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女性主义在文坛的崛起，就不得不提到“阁楼上的疯女人”这一形象，它来自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阁楼上的疯夫人用一把大火毁掉了恢宏规整的庄园。而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则在她的故事里以一位产后抑郁的女子口吻，叙述其从单纯的抑郁变得疯狂的过程，在充斥着分裂与矛盾的叙述中，象征与隐喻也若隐若现，闪着不可忽视的耀眼光芒。
尽管小说是由作者所写，但在故事中，小说家的身影总是隐藏在叙述者身后。而当叙事者站出来或深情脉脉或神经兮兮地讲述时，我们总是会产生这样的疑问：“他说的如此荒诞，我们应该相信吗？”而读《黄色墙纸》时，对文本的警惕性应该格外地拉高。这是因为，小说的叙事者并不值得我们信赖。
《黄色墙纸》的女主人公是唯一的叙述者，因此她享有选择与呈现的权力，全篇采用日记体，而日记这种独特的形式则使得女主人公精神变化的过程递进式发展。小说并没有宏大的情节与架构，只通过一个女人的心理变化影射了女性的精神困境，但这种自觉的精神分析却使得小说弥漫着坦诚与诡谲交织的气氛。看似她什么都写下来了，但读者却觉得女主人公的思想彷如黄色墙纸下潜行的女人，藏在阴暗角落里。
叙述中的不可靠体现在女主人公的身份上，不可否认，作为精神病人，她产生的幻觉极大地影响了叙事。在刚来到这间房间时，她尚且能够理性清醒地看待事物，于是，即使她厌恶丑陋的黄色墙纸，也只是客观地描述“墙纸被撕成了一片片的，几乎所有我够得着的地方都被撕破了”、“牢牢地黏在墙上”；而之后，她开始以不同的角度观察、描述墙纸的形状，最终得出结论：“那没有止境的怪诞形状似乎围绕着一个同心渐渐成型，然后漫不经心地冲刺、猛栽下去。”这样的用词带上了女主人公自身的情感，无论是“冲刺”还是“猛栽”，都隐含着一种急切、极端的情绪。尽管在一般人眼里，墙纸的形状是不规则的，但女主人公在幻想中赋予了它形状、轨迹甚至是情感。然而她一再地强调：“我似乎开始喜欢上墙纸了。”但它背后暗藏着女主人公的恐惧与绝望。在不能写作、不能思考的日子里，她躺在床上，只能强迫自己像囚犯一样观察身边的所有物品，并在心里将其变形、压缩。
在这不可靠的、近乎扭曲的叙述里，她意识里的世界反而具有了强烈的象征意义。
当主人公来到这座房子时，丈夫给她安排的房间是以前的育儿室，这件育儿室并不温馨，而是充满了糟糕的墙纸，床被固定着，窗子被木条封着。而女主人公更中意楼下的房间——面朝广场，窗户上装点着蔷薇，还有漂亮的老式印花布帘，但只有一张床，因此被丈夫否决了，理由是无法近距离地照顾她。事实上，这一设定暗示着女主人公想要走出自己困境的愿望。从前文看，最初来到这座房子时，她首先希望这是一间鬼屋，之后又“得意地宣布”：“这房子有古怪。”从这里可以看出，女主人公具有丰富的想象力与冒险精神，她不害怕鬼，反而希望生活中能有更刺激的事情发生。再加上她也用“写作”这种方式避开耳目说出自己的声音，可以看出，她并不愿意成为花瓶与累赘，而是希望去往更广阔的天地，实现自己的生命价值。显然，楼下的房间明亮、开阔，更符合人的价值追求。“面朝广场”象征着拥有望向未来的权利，“蔷薇”象征着对美的追求，“漂亮的印花布帘”则与糟糕的黄色墙纸形成强烈的对比，而帘子的特性是可以选择拉开或关上的，给予了人自主性，可黄色墙纸则是避无可避，如若不清理则总得在眼前盘桓，这则是暗示了女性选择的权力。这一间房子与伍尔夫的“自己的屋子”何等相像！与之相比，对育儿室的描写则十分怪诞，充斥着封闭与阴暗的霉味儿，暗示着女性的不自由与被压抑的欲望。再者，育儿室象征着女性人生的一个阶段的跨越。女性生产之后身体会发生许多变化，心灵世界也会产生剧变，常会出现心理疾病，女主人公便是因为产后抑郁来到这座别墅养病的，而她所住的地方却是育儿室，二者构成了一种语境上的讽刺。幼儿既象征着无穷的生命力，同时也象征着无尽的破坏力，所以需要把窗子封上，把床固定，但即便如此，这间育儿室也在女主人公眼里显得无比破败，甚至连床都有无数被咬过的痕迹，而女主人公在最后一篇日记里也生气地咬下了床架的一块，这便暗示着女主人公与幼儿的形象相似，她也是精神世界尚未成熟的幼儿，渴望写作，意味着她有着在男权社会里发声的愿望，但丈夫的阻止则意味着男权社会司空见惯的拒绝异类，女性被阻挡着，成了失声的沉默者，但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她内心的破坏力也会让她突破禁锢，走向可以发声的方向。
正是在这间育儿室里，她看似被毁灭，成为了疯子，但实则是在这里涅槃重生了。黄色墙纸下的女人这一意象也始终贯穿全文，她们总是在阴暗处匍匐爬行，而在白天安静沉默，仿佛从未存在过；她们形状相同，但却数量庞大，以影子的形式沉默地爬行。这些女人并不是凭空出现的，她们伴随着女主人公心理变化而成长。从最初的只在墙纸上爬，到最终无处不在，在花园里、在葡萄藤下、在窗子望见的每一处。女主人公对丈夫与珍妮的名义上为“爱”实则为忽视与监视的行径越来越反感，女人的形体游走得越发猖獗，正如那间房子的气味——从最开始的无伤大雅，到无处不在、始终悬在半空，影响着女主人公的情绪。是否真的存在这气味和移动的女人？实际上，这些都是女主人公心灵世界的外化。在所谓亲人的监视下，她虽然得到了肉体上的饱足，但她只能在白天睡觉、打扮、玩乐，无法阅读、写作，或做一些更有趣味的活动，在这日复一日的无趣与压抑之下，她幻想出和自己处境一样的“墙纸下的女人”，她们都得在白天隐藏真实的自己，在晚上活跃，任凭思维驰骋。这是肉体柔弱、地位低微的女性用幻想制出的箭矢，因此，当女主人公望着墙纸上游移的女人时，女人也试图穿越月光的栅栏，从墙纸中望着她。墙纸中的女人，其实就是她。
尽管结局女主人公成为了世俗眼里的疯子，但她终于和墙上的女人合为一体，她从丈夫的身上爬了过去，也朝自私狂妄、排斥女性的男权社会狠狠地踢了一脚。“在一个既定的男性中心主义文学市场所规定的性别政治环境中，对自我做出定义，是多么异想天开的事。”苏珊·古巴如是说。《黄色墙纸》里的女主人公正是用自己渺小的声音，去撼动庞大的社会体制，她用个人的毁灭，换来了精神上的涅槃。在男性权力体制的压制下被迫成为疯女人，这是作者的告诫，也是女性需要避开的悲剧命运。而《黄色墙纸》带有恐怖色彩的叙事，也给了读者一种崭新的审美体验，在象征中游走，在不确定中寻找永恒价值。
(一审编辑：姚俊颖）
（二审编辑：周润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