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西方现代思想观照《黑镜·急转直下》中奔突的现代性困境-文学院文学在线

以西方现代思想观照《黑镜·急转直下》中奔突的现代性困境

来源：作者：19级雷绅
时间：2021-07-29 20:00:22点击：次

前言

黑镜（Black Mirror）是英国电视4台及美国NetFlix公司出品的迷你电视剧。该剧分别以多个建构于现代科技背景的独立故事，表达了当代科技对人性的利用、重构与破坏。

黑镜系列第三季第一集《急转直下》的背景是一个社交评分系统主导生活并以分数划分阶级的未来社会，每个人行为的展现都是为了获得他人更高的评分。故事女主人公蕾茜为了搬到心仪的公寓，需要短时间内提升分数。她由此展开了自己的提分计划，但最终却弄巧成拙，在一场环环相扣、急转直下的体验之后，因分数过低被关进监狱。

本文将试图以影片的故事内容为素材，以西方现代思想为内核，从“工具理性”、“自发之爱”、“主体之争”、“欲望解放”以及“社会正义”这五个方面分类阐释，以达到对该影片的一个深度解析的效果。

一、现代社会的潘多拉魔盒：日不落的“工具理性”

看完影片后笔者的一个最深的感受就是“制度的异化和人性的异化”，思考分析后可以发现，现代社会的工具理性正是这种异化的滥觞。工具理性就像被打开的潘多拉魔盒一般，向现代社会释放出无数的困惑与难题。

根据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的观点，工具理性是通过精准计算功利的方法最有效达到目的的理性，是一种以工具崇拜和技术主义为生存目标的价值观。而在影片中，这样一个按照社交系统分数的评分机制恰是现代社会“工具理性”大行其道的一个夸张化的科幻表现。我认为这种工具理性的过度扩张主要表现在社会生活的两个方面：一是社会运转的底层机制，即“制度的异化”；二是个人的社会交际，即“人性的异化”。

首先，在社会运转的过程中，在一个工具理性无限膨胀、价值理性奄奄一息的社会里，人们做任何事情都讲求少步骤、高效率。在蕾茜所处的社会当中，每个人的身上都被系统标示出了0-5的评分，代表其社会地位。于是通过眼球里植入的芯片，我们随意一瞥就能够省过多个环节，通过他头顶的分数来直截了当地“了解”这个人，从而决定是否展开交往。

众所周知，工具理性的关键就在于“计算”，在于关心达成目的的手段是否最优，而不再用理性来判断目标本身是否有价值。例如在教育体系中，每个学生都有各自的特色，学生间的智力水平与道德水平也存在很大程度的异质性。有如此之多的主观因素理性思考和权衡，那如何实现高效率地检验学生的受教育成果并且进行选拔分层呢？工具理性给出了答案，于是考试和分数应运而生，它给定了一个标准或者值得参考的答案框架，摒除了绝大多数主观因素，通过分数这一客观标准来操作这一工具理性的计算方案，成为教育评价机制的通用逻辑。

可是仔细思考会发现，工具理性的“非个人化”铁腕其实是有其不合理性的，也是很野蛮残酷的。为了追求效率，学生被简化成分数，企业员工被简化成绩效，社会上的每个人都被简化成这样或那样的指标，所有和任务无关的个人因素统统忽略不计，漠不关心。一个个生动鲜活的复杂个人变成了可以在机器里计算的冰冷数字，对手段的追求压倒了对目的的追求，这对需要高速运转的整个社会系统来说或许是值得庆贺的创举，但对具体的个人来说却是冷酷无情的。

其次，在人们的社会交往目的上，这样的工具理性则衍生出了自由主义所倾向的“工具性的社群观”。这种社群观直接导致了社会中冷漠的人际关系，在工具性社群观的引导下，人们互相利用以寻求各自的利益，双方都是实现各自目的的手段，都是一种工具。人们选择与谁交往，选择在交往过程中付诸多少热情，在交往实践中采取何种行动，这些选择统统被工具理性深深地烙印上了一道无法磨灭的“交往目的”印记。也就是说，工具理性让我们在个人社交中带有很强的目的性，我们怀着凭借该交往活动一定要获得某种个人利益的思想倾向，即“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在这种工具性的社群观当中，所有的“他人”都成为了一个个供自己使用的工具，所有的交际活动都变成了理性自利的手段。在影片里，蕾茜在电梯里与名流女士的尬聊，在朋友圈里发布的“破布先生”的照片，在精心准备得催人泪下的伴娘演讲中将痛苦回忆粉饰得富丽堂皇……它们都并非蕾茜内心自然舒展的行动产物，而是统统射向同一个靶心——那一套她梦寐以求的高档公寓。在评分社会中，多数人都抛弃了构成性社群观，不再珍视人的情感和精神价值，不再与他人产生自然状态下的无功利性的连接，不再唤醒内心深处的仁爱之心，不再站在与他人编织而成的生活之网上来塑造自我，讲好自己的故事，于是全面完整的人格的再也无法自主发生。工具性社群观使他们生活在一个自己与自己失去联系的世界，每个人任何事全都变成了工具，他们自己也成为了亲手制造的偌大工具的一部分，被幽禁在韦伯所说的“现代的铁笼”之中。

异化加深意味着人的工具性越来越强，所有人都成为了奔向同一个目标的工具，就好像机器上的链条一样。自从蕾茜得知4.5+的人可以享受公寓八折优惠之后，她所遇到的所有人，尤其是她欲努力讨好的高分人士，都成了她眼里的加分工具。一桩小岛婚礼，一通怀旧邀约，一席热泪演讲，两处心中鬼胎。蕾茜和娜奥米都在不明说的默契中彼此利用，各有所图，毫无真情可感。

我们需要知道，“真善美”确实是人类个人和社会亘古不变的终极追求。但是这个价值追求是有它的内在逻辑在里面的，是存在一个层层递进的关系的。只有在真实、真诚、真心的基础上才会建造起善良、善行与善德的上层建筑，进而滋生出美的风尚。可是如果我们的所有行为都不再是一种出于内心的自发性结果，而是工具理性的功利性目的性的产物，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真”的基石陷落泥沼，整个世界都成了无所依托、漂浮不定的空中楼阁，此时营造出的一切“善”都是伪善，表现出的任何“美”都是空美，这种伪善和空美最终都构结成商业供求化的片面单薄的社会关系和冠冕堂皇的社会形象管理。

二、用“自发性的爱”挣脱工具性的锁链，重扬个体的自由

为了解构和反思现代自由主义社会盛行的工具性社群观，有哲学家提出了更高层次的社群观构想。

20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提出了“情感性的社群观”，他认为社会是一个合作互惠的体系，人们在合作中会产生善意和情感，建立共同的价值。而桑德尔则提出了高阶的“构成性的社群观”，他认为社群不只是工具，也不只是合作团体中的情感依赖，而是一种在根本上定义了“你是谁”的纽带关系，塑造着你的身份认同，生活理想、道德感与责任意识。按照一位社群主义哲学家麦金泰尔的观点来说，人类是一种“讲故事的存在”，人类的故事是在社群关系中形成和展开的，离开了社会关系的塑造，人就讲不通自己的故事。也就是说，在这种具有个人构成性的社群中，人们不仅可以获得归属感，而且还能更完整、更清楚、更连贯地讲好自己的“故事”，从而获得人生的最终价值与意义。

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在《本真性的伦理》一书中提出了“拯救本真性的理想”、“成为你自己”的说法，他认为“本真性”来自我们和他人的对话，以及对话中的反思。我们无法单单依靠自己来构成自我，形成有意义的独特性标准。德国大思想家尤尔根·哈马贝斯在《交往行动理论》中提出了可以改良工具理性的、存在于每一个主体间的“交往理性”，关键词是自由、尊严、爱和正义等等。哈马贝斯认为“交谈”是一件非比寻常的事，交往理性为我们的生活世界确立了理性规范的原则基础，以此能够抵御无限扩张的工具理性“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

可以看出，以上哲学家面对工具理性的洪水猛兽，都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注视在了“我与他人的关系”的堤坝之上。然而，笔者并不认同罗尔斯的“构成性的社群观”是最高层次的社群观，因为社群“构成”的实际上还是个体本身，其理论的立脚点仍然自觉或不自觉地位于理性自利的方台之上。笔者认为个体与个体之间的终极价值追求，应该是富有创造性、自发性的积极的“爱”。

在当下社会，我们理应追求克服异化状态的全面发展，充分意识到每个人的平等性，认识到没有人必须是另一个人实现其目的的手段和工具，每个人本身就是一个价值丰富的目的，最终构建起一个合理的以人为中心的、互相尊重、互相关爱的社群文化，类似于孔子提出的“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大同社会。夫子仁与礼的思想是以人道主义来连结人类，以西周制度规范来区别等级，塑形有仁爱但不无区别，有等级但不过分对立的社群关系。然而笔者所说的“自发性的爱”在一定程度上又有异于孔子的主张，更强调仁爱的无阶级性即大众性。

弗洛姆在《爱的艺术》中谈到：“爱情是给予，是把自己身上最有生命力的部分给予他人，这种奉献不是为了得到，而是为了呼唤起对方的生命感。”

这让笔者联想到沈从文在《边城》中对吊脚楼上的妓女们的描绘。一般的嫖客与娼妓之间的关系便可以理解成工具性社群观的一个案例。一方凭借身体解决个人的经济问题，一方凭借金钱解决个人的欲求问题，两方在冷漠阴暗的工具性交易之中各享所得，各取所需，这就是一种商业化的供求关系。可是茶峒的妓女们并没有像摩登城市里的同行一样，贩卖自己身体的同时灵魂也选择一步一步地溃烂，将自我逐渐异化、物化，失去了人之为人的最初最美好的本性。茶峒的妓女们是有着生命体验地在生活着的，她们只是将这样一种身份当做自己的一份营生。边地淳朴的风俗使她们和嫖客之间也多了一份雄浑天然的关系，遇到相熟的主顾便不在乎钱，也多与附近的水手结下恩情。虽是妓女，她们也与常人一般感情真挚，愿意“尽把自己的心紧紧缚定远远的一个人”，甚至痴到无可形容。

而在影片中，在蕾茜因不再顺路须与苏珊分别后，她发现苏珊往她的行李箱中塞了一瓶酒，如沙漠中的绿洲，为一路疲惫的蕾茜给予了莫大的慰藉与感动。而这种影片中唯一的不为评分的助人行为便可以理解为“自发性的爱”。

由此可见，自发性的“爱”是实现自我、消解工具性社群观的最佳良方。走出爱的误区，不仅仅渴望被爱，不囿于市场交换的爱，重视持久之爱，通过积极地关心生命以及我们所爱之物的生长，我们方可挣脱自由主义的工具理性与工具性社群观缚在人类社会百年来的沉重桎梏。

三、当争夺主体性的战场鸣金收兵时，他人亦是地狱

法国哲学家保罗·萨特在《禁闭》中借三个被囚禁起来等待下地狱的鬼魂之间不断欺骗与折磨的故事，喊出了一句撕心裂肺的“他人即地狱”。萨特认为，人和人的交往，总是在为了争夺主体性而斗争。我们不可能实现理想中的共同自由，因为每个人都要实现自己的主体性。我们没有办法既承认别人的自由，又让别人承认我们的自由，就像影片中蕾茜给别人打五星，却很难得到别人的五星好评一样。

可是笔者认为，当我们不再为个人的主体性斗争时，他人同样是地狱一般的存在。例如蕾茜为了提分将自我完全放弃，成为她人评分下的奴隶，丧失了独立完整的人格，其后果同样是极其可怕的。

当蕾茜找不到汽车适配的充电器后在马路上无助地招手寻求帮助的时候，一个男人本想停下车来给予援助但却被一旁的妻子以2.8的低分为由施以阻拦。接着当1.4分的苏珊好心地停下车来表示关心时，蕾茜却也因对方的低分而犹疑不前，换来一句“放心，我不吃人”的宽慰和自嘲。这其实揭露了社会的一个鄙视链，它像一头毒蛇一样盘踞在社会生活中的无数个方面。最可怕的是，很多时候我们都身处于这个巨大的鄙视链当中而并不自知，不觉自己已在受虐之后竟又操起行暴的工具当起一个施虐者来。

在影片中的评分世界，因主体性的一次又一次丧失而产生出的这样一种“他人即地狱”的绝望感非常鲜明。我们都知道，如果一个人只能从外界寻求获得安全感，那这个人一定是不成熟的，是缺失主体性的，是难以健全发展的。而影片向我们展示的恰恰是这种极度不成熟的紊乱状态。在这样的评分社会里，社会群体被分成了至关重要的三六九等，此时一个人的自信心不是来源于自己，不是来源于自己的成就、财产、权力、家庭或者民族，而是来源于他者的凝视，来源于他人甚至其中的陌生人对你在方寸之屏上打下的分数。也就是说，自强不息的美好品质再无用武之处，一切仅关乎个人的因素不再是你成功的要素，成功的必备条件转移到了你与外部世界、与他人的关系维护当中。

对于争夺自我主体性的正义战斗不应偃旗息鼓。一个真正成熟的人应该是既不依附于他人，也不强迫他人依附于自己的。人是可以成功而且并不孤独的，这种成就不依赖于别人去获得，而是依赖自己的自我实现。自我实现就是多尝试自发性的行为，让自己更多地从自己身上获得满足而不需要依赖他人。如果能够认识到生命的意义是存在于生命活动本身而并非他人的评价，那么我们就不会从外界来寻求安全感，而是依靠自己的自我实现来使自己变得更强大与安全。

四、理性路标下的现代人如何暂避高山景行，凝视自身的欲望本能

从西方思想史上我们可以找到关于对人的本能欲望这种非理性力量的发现。柏拉图就曾经把人的灵魂结构分成理性、激情和欲望。后来的休谟说过“理性不过是激情的奴隶”；叔本华把人的意志看作是一种难以察觉的“盲目的驱动力”；伟大的尼采提出的“权力意志”就是在宣言生命冲动的力量。

关于欲望论最具划时代性的当属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他用“科学的实验”为人的原始欲望正名，宣告了“理性人”的死亡。弗洛伊德提出，性欲本能、攻击本能这种人的原始欲望暗藏着巨大的能量，是人内在最基本的冲动，是生命的驱动力。个人认为，广告中的男模形象的出现可以看做是蕾茜长久以来压抑的性欲本能的一次外显。而在攻击本能上，蕾茜因无时无刻不受到评分准则的强力约束而始终无法攻击性，机场扣分事件的教训更是将她心中的攻击本能深深封藏。

我们知道，人在身体意义上是一个生物性的存在，具有类似动物的欲望。但同时人又是一种精神性的存在，有所谓的良知和道德感。在道德“崇高”的视角下，人对自己难以自拔的动物性欲望会产生羞耻感，鄙视自己，并感到个人的卑微。而如何超越欲望的卑微，走向人性的崇高，现代人一直在这方面思考与探索。荀子的性恶论也正是以人的原始欲望为立论基石，我想正是由于人们对性恶论的担忧，才有了各类国家法令、规章制度的产生。而这种意识也艺术变形为蕾茜所处社会的评分现象背后的思想——以他人的评价来约束规范个人的行为，从而起到在个体在各种公共场合下压抑欲望，迈向崇高的效果，与中国传统儒家制礼作乐以教化仁德、安国定邦的理念，尤其是之后发展形成的“存天理，灭人欲”的宋明理学有着相通之处，不过具体的方式媒介不同。

婚礼上的一番人格分裂式的伴娘致辞可以说是整个影片的高潮。蕾茜对于平步青云的梦想仍不死心，可是遭受了这一切后她又对虚伪残忍的娜奥米心生积郁难抒的怨念与恶意。这种复杂混乱的心理使得她一面说着备好的稿子的内容，念往日陪伴，叙旧友佳话；一面又于嘶吼和眼泪中怒斥控诉着娜奥米对自己做过的丑事，使彼难堪，使己痛快。这可以看作是精神长期重荷、最终崩坏状态下的蕾茜以一种破坏式的人格摧毁一切的狂欢，是她“攻击本能”的一次宣泄。

影片的结尾尤其值得回味与深思，蕾茜因婚礼闹事一事评分几零，关押入狱。被摘除眼部的芯片的她疲惫地褪下脏乱的礼服，看到房间里光线中飞舞的尘埃，坐在这个真实的世界里含泪微笑，若有所思。接着，因为再也不爽于那些莫名的“他者的凝视”，她卸下长久以来的伪装，涌起战意与对面监房里西装革履的黑人男子展开了一场骂架。蕾茜在经历了这一场“急转直下”的遭遇之后，她对这个畸形扭曲社会的一切愤懑，对无奈身处其中的一切忍耐，最终都化在那张口扯嗓、粗鄙恶毒的咆哮声当中，得到令人唏嘘的发泄与释放。

我们可以发现，蕾茜的生活此前一直是欲望受到压制的状态，这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其自由的缺失。英国思想家赛亚·伯林将个体自由划分成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两个层面，我们不妨按此做以下分析。

在消极自由方面，蕾茜不喜欢吃那一款早餐饼干，但为了拍照发朋友圈展示“美好”生活，她还是咬了一口；蕾茜不愿意在电梯里与那位高分女同事献殷勤似的开展话题，但为了她急切需要的五星好评，她还是向同事露出了她标准的笑脸的矫揉的热情；因为娜奥米过去对她的刻薄与挖苦，甚至还睡了自己的前男友，蕾茜对这位童年的玩伴有的其实是发在内心深处的憎恶，不愿与其再产生任何交集，可是为了她的提分计划，她还是在朋友圈卖起了“破布先生”的情怀。

而在积极自由方面，蕾茜想要摆脱她的弟弟去往一个高档公寓生活，可是她的财富和分数都限制了她的欲求；她每天一早对着镜子练习微笑就是为了每个人给她评高分，可是机场的人和汽车租借处的工作人员都造成了事与愿违；她精心准备演讲，想要凭借娜奥米婚礼上出色的表现一圆“青云梦”，可是一路上层出不穷的问题和娜奥米最后电话那头决然的拒绝让她绝望让她疯狂。

就这样，蕾茜一方面坐着违心的事，丧失了消极自由；另一方面又无法达成自己的追求，够不到积极自由。无论是向下的“做自己”抑或向上的“做更好的自己”的需求都无法实现。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在这种双重自由的缺失之下，作为生命驱动力的这样一种原始欲望在蕾茜身上受到无限的压制。当她跌入到“急转直下”的平静深谷中，其被抑制的欲望最终以“攻击本能”这样一种欲望形式无所节制地、以一种近乎疯狂的形式宣泄了出来。

然而，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学说”中对于人的理解的核心不再是理性，而是欲望。他认为潜藏在无意识中的欲望本能往往比表层意识中的理性思考更有力量。精神分析学说的广泛传播使欲望得到解放，永久地改变了我们理解人性的方式。在此，笔者认为，如何在理性和欲望的天平之上，寻找权衡之处以立身，在崇高感与卑微感的域场之间正确地理解人性，这是现代人的一大精神困境，同时其理念更是医治影片中病态社会的一剂良方。

五、以正确的平等观为强臂，高摇社会公正与正义的旌旗

在与咨询师的交谈之中我们可以得知，苏珊的“外圈”和“内圈”的分数很高，这说明蕾茜在陌生人和熟人当中的印象是比较良好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蕾茜是一个本性善良的人。这样一个社会竟然让一个天性善良之人一步步走向拍照入档，锒铛入狱这样一个结局，这是值得我们去深思的。也许正应和了鲁迅所说的那个“不把人当人看”、“让好人没有出路”的吃人社会。在这个分数决定一切的社会，人的生命也变得低贱了起来。

卡车里与苏珊的一席对话，很好地揭示了蕾茜身处这个分数社会当中的复杂心境。当苏珊建议蕾茜也试试她的这种丢掉包袱，随心所欲做真实的自己，不用顾及他人的做人方法时，蕾茜直言不讳地当场拒绝了，她说苏珊曾经拥有过，所以失去了不足为惜，但是她自己尚没有值得失去的东西，她必须为了那个让她知足的东西，为了“自如地呼吸”而奋斗，所以她还得遵守分数游戏的规则。

令人触目惊心的是，在这样的社会中，我命由他人而不由我，我的命运被不安地囚禁在他人的股掌之间。分数高就意味着你是体面人士、成功人士、名望人士，订高档公寓可以享受优惠，出行有更加多元便捷的选择，甚至可以获得医学治疗的优先权，挽回自己的生命；而分数低则代表着你的默默无闻，甚至连品行都受到是否作奸犯科的怀疑，遭到社会的鄙弃、厌恶和排挤。可以预见，评分机制背后的理性主义，不仅很难带我们走向真理和意义，还必定会让我们里意义越来越远，带来前所未有的新麻烦。这种异化发展的理性如洪水猛兽一般践踏撕扯着每一个人，踏出文明社会的野蛮，扯出理性时代的疯狂。

显而易见，影片中通过社交系统的分数来评价公民甚至以此来划分阶级的社会制度的合理性与可行性让人很难不有所质疑。笔者认为这种社会制度的不合理表现在其“非平等性”，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对公民社会政治地位的不平等对待（系统的加权评分）；二是对不同的生活理想和方式的不平等对待（过分强调社交生活）。接下来我将分别展开论述。

首先，理性诞生之初，启蒙理性主义高举“天赋人权”、“人人平等”摇旗呐喊。可反观影片中的评分机制，最讽刺的是其中的加权评价。咨询师向蕾茜建议多争取上流社会高分人士的优质评分，这样才有可能在短期内迅速提分。也就是说一个一分人的五星好评远远没有一个五分人的五星好评来的珍贵、来的有价值。于是，高分人士如娜奥米，弹冠相庆，互相成就；低分之人如苏珊，我行我素，放浪形骸；蕾茜便更像夹在两者的中间人，厌下慕上，为了身位的提升，战战兢兢，如履薄冰。阶级的分化与隔绝由此而生，这就是不合理的社会分层的残忍之处。不难发现，工具理性指导下的评分权重比例不一的理念传达出的恰恰就是与其始祖启蒙理性主义相悖的不平等观念，足见工具理性过度膨胀后导致的大数据暴力其本身的滑稽与虚伪。

其次，我们不禁发问：社会应该如何去追求公平与正义，什么样的平等才是最合理的？政治哲学家罗纳德·德沃金提出了自由主义平等观的两个原则——平等的尊重、平等的关怀。要知道，人和人的生活方式不一样，有人喜欢每天独来独往，一个人看书，一个人旅行。对他们来说，与无关紧要的人打交道是对自己生命力的无益消耗；也有人在社交方面展露天赋，善于搭讪，吃喝玩乐也都从不寂寞，结交形形色色的人，在社交之网中成长。

德沃金认为，对于各种不同的生活理想和方式，只要本人自愿而且不伤害他人，那国家就不能干涉，也不应当偏袒，应该一视同仁，保持中立。这就是他说的自由主义的“国家中立性原则”。

可影片中的现实世界则是，以社交系统分数来评价个人的这一机制明显偏袒了社会中的交际性个人，并且正将所有人粗暴地赶向广阔丰富却又波诡云谲的社交场域。这不仅造成了社交网络的虚拟生活上的异化，还带来了我们真实的社交情境的失味。这种评分制度所体现出的价值一元论理念将迅速扼杀掉人类群体的多元色彩，用分数的刻刀将每个人都精心雕刻成影片里蕾茜苦苦经营的朋友圈里的那样，阳光、积极、体面、优雅、美好、乐享生活……千人一面、千篇一律。

因此，我们才更需要重视德沃金所说的“平等的尊重与关爱”。社会群体在尊重每个人的生活理想与生活方式的同时，更应向他们提供平等（并非平均）的资源来助其实现各自的生活理想。也就是说社会应在不对其进行消极干涉的基础上，施以积极的匡助，而不是奉行价值一元论，通过强硬的社会制度来崇尚和树立单一的生活范式，屠杀人类的多元与包容，篡弑社会的公正与正义。

结语

充分认识到工具理性与工具性社群观给现代人带来的精神灾难，通过自发性的爱来与他人建构良性关系，用人的本真性和交往理性来终止工具理性的巨婴式生长。同时，个体积极地为自我主体性的合理斗争鸣锣开道，对本体欲望与理性条文观照有度。最后，用平等的尊重与关怀的双手托举起社会公正与正义的灯塔。如此，人们方可在山重水复的现代性困境当中突围而出，窥见一方桃源天光。

以上便是笔者认为《黑镜·急转直下》中意欲传达的深刻性、现代性的思想内涵之所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