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于日本文化的好奇，是从日本人的名字开始的。日本人的名字很有特点，往往会选取一些很美的、自然的物象，例如石、溪、竹，所以当我知道“多鹤”是一个日本女人的名字的时候，故事的走向，民族情感如何交织，多鹤要怎样“特殊”地“生存”便成为这本书最大的魅力。

  严歌苓曾经阐述其对文学的追求：“正因为人在非常环境中会有层出不穷的意外行为，而所有行为都折射出人格最深处不可看透的秘密，我们才需要小说。人的多变、反复无常是小说的魅力所在。”于是她把一个叫做竹内多鹤的日本女人，从一场灾难中逃脱，然后又置身于一个完全陌生的中国传统家庭的环境中，她成为了生孩子的工具，却乐在其中，因为她在逃离的过程中失去了自己的家人，“来不及接受自己孤儿的新身份”，因而就要“为自己生下千千万万的家人”。唯一可以称作家人的，也许是张俭和小环，但他们对多鹤由单一的憎到复杂的怜惜，这些情感的变化却经历了无数的变故。

  小环是典型的中国农村女子，她泼辣尖酸，粗俗懒散，又具有独特的丰韵美，而多鹤则是日本女性的代表，她温柔体贴，整洁干净，默默无语。严歌苓笔下描写过无数的女性形象，这两个女人一定是鲜明而又特殊的。她们的命运一开始就是联系在一起的，一个由于日本人而失去了生孩子的权利，另一个由于中国人而成为生孩子的工具，与中国旧时传统一夫多妻式的家庭不同，她们在依附与捆绑之间拥有对彼此的妒忌，但往往不会把它恶化成为一种孳乳恨的“毒液”，究其主要原因，首先是张俭和多鹤原本的“不相爱”，由于其身世之迷、命运之悲惨的揭开，小环和张俭对她产生了深刻的同情，这种人道主义的思想使得他们对自己把多鹤当做生育工具、丢弃于市的行为进行了反省，再者即是多鹤的勤恳、不言恨激发了小环内心最大的善意。于是多鹤和小环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微妙费解，而她们也是整个故事中一直相依为命的那两个（张俭后期坐牢），这似乎表现出一种“姐妹情谊”——这是在女性主义文论中经常出现的术语，但是与其中一种常见意义上“女性团结一致的强烈情感”的解释不同，两个女性之间没有充满着独立反抗因素，而是接纳男性的介入，甚至将其作为她们之间维持关系平衡重要存在，这种羁绊首先为我们展示了女性的独立自主意识，但同时也表现出自主意识的不彻底性。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作者本身女性意识的特点，它是进步向前的，但并不是完全独立且激进的。同时，张俭的角色，好似处于一个不那么重要的却又是中心结构中，他是故事发生的原因，他是两个女人之间的平衡点，但是他却又是三人中最不强势的那一方，女性作为弱势群体，在严歌苓的小说中却作为一种家、温馨、亲情的代表，成为安抚男性破碎灵魂、救赎男性人生的力量，这一点在小环身上的体现非常明显，她做工之余用一口口才包装自己，用一大群“阿飞”保护自己，为的就是能够在张俭不在的日子里维持这个家的生计，后来她又接近了上级官员，取得了见张俭的机会，不停地安抚他，给予他坚定的希望。同时，《陆犯焉识》中婉瑜也是这样一个“柔软的后盾”。

  多鹤和小环都是生存在历史中的，严歌苓偏爱在历史里捏出人像，亦在人物眼中以不同身份描绘历史。小环眼里的历史是一个“凑合着活下去”的过程，多鹤的历史涵盖了逃亡恐惧和仇恨以及生活的隐忍与苦痛，小彭由于“历史”当了官却又落了马，在这一段又一段情节的拼凑中，我们看到了中国“抗战后历史”的一个剪影，而严歌苓用特殊的方式对中国“红色资源”进行了再叙述，她避开了对历史的宏观性和整体性以及充满政治化的美学色彩，而是将她的目光转向历史细碎的边缘，显示出“新历史主义色彩”，更多的心理感受和独白，更少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融入，使得我们把历史的球转动了起来，适之指向一个隐秘的岛屿，窥察它更丰富、多元的气象。

  整部小说的开头是定在抗日战争基本结束之际，对于这场战争，中国人称其为抗日战争，日本人则叫它中日战争。战争持续了十二年，持久性足以带给我们整个民族集体性的难以忘却的残酷记忆，而这种记忆又几乎埋藏并扎根在我们每一个族人心里，演化成为对历史的单向思考，主要体现在“非此即彼”的对抗性思想上，即对殖民者的过度丑化，对自身形象的过分拉高，于是伟大的民族情怀从而走向了庸俗化，“抗日神剧”泛滥成灾，历史资源被过度消耗从而导致消化不良。而在《小姨多鹤》中我们可以发现，实际上对普通群众而言，无论是侵略者或被侵略者，只要是战争，对双方造成的残酷性同样巨大，代浪村撤退时的惨状，自杀，血流成河，千穗子想要杀死久美时的疯狂，这些灾难引发了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共鸣，得以成为对战争与历史的又一次反思。

  《小姨多鹤》描写的两个女人的史诗，女性角色在抗战后的历史之间穿梭变化，在抗击中平衡，体现出人性复杂和情谊和对历史、战争的回顾，然而严歌苓并没有采用一种沉痛的语气去诉说一个沉痛的故事，这种独特的“冷静”使得整个故事架构即有身临其境般的真实，同时也具有一种距离感。但是对于女性角色塑造这部分作者还是有些不足之处，多鹤作为一个日本女性，她不仅仅是拥有了一个日本名字，而是拥有一个日本人的内心活动和行为举止，作者千方百计地描写，有些过于可以地去赋予了一个女性日本的身份，例如反复强调她的多礼，见到每一个人都要鞠躬，把水泥地擦得发蓝，导致有日本评论者认为多鹤是严歌苓“坐在屋子里想出来的”。

（一审编辑：蔡诗琰）

（二审编辑：杨镇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