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卜生《玩偶之家》中的“娜拉出走”在五四运动后的新文化浪潮中掀起巨大风潮。娜拉为爱出走，追求自由的形象成为许多启蒙思想者宣传女性解放的范本。如胡适所发表的《终身大事》，更是在社会上引发了新女性，特别是高校女学生“出走”的思想潮流。而鲁迅则对这一思想潮流表示质疑与担忧。他比盲目鼓吹“出走”的所谓“女性解放”主义者多想了一步。他将目光放于“娜拉出走后怎么样”。鲁迅于1923年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演讲中给当时正沉浸在‘出走’浪漫激情想象中的高校女生泼上一盆冷水。在演讲中，鲁迅谈到娜拉走后的结局只有两种可能——“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伤逝》创作于该讲演之后，鲁迅以“子君出走”的经历，进一步阐释了其对于五四启蒙后的女性解放问题的思想主张。本文将从子君的人物形象分析出发，探究其背后所展现的鲁迅的深刻思想。
首先，我们需要明确子君的人物形象的描述者。“涓生的手记”以及全文的叙述视角告诉读者，这是涓生凝视下的子君。全文中，子君处于“失语者”地位，无法以自己的身份向读者表达任何信息。鲁迅选取此种叙述视角暗合了女性处于男权社会凝视下的现实。读者只能从涓生视角分析子君形象。虽看上去有失客观，但巧妙的是鲁迅笔下的语言能让读者分辨哪些部分是涓生的“狡辩”与“推责”。
子君的形象在小说中有变化与丰满。在子君初遇涓生之时，她是一位年轻貌美的，从容优雅，带着书卷气与大家闺秀风范的女子。她穿着高跟皮鞋，戴着金戒指金耳环，家中能供养她读书认字。子君就是一位初步接受新思想，被“娜拉出走”热潮吸引，想要追寻自己的爱情自由的少女。这一形象有着典型的代表意义。
子君与涓生暗生情愫之时，子君经常与涓生一起探讨交流新思想。如蔡洞峰教授所述，涓生在此扮演着一个启蒙者的角色，而子君是被启蒙者。子君之后的为爱出逃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涓生的引导。在一开始，子君就处于这段爱情的被动地位。在涓生的“循循善诱”下，子君像当时社会的很多女性一样，心中燃起了追寻爱情的熊熊火焰，燃无休止。最后她选择说出：“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
涓生从引导子君的过程中收获了巨大的成就感与满足感。在他眼里，他是伟大的启蒙者，拯救了一位旧时代的女性。所以他发出了中国女性“在不远的将来，便要看见辉煌的曙色的。”的慨叹。此时的子君是新生代女性的代表。
但子君在涓生眼中就真的完全变成了一名新女性吗？涓生对此还保留着稍怀疑的态度。“子君就大概还未脱尽旧思想的束缚，”这一句感叹虽是发出在所谓完全教化子君之前，但也表现了涓生对其潜意识里的怀疑与看轻，这也与后文涓生嫌弃子君无趣呼应。从始至终，子君的“蜕变”只是涓生男权凝视与引导下的产物。她永远处于低一等的地位。
而后涓生以西式礼仪向子君求婚，子君显然抵挡不住这样浪漫的诱惑。她正式地“出走”了。选择抛弃所有与涓生私奔同居，追寻她心底的爱情自由。从这里，鲁迅开始叙写他所认为的出走结局。
首先是私奔引来的社会非议。如涓生一般自诩为知识分子、启蒙者的，自以为“高人一等”的人。内心难道不会在乎别人耻笑的眼光吗？答案是肯定的。涓生觉得在路上时时遇到探索，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并且感到怯懦和瑟缩。自由爱情生活才刚刚开始涓生就开始退却，暗示了爱情的渐渐消逝。反观子君的形象，则与涓生形成鲜明对比。她是大无畏的，坦然的，是充满爱与自由的力量的。子君所舍弃的与付出的，都远远大于涓生。这加深了子君在爱情中的弱势。
在面对经济危机之时，子君变卖财产，失去经济独立的机会，成为涓生的附庸。在排除回家这一条路的情况下，如若发生情感变故，子君已失去所有退路。这是否偏离了女性独立自主的路线，又回到了依附男权的旧现实呢？显然如此。子君从一位在爱情上思想先进、自由、独立的新女性转化成为了仅仅只有追求爱情思想新，而生活实践又照旧的“又新又旧”的女性。这一社会现实再次展现了“娜拉出走”的真实情况——很大一部分女性没有办法真正解放。这也是子君的在涓生心中的形象越来越差的根源之一。
在短短三个月内“读遍了子君身体与灵魂”的涓生开始感到乏味了。子君开始操持家务，朝着家庭主妇的方向转换。
在涓生眼中，子君“胖了、和小官太太暗斗、手粗糙了、经常是汗流浃背的狼狈”。在现实生活的压力下逐渐变为家庭主妇的子君忙得无空与涓生花前月下，谈天说地。涓生却没有表现半分体谅，只是一味的“凄然”与表示“不要这样操劳”，却从未自己行动片刻。子君以勤劳做家务的方式弥补无法赚钱的缺陷，却让涓生越来越不喜。至此，“新爱情”与旧式的男外女内又有何差别呢？
最后，在因私奔而失业后，涓生的爱也要消散了。子君的形象在这个时候在涓生的心中再次转变。他认为子君已经失去了最吸引他的大无畏的勇气，变得怯弱。真的是子君怯弱吗？在拮据的时刻，子君选择努力坚持，鼓励涓生。实际上真正怯弱的是涓生。他将自己放在一个“受害者”的位置进行推责。他说“自觉了我在这里的位置：不过是叭儿狗和油鸡之间”，显得自己处于弱势地位，说子君在与小官太太的争斗中是一个死要面子的虚荣的女人。这只不过为他最后说出“不爱了”提供一种理由罢了。
在说出“不爱你了”之后，涓生要奔向新的前途与自由了。宣传女性婚爱自由，包容离婚再找寻爱情的思想，被涓生用来逃避对子君的责任了。
而子君“她脸色陡然变成灰黄，死了似的…只在空中寻求，恐怖地回避着我的眼。”，而后离开，而后死亡。她彻底变成了一位因无顾忌、无退路、被抛弃，最后死的不明不白的悲剧弃妇形象。
纵观《伤逝》这一爱情悲剧以及上文的形象分析，我们不难发现，仅仅讨论“娜拉出不出走”，女性一定要拥有追寻爱之自由的解放是远远不够的。不然很有可能识人不淑，就会与文中的子君一样，带着一腔孤勇踏上一条不归路。在鲁迅看来，这种形式的解放仅仅解放的是一小部分思想。而没有经济独立的，“无法获得在社会谋生的手段”的女性，在出走之后还是无法在当时的男权社会获得相对独立的地位。盲目地鼓吹“娜拉出逃”，将女性解放解释成“出逃”式的自由爱情，对女性宣传“获得自由恋爱的权利，就会获得未来的’黄金世界’，找到永恒的幸福和爱的归宿。”的信念是片面的，不成熟的。在鲁迅的思考中，这种做法从根本上是不负责的。那些放弃了自己“出入传统社会的唯一资格”的女性，在没有谋生手段的情况下，他们的婚姻生活很有可能变得与子君一样悲惨。这就是鲁迅想要在这狂热的思潮中冷静下来，理性地提醒女性的问题。真正的女性解放决不能与“出逃”式爱情画上等号。
同时，上文中不止一次地提到了子君所处的弱势地位的问题。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男权是至上的。还有很多如涓生般的男人自诩为启蒙者，以所谓的启蒙思想帮助女性形成他们眼中解放性的“出逃”思维，以自己的手塑造出一个理想中的“完美新思想伴侣”，而后又因为现实的骨感，以启蒙思想的“爱情自由”为理由推卸家庭责任，抛弃为他放弃一切的伴侣。这也是鲁迅笔下所要批判的“以启蒙之名制造了新的奴役与不平等”。
启蒙运动时期，卢梭基于其“自然学说”对启蒙思想过分夸大理性进行激烈批判。新文化运动时期，鲁迅对偏解女性解放与启蒙思想的熊熊浪潮进行理性分析。在笔者看来，鲁迅在某一方面可被视为东方之卢梭。他与卢梭一样，都能在一边倒的激烈思想浪潮中站在一个相对客观的位置，以批判的目光看待大部分人认为是对的的东西，理性的指出问题、分析问题且试图解决问题。人是群体动物，从众意识是刻在基因里的。而像卢梭鲁迅一类能够相对站在客观位置，时刻保持理性与冷静对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的人，才能出类拔萃成为闪闪发光的思想家。
（一审编辑：吴仪）
（二审编辑：何佳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