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马德琳与格斯贝奇的共同背叛造成赫索格本我、自我和超我的全面压抑。正是这三方面的压抑形成了赫索格的痛苦，也形成了赫索格三重写信进行思想交流的动机。随着小说的继续发展，赫索格的本我、自我、超我慢慢改变并且慢慢解除压抑，但是本我与自我压抑的解除意味着赫索格两重强烈的写作动机消失，而超我压抑的解除则造成了赫索格最后拒绝思想交流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赫索格 自我 本我 超我 压抑

在《赫索格》的最后，作者又切换回第三人称视角这样写道：“现在，他（赫索格）对任何人都不发任何信息。没有，一个字都没有。”^[1][471]很显然，这两句话具有双重意味：一方面，说明着赫索格在现实生活中的此刻没有对塔特尔太太发出以声响为形式的信息；另一方面也暗示着赫索格将不会像以往一样以写信的形式从精神层面跟任何一个人进行思想高度的交流。对于当时的美国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群体来说，赫索格最终拒绝进行思想上的交流是一个悲剧的写照。然而，对于赫索格本人来说，却意味着他将重新获得内心的平静，不必再像过去的那五天一样或者被冠上“精神病”的帽子或者冲动到想要杀人的地步，不失为一个世俗意义上的好结局。赫索格之所以会“对任何人都不发任何信息”即重新回归于平静的心理状态，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下文将具体分析造成赫索格最后这种状态的原因，并结合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试图形成一种更理性的认识。

一、赫索格本我、自我、超我的压抑与写信：

弗洛伊德在《自我与本我》中提出了“本我——自我——超我”三个概念从形成了其最终的人格结构理论：本我由先天的本能、基本的欲望所组成，本我按照“快乐原则”而活动，快乐原则不局限于个人享受，而是包含任何一种解脱后的快感，是自我和超我形成的基础；自我遵循“现实原则”，与现实互动，调节本我与超我，代表理性与常识；而超我则遵循“至善原则”，它代表理想，是人格中最道德的部分。^[2]

赫索格的写信不失为一种创作，而且是一种迷狂的创作，他甚至在给学生上课时就旁若无人地写起信来。那赫索格为什么会写信？书中所说的原因（“他要进行解释，说出事情始末，要阐明自己的观点，为自己辩护，澄清事实真相，以正视听”^[1][2]）不失为赫索格写信的第一层动机。但更深一层的原因是：赫索格急于躲入书信之中的精神世界，在这种迷狂的写作获得快乐，使自己痛苦的现实世界暂时隔绝起来。不用说，是妻子马德琳和好朋友格斯贝奇的共同背叛造成了对赫索格的本我、自我和超我的全面压抑从而形成了现实世界中赫索格痛苦的直接来源。来自本我、自我、超我层面的压抑构成了赫索格写信的三重动机。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同的人与事重新进入赫索格的生活，为了解除压抑、不再感知到痛苦，本我、自我和超我会自觉寻求改变来适应当前的状态。本我和自我的改变是消除了让赫索格频频写信的两层动机。而超我的改变则是赫索格最终不再写信拒绝思想交流的根本原因。

二、威利和雷蒙娜的人性关怀：“本我”之“快乐原则”的重新满足

本我充满着本能和欲望的强烈冲动，其中本能中最核心的是“原发性肉体欲求”即性。而马德琳在与赫索格发生性关系时死气沉沉的表现是对赫索格追求快乐原则之本我的极大的打击与压抑，以至于赫索格在泽达尔姨妈面前都忍不住抱怨：“在性生活方面，她可弄得我够戗。”^[1][52]以及马德琳选择与坡脚的格斯贝奇在一起则再一次从“性”的角度冲击与压抑了追求快乐原则的“自我”。同时，马德琳在外人面前给赫索格精心设计了一个具有精神病气质的形象（ “讨论过要不要把我（指赫索格）送到精神病院去”）造成离婚后几乎所有人指责与否定赫索格，让正处于敏感、柔弱时期的赫索格得不到外界的支持，也使得赫索格的本我无法获得解脱的快感。

如何打破马德琳和格斯贝奇对赫索格追求快乐原则的本我的压抑？来自哥哥威利与雷蒙娜真诚的人性关怀恰到好处地帮助了赫索格的本我解除压抑，让赫索格本我的快乐原则重新得到满足。

威利与赫索格天然的血缘联系，以及其家庭文化中对原有犹太传统要求家庭和谐、兄弟姐妹之间“他们要为追求家庭的理想而互相帮助”^[3]的良好传承，这一切都让威利对赫索格具有无条件的信任与疼爱。这是马德琳无论如何设计赫索格的形象都无法改变的。因为持有枪支被警察逮捕再次遭受过一轮质疑需要像哥哥威利求助时，赫索格打电话之间与打电话之后近乎两种完全不同的状态。打完电话后，赫索格觉得“他的情感，在听到熟悉的声音和熟悉的名字后，复活了。”^[1][417]赫索格在哥哥这里得到了一种“解脱”的快乐，他也突然想起来他的大哥与姐姐，这些人不会因为马德琳而像泽达尔、桑多一样不分青红皂白地指责他，多日以来的压抑与愤怒突然得到释放，获得了一种解脱的快乐。

雷蒙娜虽然是又目的地接近赫索格（因为想要安定下来），但是她也给予了赫索格绝对的支持与偏爱。同时，雷蒙娜作为一个女性，她以鼓励性地言语与行为帮助赫索格重新获得了性快感与性自信，帮助赫索格在性方面“本我”的快乐原则得到重新满足。

至此，因为马德琳与格斯贝奇而造成的对赫索格自我的压抑全部解除，赫索格自我的“快乐原则”又重新得到了一种替代性的满足。赫索格来自“本我”层面的写信动力消失。

三、对马德琳与格斯贝奇的怨恨的放下：“自我”对放弃无法改变的现实的纠缠

赫索格自我层面的压抑是如何形成的呢？由于马德琳和格斯贝奇的背叛，赫索格是对他们是充满怨恨的。他称马德琳为“那条母狗”，说格斯贝奇是一个“人面兽心”的家伙。但是这种源于自我纠缠于无法改变的事实而产生的怨恨，在赫索格这里别无他用只能使“自我”感到痛苦。因为“自我”遵循现实原则、受制于赫索格超我的 “至善”，会压抑自己从而避免与现实的互动时做出报复性的行为来实现这种痛苦的情绪的缓解。即使是赫索格已经准备好一切只差扣下扳机了，当看到格斯贝奇温柔地为自己的女儿洗澡时他还是放弃了。

不过，正是从这次以压抑“自我”而告终的行动开始，赫索格的“自我”已经开始决定要慢慢地放下对马德琳与格斯贝奇的怨恨。受到格斯贝奇温柔的行为的触动，发现其实他并没有自己在过去的日子因为怨恨而重构与想象出来的格斯贝奇那样面目可憎、对自己充满针对性，自我对马德琳与赫索格产生的怨恨开始动摇；马德琳允许赫索格带着珍妮出去玩，赫索格在看到自己可爱的宝贝女儿时以及女儿告诉他妈妈不让提起格斯贝奇因为这样会使他生气时，赫索格的怨恨开始消散。也许自我“怨恨”的消散还会因为突然想起自己与马德琳结合的方式其实也与格斯贝奇与马德琳结合的方式其实是出奇的一致：都是因为出轨与背叛。也许真正让赫索格自我放弃对马德琳和格斯贝奇的怨恨的原因还是超我所秉持的高尚原则——爱别人让别人获得幸福。虽然“自我”受制于“超我”会让赫索格感到痛苦，但也正是追求至善原则的超我帮助赫索格从对马德琳与格斯贝奇的怨恨中走出来，放弃对这一无法改变的事实的纠缠，从而达到对“自我”压抑的解除。赫索格在“自我”层面的写信动力也消失了。

四、一地鸡毛的现实对崇高理想的冲击：“超我”无可奈何地“弱化”

超我是一种理想人格，赫索格理想人格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在面对宏观的大世界时，他以人道主义主义的情怀希望自己是一个能够创造出能够填补某些“东西”来填补由于二十世纪工业革命人们拥有的多出来的时间的人，而这些东西大致就是他在写给普弗的信中所写的能够使人“懂得真理，向往自由，爱别人，追求充实的生活，在清明的意识中和死亡同住”^[1][230]。在面对以自己为中心的小世界时，他的理想人格便是上面所述的写给普弗的信中的内容。赫索格一直在试图按照他的理想人格生活，但现实是：他在试图改变世界的时候发现他连自己曾经最亲密的人马德琳都无法改变，他试图以高尚的情操去影响马德琳，而马德琳依旧只会认为这是一种“欺骗的手段”；他在自己的小世界中按照自己的理想人格生活时，可是却被马德琳利用，所有的财产耗尽，只剩下了一个一栋乡下破旧的房子。这无疑是对赫索格超我的否定与打击，并且这种打击在离婚后达到了巅峰。而赫索格写信所表达出来的正是这种“超我”。

当超我与现实形成激烈的冲突时，当超我使赫索格感到痛苦且实现无望时，会使赫索格强烈的怀疑原有的“超我”存在的价值。原有的“超我”既无法改善这个世界，也无法改善自己的境遇甚至使自己的境遇更糟。这样无用的“超我”似乎存在的价值很小，因为什么也不可以改变，从而也没有通过写信去表达的必要了。这是赫索格在“超我”层面决定不再写信进行思想交流的第一个原因。

在“超我”层面，更明确地让赫索格不再写信的第二个原因是：赫索格的“超我”无可奈何的弱化了。现在赫索格的“超我”只关心自己内心的宁静，只关心自己的道德完善与否，不再关心这个世界如何。从他所写的信的内容可以看出这种变化：原来写信给各种人讨论诸如“虚无主义”、“浪漫主义”、“语言的退化和劣化等于失去人性的论断，便会直接导致法西斯主义”^[1][105]等与人类的生存幸福相关的话题到后来最后一封信写给上帝已经全然不见这些影子。他写道：“也能看清某些事物。也许这是我唯一能做的”。^[1][456]当赫索格的“超我”只关心自己时，确也没有写信与别人交流思想的的必要了。

最终，导致赫索格写信的动机消失，而赫索格认为写信的必要性也不复存在，便有了赫索格最后的那两句：“现在，他（赫索格）对任何人都不发任何信息。没有，一个字都没有。”^[1][471]

承上文所述，作为一个个体来说，赫索格是幸运的，尤其是他的“本我”与“自我”回归常态，重新获得心灵与思想上的宁静而。赫索格拒绝进行思想交流是当时美国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悲剧写照的最大原因便是来源于“超我”的弱化，它反映出个人的理想与严峻的现实之间的巨大矛盾。在这种矛盾中，也反映出来的普通民众个人力量的渺小。索尔·贝娄说：“从读者的来行看，我知道这本书描写的是普遍的困境。”^[4]这“普遍的困境”应当是指赫索格之“超我”面临的问题。但是贝娄只是知道这个“困境”，没有不知道如何解决这个困境。正如赫索格只是逃离了这个“困境”，而没有破除它。

参考文献：

[1]贝娄.赫索格[M].宋兆霖，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85.

[2]王光荣.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理论的演变及其影响[J].西北师大学报，1994，31（03）：64—67.

[3]黄天海，梁慧.论犹太家庭与社会观念的传统[J].浙江大学学报，2004，34（02）：67——76.

[4]汪汉利.论《赫索格》的性别、政治与文化[J].当代外国文学，2014（2）：143—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