都只能是他们政府的性质将他们造成的那样”，什么样的政府是好政府的问题，即是在问“什么样的政府性质能造成最有道德、最开明、最聪慧，总之是最好的人民？”显然，卢梭在这里意味着一个划时代的转折：用世俗人的眼光来看待宗教的道德理想，以此岸的政治重建来实现彼岸的“道德天国”。经此，彼岸神性汹涌灌入此岸人的世俗世界。与其说是复古，不如说是“颠覆”。

对于初涉卢梭的我们来说，《道德理想国的覆灭》给了我一个很好的解读卢梭的机会。回想我之前阅读的《社会契约论》，实在是“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卢梭提出社会契约一说的理论逻辑，便是在对历史的构建基础上实现的。他对自然状态的阐释以及对“人类在原始状态下已经陷入一种无法再生存的绝境”的设想，实际上也是卢梭为追求其道德理想的而构建的历史理论前提。而卢梭政治思想中处于核心地位且始终以道德为中心的“公意”，也是他将所追求的道德价值始终放在最高位的体现。

卢梭所追求的，是一种基于道德前提下的极端的平等。然而，我们如果进一步分析人类社会进步的进程就能发现，卢梭的极端理论与现实社会的要求实际上是存在巨大冲突的。我们知道,因进化的作用,人类成了所有造物中最具多样性的一种,能从事自主能动性的创造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主要特性。于是，个人的能力及潜力存在着广泛的差异乃是人类最具独特的事实之一。这种多样性恰好是推动人类社会历史进步强有力的推动力。因为人类社会发展正是通过对一个个未知领域的成功探索和认识才得以前进的,这就需要允许不同认识方法、探索途径的存在,允许每个个体在差异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不同兴趣存在。[]如果我们忽视这种差异性，人为地设计出一种结果平等的蓝图,带来的必然是压抑和损害那部分具有创造性和开拓性的人的利益,使社会失去发展的动力而处于停滞状态。所以，在历史趋势不可逆转的客观规律之下，每个个体的独立个性和发展的自由都应该得到保障，而不是使平等和自由始终停留在抽象层面上。

卢梭的出现，是对价值资源、人文理想的一次拯救。他拨转了感性世界的发展方向，开始了属人的理性价值与同样属人的感性价值的两元发展史。如马克思说的，“一切属人的感性世界的彻底解放，是社会解放的真正起点”纵使卢梭在理性的启蒙时代格格不入，他的宝贵思想遗产对后世的深远影响亦是不可磨灭的。

（一审编辑：唐湘茹）

（二审编辑：欧阳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