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于连是十九世纪法国作家斯丹达尔笔下的人物，高加林则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作家路遥所塑造的人物形象。然而尽管处于不同国度、不同时代、不同背景之下，两个人物在人生经历上却有着惊人的相似性。但这相似并不指向相同，他们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复杂关系体。并反映出一定的时代特征与作家的创作倾向。

关键词：于连；高加林；形象；比较分析

于连与高加林是相似的，这一点路遥在《人生》中借黄亚萍之口已然直接指出：高加林“有点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面保尔·柯察金的插图肖像；或者更像电影《红与黑》中的于连·索黑尔。”他们无论是出生、所处境地，还是人生选择、爱情经历都存在着明显的同的部分。然而同中却有异，且异中亦有同……因此草率地将二者说成是相同或是不同都是不妥当的，应该看清他们之间异同关系的复杂性，更深层次地理解两个形象的典型性与深刻性。以便在深入把握人物形象的同时，了解到小说人物背后的时代特征与作家的人文关怀倾向和不同的价值取向。

一、同中之异

他们出身相似，成长环境却不同。于连是一个小城郊区木匠的儿子，且当他见到德·莱纳先生时自称“我是个穷乡下人”，而高加林则更是地地道道的农民的儿子，因此可以说他们都是出身卑微的，同样属于社会的底层人民。然而虽然有着相似的家庭出生，他们所处的成长氛围却截然不同：于连的父亲和两位兄长关注的只有利益，对于于连不干活只看书的“做派”表示厌恶，甚至经常打骂，这也导致了于连内心的孤独与性格上的偏执。于此相反高加林生活在一个相对来说有爱的环境当中，他的父母亲是全面为他着想的，“只靠四只手在地里刨挖”供养儿子上学求功名；当高加林被高明楼的儿子顶替了教师岗位时，父母却始终思考着为了儿子的前途而更“巴结”高明楼；更因为知道儿子回到乡村干不了体力活就让他去卖馍，在这样的环境下，高加林是被爱包围着的，这也是他性格中相比于连来说多出了几分质朴的原因。出生相同而环境不同的他们带上了不同的性格特征，也使得在后来的奋斗道路上出现了较大的差别。

他们都在奋斗，方式却不同。我们知道这两个人物都是才华横溢的青年，于连能够熟练背下一整本《新约全书》，精通拉丁文。高加林读过高中，能写出优美的诗歌和散文，知识面也很广。虽然没考上大学，但在当时当地已经算是高知识分子的代表了。除此之外，两人面对父辈所处环境社会地位，都是想改变自己的命运，不想子承父业，更不想永远处在那个阶级，因此他们都为之不断奋斗，但同样是奋斗，方式却不相同：在于连所处的时代，阶级的高低仿佛决定着一切，拿破仑的胜利给下层人民带来了希望，而波旁王朝的复辟却将这来之不易的希望之火吹灭了。尽管如此，拿破仑的英雄形象已然刻进了于连的脑海，他希望有朝一日能像拿破仑一样飞黄腾达，改变现状，因此从做家庭教师开始，他便展开了对于这个目标的追逐。希望达到与贵族阶级平等的地位与赢得所有人对他的尊重，但在这个过程中他运用的方式却是伪装自己，将最真实的自己隐藏起来，并主动出击，运筹帷幄。另一方的高加林高考落榜，工作被替，他想要奋斗的目标是依靠着读书离开那片黄土地，解决工作问题，赢得更好的体面的前途。但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没有隐藏自己的内心与信念，并始终处于被动地位，第一次民办教师的岗位是最开始分派的，第二次去当通讯干事也是马占胜为了巴结而暗中安排的，第三次说去南京发展也是黄亚萍主动提出的。在这一路的发展过程中，高加林不像于连那么有想法与野心追求。因此，在奋斗的过程当中“主动出击”与“被动接受并在接受中继续努力”便是二者最大的区别。

他们都经历了相似的爱情，在其中所处的位置和想法却不同。《红与黑》中重点写到与于连相关的两段爱情经历，一个是德·莱纳夫人，一个是玛蒂尔德。在于德·莱纳的这段感情当中，最开始于连是为了反抗和蔑视贵族阶级，将征服德·莱纳夫人当作是一种挑战性报复性的行为举措，但随着情节的发展，其实于连真正的内心情感归属还是德·莱纳夫人；而在与玛蒂尔德小姐的这场感情当中，于连更把它当作是一种进入上流社会的跳板。于此便有了“心灵的恋爱”与“头脑的恋爱”一说。另一方，高加林同样也遇到了两个女性，一个是不识大字的刘巧珍，另一个是有才华有前途的黄亚萍，在这其中，便表现出了与于连的共性：第一点是第一个女性都是他们情感的真实对象；第二点是他们都将爱情与前途对比。但与于连不同的是高加林的目的性没有那么强烈——于连对于马蒂尔德的头脑的恋爱，明显是带有目的性，有策划有谋略的，但高加林不同：当黄亚萍向他表示爱情，并准备让他去南京工作的时候，他才把爱情和他的前途联系起来看，所以高加林一直都不是主动出击，与黄亚萍的爱情也并不是靠主动追求而来的美好前途的跳板。因此，他们在爱情上的不同和前文说到的奋斗方式的不同相类似，于连总是偏主动一点，而高加林则总处在较为被动的位置。

二、异中之同

这里的“异”更多的指向他们的归宿问题，于连最后走上断头台，迎接了死亡，这是一个生命的结束，再也没有后文；而高加林最后是回到农村，小说到此为止，虽没有说后来怎么样，但高加林还存在着比于连更多的可能性。对于他们不同的结局，笔者认为他们都得到了属于自身的归宿，并昭示着时代进步的社会规律，这便是他们之间相同的地方。

在当时获罪入狱的境况之下，于连本可以不死，然而在最后他明白了自己内心，选择了死亡。“一直生活在虚伪中的于连，直到最后才终于明白何谓真正的幸福，从而走向人生的真实。”他认识到从奋斗的开始到生命的结束不过短短几年的时间，最初获得同等地位与他人尊重的奋斗目标不断发生偏移，自己也不断迷失自我，明明痛恨那群上流社会的人，最终却也将自身陷了进去。入狱后，他终于逃离了那份紧张的斗争，获得了一份宁静。他得到了对自己最好的剖析与关照，而对于德·莱纳夫人的选择，也宣告了他对于最真实的自我的选择。因此，他放弃了上诉，说着“如果我做出某种怯懦的事情，我就在众目睽睽之下自找不幸……”慷慨地走向死亡，获得人身的自由，找到幸福，同时做回了真正的自己。

高加林虽没有走向死亡，只是灰溜溜地回到了农村，但他明白了黄土地的价值与自己的归属。在小说最后，作者借着德顺老汉的口说着“而今党的政策也对头了，现在生活一天天往好变。咱农村往后的前程大着哩，屈不了你的才。”最开始的高加林就是想脱离这篇黄土地，走进城市做体面的工作，这些都表现出了他实现自我的一种意识，而这“自我意识是以一种个人主义的形式被表现出来的”。面对时代浪潮，处于城乡交叉地带的复杂环境中，个人何去何从始终是一个问题，最终回到黄土地的高加林两手抓起两把黄土喊着那句“我的亲人哪……”的时候，他已然意识到了黄土地的价值，尽管这是一种对于现实不公正不平等力量的妥协与退缩，但对于高加林来说，回到那片土地，还年轻的他具有无限的可能性。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之下，现实就是他最好的归宿，他也终于认识到了理想与现实的差距，认识到了黄土地之于乡村人民的独特价值。

综上所示，两个人物不同的结局都指向了一种恰当的归宿。与此同时，也表现了一定的主旨——于连的死亡无疑是一种对贵族阶级的冲击与反抗，同时预示着社会更大的变革。而高加林的回归也警示了社会，必须进行改革解决问题，来实现更好地城乡发展。二者都表现了一种时代前进的规律性。

三、时代特征与作家创作倾向

“时代是产生人物的土壤，社会的发展变化铸造了人物的性格特征”不同国度，不同时代的作家共同创造了这样相似却又有所不同的人物形象，说到底还是与时代和作家自身的倾向分不开。一个是波旁王朝复辟后的十九世纪的法国，另一个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刚经历文化大革命的中国。如此风雨飘摇，新旧相持的状态之下，衍生出了大量社会问题。斯丹达尔与路遥都坚持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遵循着一种对于人的关照来塑造形象，关注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下的“于连们”和“高加林们”的处境，并在其中反映一系列社会问题。但高加林最终回到黄土地却表现了路遥与斯丹达尔不同的地方，“《人生》在路遥的创作中无疑是深刻而富有哲理思考的，它毕竟从乡土中国的深层接触到古老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内在律动”正因如此，高加林形象才反应出于连所没有的乡土精神，那是作者自身对于土地的热爱，也是对于社会文化心理的审美关照。因此，人物的相同表现了某种相似的复杂社会境遇，而形象的差异也表现了作家个人价值取向的不同之处。

四、结语

本文通过分析出生、奋斗、爱情的相似性反观其中的不同之处，与不同之处背后的相通之点，在人物形象、时代背景和作家创作倾向方面获得了一些较为浅显的结论。然而作为不同时代的奋斗者与悲剧英雄形象，相似与差异必将使其成为不朽的研究对象，获得更多的分析与比较。

（一审编辑：冯雅婷）

（二审编辑：邓郁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