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是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对二战时期的日本民族进行分析研究的一部学术报告。不同于一般的学术著作，《菊与刀》从写作开始就肩负着向当局政府提供对日政策建议的使命，因此这本著作的出版兼具了很强的实用指导价值，也给广大读者打开了一扇了解日本民族性格的窗户。

  由于特殊的战时研究背景，缺乏实地研究的条件和基础，《菊与刀》的研究分析材料大多取材于大量有关日本题材的的电影、文化艺术作品，以往的西方在日游记，以及对于日本侨人、囚犯的访谈记录。由于这些研究材料或多或少地都带有一定的主观色彩，如何加工处理这些背景资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研究难题，而本尼迪克特巧妙地处理好了主客观之间的矛盾，提炼出“菊”与“刀”两个极富代表意象的词语，对日本性格特征有了较为客观的总结和认识。书中观点在世界范围内为大多数学者认可，成为日本文化研究中极富参考价值的西方研究文献。这正是《菊与刀》的成就所在。

  “菊”是日本皇家的家徽，“刀”是武士道的象征。“菊与刀”象征了日本爱美又黩武，既倨傲又有礼的性格。一静一动，一文一武，顺从而保守，有礼而好斗，这样看似矛盾的性格是日本崇尚秩序感、追求形式美的体现。

  从落后原始的部落民族，在短短几百年内发展成为极具实力的对手。日本的飞速发展离不开他精心设置的社会制度和极力推崇的学习精神。日本是一个在绝对权威下建立起的精英等级社会。“日本的天皇是日本国民的象征，国民总结生活的中心。天皇是超宗教的对象。”这样一句话准确地阐述了天皇在日本人心中的地位。尽管天皇没有实际权力，人们对于天皇的崇拜却丝毫不受影响：日本军队所有军人自称为天皇效命，所有发动战争的原因只为遵守天皇的旨意而行。而在军国主义告败以后，天皇的权威并未因此受影响，民众主动为天皇脱罪——“天皇曾经对战争表示过反对”、“天皇对此并不知情”，天皇的纯洁性和权威性不容质疑，一旦天皇下达投降诏书，宣布和平告降的公告，所有人都会严格遵守并毫无怨言。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实际是由日本特殊的社会结构所决定的。

  自幕府时代以来，日本的社会结构发生极大的变化并一直延续至今。日本对于“家族”的认识区别于中国，一个家族的血缘关系并不是联系宗族的纽带，具备胜任能力才是一个宗族大家长的唯一标准，即使是亲生的儿子，如果他没有能力，就成不了继承人。这时，就会招一个上门女婿，或领养一个养女，然后再为其选择一个有能力成为这个家族继承人的男性作为配偶。直至今日，很多家族还在沿袭着这一传统。这种“任人唯能”的继承制度从德川幕府时期强制推行并逐步拓展到每一个阶层，将宗族转换为一个政治单位以促进国家民族整体的稳定与发展。同时由于大家长严格的选拔标准，家族对于大家长的命令一直是无条件服从。通过将下级服从上级的森严等级观念深植人心，让每个人“各行其是”、安分守己，日本实现了保持社会稳定的目标。而当日本需要国家的集体力量，将彼此独立甚至冲突的家族联系起来，则需要通过一个超阶级、极富权威的象征对全体国民进行号召，天皇便充当着日本社会中这一不可缺少的角色。正是日本人在社会的方方面面强调对秩序感的追求，在更为抽象的领域之内，追求形式美则是崇尚秩序感的另一种延伸。

  区别于西方世界的“罪感文化”，日本的道德价值建立在耻感文化之上：良心的根源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强调“知耻”感使人感受到的外在道德约束力。但这样的约束作用只有在不好的行为被他人所知晓才能对人产生作用。这样的道德约束力作用于个人与他人的关系之中，这也使得日本人格外重视外界对自身的看法，继而影响人们对形式的重视。他们将生活中的日常小事加以规定的形式，以求满足人们交往时的礼仪要求。这样的文化氛围使日本民族重视集体意识，缺少绝对的善恶观念，一旦为集体认可，则不会对自身的行为加以约束。这也正是日本发动战争尽管损失惨重仍难以停战的原因，整个国家机器的运转像一群高速游动的沙丁鱼群，绝对协调地在一起游动，形成一个巨大的生物体，没有绝对的头领，一旦启动，就无人能够控制，直到最终触上礁石。

  《菊与刀》尽管是一部应时之作，但其严谨务实的科学态度、全面深刻的观察角度都为我们的学习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价值。同时通过作者对日本文化解读，让我们对日本这一民族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也为我国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借鉴。

（一审责任编辑：廖天予）

（二审责任编辑：杨镇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