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姆莱特》是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之一，主要讲述的是哈姆莱特为父复仇的故事。而哈姆莱特在为父复仇的过程中却一再延宕，最后酿成剧中主要人物全员死亡的悲剧。这一系列复仇的延宕行为和悲剧之中隐含着更深层的原因。本文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尝试分析《哈姆莱特》的延宕及其悲剧根源。

        哈姆莱特是一个人文主义者的典型形象

要分析清楚《哈姆莱特》的延宕及其悲剧根源，首先就要分析清楚主人公哈姆莱特的形象。一言以蔽之，哈姆莱特是一个人文主义者的典型形象。其人文主义精神表现在戏剧中的一些细节之处。哈姆莱特的求学之地是德国的人文主义中心威登堡大学。古代的丹麦王子却在人文主义的中心威登堡大学读书，这一“时代的谬误”明显证明莎翁笔下的哈姆莱特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的典型形象。^[1]哈姆莱特出生在王权世家，却接受着人文主义的教育，受到了许多与传统教会截然不同的新思想观念，人文主义在哈姆莱特的性格和言语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哈姆莱特善于观察，长于思考，重于分析，具有人文主义者的基本素质。当霍拉旭等人告诉他见到了其父亲的阴魂，他一路跟着阴魂，从阴魂那里得知其叔父克劳莱斯是杀死其父亲的真正凶手。他没有直接冲向克劳莱斯报仇，而是将这笔帐记在本子上，并且不对霍拉旭等人说明情况，并要求他们保守见到阴魂的秘密（第一幕第五景），可见其冷静与严谨。此处哈姆莱特的反应与后来的莱阿提斯得知父亲死亡时为父报仇的冲动形成鲜明对比。哈姆莱特抱有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的崇高理想，同时对“人”抱有美好的看法，在剧中经常肯定人的价值，歌颂人的品格，推崇人的力量，高唱人的赞歌：“人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作品！理性是多么高贵！力量是多么无穷！仪表和举止是多么端整，多么出色！论行动，多么像天使！论了解，多么像天神！宇宙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他对待身边之人有一套自己的人文主义的相处之法，他要霍拉旭不称他殿下，改叫“好友”；他不愿士兵对他“尽忠”，而要彼此“尽爱”。还有其他人对他的评价也侧面体现出了哈姆莱的与众不同，是个清醒透彻的人文主义者。比如奥菲利娅赞颂他“是朝臣的眼睛，学者的辩舌，军人的利剑，国家所瞩望的一朵娇花，时流的明镜，人伦的雅范，举世瞩目的中心”。福丁布拉斯评价他：“要是他能够践登王位，一定会成为一个贤明的君主的！”

其次，我们要分析莎翁为什么塑造了哈姆莱特这样一个人文主义者形象。这就不得不说到戏剧《哈姆莱特》的创作背景。《哈姆莱特》是莎士比亚创作的第二个分期（1601-1608）写下的作品，这一时期是莎士比亚的戏剧创作高峰，创作了包括《哈姆莱特》在内的四大悲剧。1601-1608年是英国新旧国王交替时期，伊丽莎白统治末期，王位继承问题日益凸显，国内外各种宗教势力、贵族势力、皇室宗室势力互相斗阵，蠢蠢欲动^[2]。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与资产阶级、广大人民的矛盾以及新的资产阶级剥削者和赤贫化的农民、城市手工业无产者之间的矛盾错综复杂，整个社会就成了一所虚伪、无情、邪气压倒正气的大监狱。^[3]莎士比亚看到了社会上的种种罪恶，人文主义理想和黑暗现实的巨大反差，以及人文主义本身存在的弱点。于是，他借用已有题材和久远的异国他乡发生的故事来深刻反映16世纪末17世纪初的英国社会现实。在《哈姆莱特》中，莎士比亚正是要通过哈姆莱特这样一位人文主义的代表，映照出社会上的贪婪、虚伪、卑鄙、下流；也要通过这样一个人物，探寻整治社会的出路和反映人文主义的弱点和时代局限性。

               哈姆莱特的延宕行为分析

哈姆莱特复仇延宕表现在以下几个情节当中。一是哈姆莱特从阴魂那里得知克劳莱斯是杀父凶手时并没有立即采取行动，而是记在了记事本上（第一幕第五景），他在装疯卖傻中将复仇行动延宕。随后通过戏中戏亲自确认克劳莱斯就是杀父仇人（第三幕第二景）。戏中戏之后，哈姆莱特获得了一个绝佳的复仇机会：克劳莱斯在祷告，哈姆莱特蹑步走近了他，都已经拔出了剑，却又因为宗教观念：在忏悔中死去大的人得到的惩罚会减少，而放下了剑（第三幕第三景），错失了一次报仇的机会。还有一次延宕是哈姆莱特在王后寝宫和王后谈话时，误认为躲在挂毯之后的是克劳莱斯，却拔剑误杀了波洛纽斯（第三幕第四景）。这之后，克劳莱斯更加急迫且坚定要将哈姆莱特送往英国，借他人之手杀死哈姆莱特。后来哈姆莱特又回到丹麦与雷欧提斯比试，这期间就没有再发生什么特别的延宕了。

哈姆莱特为何一再延宕又延宕？其一是因为他面对的复仇对象远比他强大，敌我力量悬殊。克劳莱斯是一国之君，在面对哈姆莱特的复仇，他调动一切国家机器的力量去对付他。并且在剧中不难看出，克劳莱斯对哈姆莱特的防备之心，在哈姆莱特还没完全显露出复仇的动机，只是在装疯卖傻的阶段，克劳莱斯就已经对他起了疑心，打算将哈姆莱特送往英国并打算借刀杀人。其二是哈姆莱特将为父报仇与重整乾坤联系起来：“这是一个颠倒混乱的世界，唉，倒霉的我却要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第一幕）他自知肩负的责任重大，这也使得他不知道仅仅只杀了克劳莱斯又有何用，杀了克劳莱斯却不能改变世界。“重整乾坤”的责任之巨大，前路之渺茫使得他不知所措，在行动上一再延宕。其三是哈姆莱特作为人文主义者的悲寂和自我怀疑。看透人性的邪恶之后，发现克劳莱斯的篡位不是个别现象，而是当时社会人性罪恶的普遍反映；替父亲报仇，杀了克劳莱斯只是复仇的冰山一角，当他发现，罪恶的根源是人性的时候，他就不仅仅是在同克劳莱斯一个人斗争，更是同普遍的人性之恶的斗争，与所有人也包括自己的斗争。因为人性之恶，杀死了一个克莱莱斯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这样一来，哈姆莱特的复仇对象变得模糊，面对的是更加严峻的人性问题。他超越不了时代，无法给出自己答案，于是他变得怀疑、犹豫，在复仇行动上就有了延宕。

                 哈姆莱特悲剧的深层内涵

哈姆莱特悲剧的原因可以从主客观两个方面分析。主观原因是人文主义者本身的局限。人文主义者追求美好理想却又找不到实现理想的途径。在戏剧中多次表现了出来，哈姆莱特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他对整个世界有着清晰的认识：“在我看来，人世的一切多么地腐败乏味，一无是处啊！这是个荒废了地花园，一片冷落，那乱长地荆棘和野草，占满了整个园地。” （第一幕第二景）“丹麦是一所牢狱。”他知道这颠倒混乱的世界，他要重整乾坤，但是他并没有采取行动，是个“思想的巨人，行动的矮子”。同时他脱离人民，孤军奋战。哈姆莱特不仅是个人文主义者，也是贵族知识分子。新旧思想在他的意识中交替着，从他因为宗教原因延宕复仇行为就可以看出这一点。他脱离人民群众，看不起人民群众，将他们称之为“混蛋”“蠢货”，他觉得“这三年来，人人都越来越精明，庄稼汉的脚趾头已接近朝廷贵人的后跟，可以磨破上面的冻疮了。”他从未想到人民群众有扭转乾坤的力量。这正是哈姆莱特——也正是人文主义者的缺陷。因此哈姆莱特悲剧是一代人文主义者的悲剧。客观原因是封建势力过于强大，人文主义者非常弱小。哈姆莱特和克劳狄斯的斗争是人文主义者同封建势力的斗争。此时人文主义者能够揭露社会罪恶，却无力消灭罪恶。一方面人文主义者代表历史的发展趋势即“历史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封建社会现实又不具备实现这个愿望的条件，因而构成恩格斯所说的“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的冲突”。因此，哈姆莱特悲剧乃是时代的悲剧。

                     结语

“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通过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哈姆莱特作为莎士比亚戏剧中的经典悲剧人物，代表着文艺复兴后期人文主义者的典型形象。莎翁正是通过戏剧《哈姆莱特》的创作批露了16世纪末17世纪初英国社会现实的黑暗和矛盾，也透露出了对人文主义者本身的弱点和矛盾的反思。通过哈姆莱特这一悲剧形象的塑造深刻揭示了一代人文主义者的悲剧和时代的悲剧，体现出了戏剧《哈姆莱特》具有深刻的现实性和批判性。

参考文献：

[1]郑辛梓.哈姆莱特的忧郁延宕及其悲剧根源浅探[J].中学语文,2021(20):16-18.

[2]外国文学史.上册.2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8（2021.7重印）

[3]曲彬,李碧玉.哈姆莱特延宕与复仇的矛盾统一[J].名作欣赏,2021(09):150-152.

                                             （一审编辑：吴仪）

                                           （二审编辑：何佳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