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青梅竹马》中在“宿命观”的观照下家族式人物形象对比所显现的悲剧意味

摘要：《青梅竹马》中直白地表现了一种“继承式”的宿命观。在这种宿命观的作用下，小说中的主要人物都存在着长大前（未继承）与长大后（继承之后）的另一个人物的形象对应关系。而相对应的人物形象具有很强的可比性：两个人物形象对比后会生发出现实主义色调的悲剧性意味。同时，樋口一叶所塑造的悲剧性意味不仅仅停在事件的堆积层面，更渗入到人的内心精神世界，具有更深层次的悲剧性。

关键辞：《青梅竹马》 宿命观 人物形象 悲剧意味

《青梅竹马》是日本近代女作家樋口一叶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小说既具浪漫性又具写实性，浪漫性表现在以抒情性的笔触描写美登利与藤本信如之间相互爱恋的情愫以及正太郎对美登利的爱慕，写实性则表现在樋口一叶以少年的暗恋为主线串联起了主角们具有代表性的家庭真实生存境遇以及吉原地区的现实生活图景。小说中浪漫倾向的暗恋描写令读者感动 ，同时小说中的写实部分所反映出来具有悲剧意味的深刻现实也值得反思。本文将具体对三五郎与他的父亲、正太郎与他的外婆、美登利和她的外婆三组人物形象，从而探析这三组人物形象在文本所呈现出的特有宿命观的观照下所呈现出来悲剧性意味。

一、具有日本现实特色的宿命观与家族式的人物形象对比

在小说兼具浪漫性和现实性的叙事中明显地表现了一种“继承式”的宿命观：每个人物从少年时期的一出场便已经注定他们以后的宿命，而这已经被注定的宿命则是家庭或者说是家族继承式的，如藤本信如注定要穿“黑色僧衣”继承父业成为和尚，美登利最终也会像姐姐一样成为妓院中的妓女。

不同于西方俄狄浦斯式被神秘力量支配的宿命论，《青梅竹马》中“继承式”的宿命观具有较为鲜明的现实特色：日本古代并没有形成体系化的科举制度，即使受到唐代影响开展过一段时间的科举选拔，但日本贵族势力强大，最后依旧放弃，造成“身份制度的铁壁阻碍了社会流动”、“近世社会形成士农工商不可逾越的身份制度”^[1]的现象，由此后辈只能继承原有流传下来的“特定家业”；即使是在樋口一叶生活的明治维新时期，近千年制度在人们思想观念中的印象也很难在仅仅二十年间消除殆尽，故在《青梅竹马》中依旧会呈现出 “继承式”的宿命观。

与 “宿命观”相对应的是，小说中的主要人物都存在着长大前（未继承）与长大后（继承之后）的另一个人物的形象对应关系：藤本信如与他的父亲，正太郎与他的外婆，三五郎与他的父亲以及虽然不是继承家业的但美登利也会无可避免继承姐姐的道路的美登利和她的姐姐。无论是信如、美登利还是正太郎和三五郎。这是一个预示，预示着年少的主人公们不仅会在社会身份中走向已经他们的亲人，也终将会在现实的压力下从性格、观点、行为等方面全部无限接近他们已经从事某个行业的亲人，因为他们的亲人也曾经是他们。后者则是他们更深一层的宿命，也是他们在特殊时代背景下更可悲的地方。可以这么说，他们与他们的亲人实际上是同一个人人生不同的两个阶段。将相对应的两个形象进行对比，在日本普遍具有的继承式“宿命观”的观照下，其人物形象被沉重而腐朽的现实所改变、异化悲剧意味则显得更加深刻以及具有普适性。

二、具体形象对比以及所表现的悲剧意味：

（一）三五郎与他的父亲：底层人物在生存压力下自毁人格尊严的无奈

三五郎是小说中最为凄苦的人物形象。当别的小孩还在肆意大闹，任意释放自己的个性时，他却已经因为家庭的困境，必须学会两面奉迎，既要讨好正太郎又必须不得罪长吉。也许这有来自父亲的压力但是更多地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的无奈。他的父亲也是这样，小说中描述道：“三五郎的爹人送外号‘弯腰铁汉’，从来对身份高的人都是弯腰点火。”^[2]

但是与已经完全承担了生活重担的父亲相比，三五郎在年纪尚小之中依旧幸存一些尊严和血性，他在被长吉等一群小霸王殴打之后，即使面对着父亲的压力与现实的困境，他还是会大声地发泄自己的苦痛愤恨，大声地怒斥长吉等人是“混账”、“王八蛋”，仍然还有不同于“别说是花街中的那些老爷，就是房东和地主们胡说八道，他也一味承受，点头哈腰从不敢说半个‘不’字的父亲”^[2]。但随着三五郎父亲的老去，生活的重担被三五郎扛起，三五郎是否还能保持依旧存有尊严与气节的人格？答案应该是否定的，三五郎终究又会成为下一个“父亲”，只能点头哈腰的“父亲”。

底层人物在贫困与生存面前，不仅要忍受物质上的缺失，更是很难体会到被尊重的感觉。甚至绝大部分时候，必须要痛苦地使自己的人格变形，放下自己的尊严，以换取生活的物质保障。

（二）正太郎与他的外婆：对金钱和物质生活的追求导致正常健康的人性的异化

正太郎与他的外婆是一对圆形人物形象，他们不是刻板的放高利贷者的形象，他们并不是强悍地去欺负借钱者，反过来他们甚至还会被借钱者欺辱。正太郎在两年前也去收利钱了，但是他在收租的过程之中，会觉得“在新街一带有很多可怜的穷人”、看到痛苦的三五郎也会觉得“心疼得很”，在他的身上也可以看到人性本善的柔软与良知。正太郎的外婆却被称之为“守财奴”。三五郎说正太郎家的利钱确实很高，而正太郎知道这一切外婆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为了恢复重新开一个当铺做生意，不再忍受其他人的屈辱。同时正太郎也很爱自己的外婆，当别人在说外婆的坏话时，正太郎也会忍不住想要流泪。

面对这两股来自人性之美带给正太郎的内心痛苦冲突的情感，正太郎有这样一个评价：“不管这么说，都怪我心太软。”^[2]这句话有两层含义：既评判自己不应该觉得穷人可怜，也不应该因为被人说外婆是守财奴而感到伤心；应该认为这些都是正常的，不应该感到痛苦。在这句话里，可以窥见正太郎的心理斗争中追求快乐原则的本我相较于追求至善的超我是占据上风的，自我倾向于本我，只是仍旧在与超我作斗争。当有一天自我彻底被本我说服，正太郎来自内心的善良会被金钱与现实所磨灭，他正常健康的品德与人性也会被异化，真正成为外婆的继承人。

（三）美登利与她的姐姐：价值观的扭曲、对被物化的女性不自觉的认同以及对于自己命运决定权的被迫失语

美登利相比起已经彻底步入妓院的姐姐来说，她依旧保持着自由与纯洁的身体，个性上也还依旧有着小孩子的天真与随心所欲。但也因此更会为美登利因为环境的浸染而扭曲的价值观与人生观而感到可叹、可悲。

首先，深受妓院周边坏境事物的影响，她已经下意识地觉得“奢侈的才是好的，寒酸的就是惨的。”^[2]在这种价值观的影响下，她正丧失对精神世界的美好的感受力，降低对事情的判断能力。所有的一切对她来说只有一个衡量标准那就是——是否富裕。甚至作者有时都忍不住跳出来说：“她小小年纪早已经分不出什么是是非黑白，只认得眼前锦绣华丽的世界。”^[2]

其次，在小说中比起对自己的命运有一定主动选择权的姐姐，美登利的命运已经完全被父母决定了。她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甚至还被自己的亲生父母蒙在鼓里，这是时代的悲剧。这也表达出樋口一叶对封建家长制的批评。

第三，美登利的姐姐大卷作为妓女，其实是可悲可叹可怜的。因为她是被物化的、商品化的，她也是失去人格尊严的。但是因为被环境所浸染的价值观影响，美登利居然认为“妓女也没有什么不好”^[2]，甚至于还羡慕自己的姐姐可以就近照顾自己的父母亲。但她所不知道的是，当商品的价值被耗尽时，商品是会被抛弃的。她的姐姐亦或者是回来将成为妓女的自己终究会变成妓院中端茶送水擦桌子的女仆，当虚浮的荣光不再，养成了奢侈与浮华习惯的美登利和她的姐姐又该如何自处?

而从美登利身上所体现出来畸形的价值认同与被迫失语的命运，也不仅仅只是代表她自己，至少具有日本吉原地区一部分女性的典型意义。甚至，更广的区域也存在着美登利们。

樋口一叶的生命是短暂的，但她的思想并没有因为生命的短暂而搁浅。我们可以通过分析《青梅竹马》中所呈现出来的悲剧意味发现：樋口一叶她将她的笔深入到现实世界中，在客观表现现实世界的残酷的同时，又在作品中“充满对人性的现实关怀以及努力追求心灵与人的自然生命的自由和解放的渴望”^[3]。

参考文献：

[1]李卓，张暮辉.科举制度与日本[J].古代文明，2007，1（4）：49-55.

[2]樋口一叶.青梅竹马[M].小岩井，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8.

[3]肖霞.论樋口一叶的浪漫主义文学创作[J].山东大学学报，2005（1）：109-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