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以情显达。读沈从文的小说，气味很淡，但淡而有味，情致像纱窗里的火烛，亮光一点一点从碧纱里透出，摇曳生姿。而伴随着情韵的生长，那隐于文字深处的文明哀思，就像火苗中心的一点黄焰，深沉，用淡淡的笔调些微透出那么一点儿，读者若能感悟得到，也不至于痛不欲生，只不过再回看小说时，一切都好似笼着一层淡淡的哀雾，让人再无法心无旁骛地停留在其语言的纯净无暇。《丈夫》中的痛觉书写就属此类。一条烟船在新城与旧乡之间静静地节泊着，两处光景在船上交织相映，如祭歌，以旧乡文明之失落袭我们以隐痛。
小说场景集中在一条烟船上，烟船上的人分立于城乡文明的两侧。水保、大娘、兵士属于城市文明一侧；丈夫、五多属于乡村文明，两种文明的交界和冲突点，集中在小说的主角——老七身上。老七在乡村里是年轻汉子的妻，在城市河滩的烟船上，则是嫖客们的享乐对象。两重身份隐含的矛盾相互突入、交织，成为故事发展的实际推动力。丈夫来船上看老七，于是这种矛盾再也无法规避，老七主动上岸烧香，把丈夫留在船上，促成了汉子和水保的相逢；被动接受醉鬼的来访和水保的查巡，则最终导致矛盾的两方面崩裂，老七不得不舍弃妓女身份，回归妻子身份，从中体现出作者对两种文明冲突的态度——沈从文认为，这两种矛盾是不可调和的。
小说由身份冲突而展开的文明隐痛是循序渐进的，在具体故事开始前，作者就以泛指口吻写了这类来船上“做生意”的女子和丈夫来看望她们时候的情形，城市文明首先攻击的是丈夫们的感官：“大而油光的发髻……口音自然也完全不同了，就是变成城市里做太太的大方自由，完全不是做媳妇的神气了。”使丈夫不得不用“吃惊的眼睛”来重新认识自己的妻。双重身份所暗含的文明冲突在这一“看”的动作中暗潮涌动。
紧接着，故事进入具体场景，被上岸烧香的妻子留在船中看船的年轻汉子遇见了水保，此处对话集中，叙事构设的精彩之处在于，水保看似在同乡下汉子交谈，却自始至终都没有和他产生对话。丈夫和水保的态度，因为老七的双重身份，反而产生了一种反讽性的错差。年轻汉子在城市文明的凝聚体——衣着华贵的“老爷”水保面前小心翼翼；而水保却因为与老七“父女”的特殊关系不逞多让就走进船中，随手抓船里的风干板栗吃，仿佛他才是老七的丈夫。沈从文把他们对话中的几个笑话、寓言一一解释在文本中：刚吃了板栗就说“猴栗”的故事，显然在影射青年汉子；而对于青年汉子对于镰刀的长篇大论的倾诉，作为城里人的水保的一句“都应当有一把”则有明显的讽刺意味；在青年汉字询问他姓名时，他更是绕开青年汉子，不与其对话，只让他向老七转述自己的长相，临走之前还以年长者的姿态居高临下地拍了拍青年汉子。水保的一切言行举止所指向的都是对老七的乡下丈夫的明显排斥，二者的对话虽然占了很大篇幅，但全程都以汉子的自述填塞，水保以傲慢的态度拒绝理解他、与他产生对话。被城市文明的承载者拒斥在外，沈从文用这样的方式一点一点呈现这种文明撕裂的隐痛：丈夫最开始想到女人的生意，为妻子有主顾而高兴——这是乡村式的，不含丝毫世俗元素的淳朴目光；但老七的持续缺席使年轻汉子不断意识到妻子妓女这一重身份的存在，以及这一重身份带来的东西：她和他的距离越来越遥远了，此时他也想到了金钱元素在水保身上的体现——这可以视作是城市文明对淳朴汉子的影响；当湿柴烧不燃的时候，他进一步被城市中的种种隔阂刺痛，大为光火，终于意识到刚刚水保的话中的戏谑意味，不明缘由地对妻子的两重身份感到愤怒和痛苦——此时，城市文明带来的痛楚已经完全为汉子所感触到，他想要立刻回归乡村文明，然而情感的撕扯让他最终不得不回到了烟船这一让他痛苦的文明纷争之处。
如果说汉子象征着纯粹的乡村文明，被排斥在城市文明之外，那么老七就是两种文明交界之处，城市文明在她身上留下的痕迹非常明显。两人形成的对比，在小说后半段的一个情节中有鲜明体现：在大娘想要赚个不要钱的人情——故意把免费得来的胡琴说得很贵的时候，老七懂得她的意思，所以笑她，作者由此宕开一笔写汉子的想法：男子以为这是笑大娘不懂事，所以也在一旁笑着。这一交待，两者与城市文明之间的相对位置立刻通过这个细节展现出来。
小说的结尾看似倾向于回归乡村文明的理想，但实际上，刚开始对妻子“做生意”一事的想法极为单纯，伦理思想几乎处于原始状态的汉子，却在城市文明的排斥和冷嘲而风中学会了羞耻心，有了这一层心理，他又会怎样看妻子呢？而妻子老七在城市金钱主义的浸染下，自始至终都没有理解丈夫在文明撕扯之下的痛苦和悲哀，甚至在丈夫想要回乡的时候试图用城市横流的物欲“酒席”、“戏”、“荤油包子”和钱财来挽留他，让丈夫不被妻子理解的感情使他极为痛苦，掩面而泣。老七就算跟着他回去，但是原始的、善良淳朴的乡村妻子还会回来吗？结局将两种文明冲突的悲剧性的隐痛又向前推进了一层。
在20世纪的文学创作中，沈从文以其小说中对乡土和城市两方文明的冲突的关注尤为盛名，他的小说格调自然寡淡，情节也没有过分的曲折与冲突，却在一片淡然中层次丰富、意态浓厚地道出了两种文明冲突撕裂之痛，以及自己对于乡土文明迷失、城市金钱主义侵入的忧虑使小说富有感染力的，不仅仅是极富诗性之美的语言和叙事上的技巧性构设，更是作家淡薄笔调背后蕴藏的深厚情致与哀思。在《丈夫》尾声中，夫妻二人乘船离去，然而更多更多的烟船仍然漂泊在城市文明的洪流之上，成为乡村文明被吞噬的一个剪影，一首祭歌。更多更多的“老七们”，暂把烟船祭旧乡。
（一审编辑：冯雅婷）
（二审编辑：邓郁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