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谁去了远方，是生是死?

1998年的风里充斥着麦子结实的味道，麦子，诗人笔下的汉子，虽然一向从土地上摸爬滚打惯了却从来没做过孬种。吃了十五年的麦子初具模样的表哥王川咸吸着麦味儿的空气，顺着汉江水直流而下，穿过巴蜀峡谷，尔后或者一马平川意气风发，或者在滩险水急时，搁沉无音。总之，他随着1998年的风一去不返了。

他挎着那个破了皮的牛皮包，鸭舌帽子歪斜的塔拉在脑门上，脚上的皮鞋每动一下便与地面撩起一场沉闷的争执—-我知道那是他从叔母的大红陪嫁箱子底偷来的，因为他把它藏起来的时候无不得意的告诉过我那是当年叔娶叔母的时候穿过的奢侈品。这大概就是1998年在我脑海里放映过的所有可以连成线索的场景了，不过，后来我意识到有一些比这些更深刻的东西同样也更零乱的东西在我的记忆里砸出过更深的坑。比如：他穿过麦场，跨过小河沿，消失在树林尽头的时候，牛皮包欢快地有节奏的在他的屁股上跳着一起一伏的迪斯科，我还记得他的帽子靠近右耳偏太阳穴的部位有一个豆子大的窟窿，那是他的赛火表演留下的勋章，在那两只皮鞋中，必定有一只，我分不清是左还是右，系着一根解放牌球鞋的绿色鞋带，在黑色的皮子上，绿的格外招摇。都是些无关紧要的了，然而，偏偏也是我在1998年之后乃至更远的时光里去重塑记忆中这个表哥的模样的最有力的工具。

表哥任川咸在1998年从家里出走的时候无疑是快乐的。虽然后来的五年，十年，乃至更长的位置的年头里，悲伤从叔、叔母的年岁里生根发芽进化为怨恨甚至于诅咒，我依然无法掩饰对任川咸那时的快乐的崇拜，我的沉迷不亚于他当时的兴奋和激情澎湃。1998本来就是个疯狂的年份，麦子在这一年疯狂地繁殖出下一代，新生的麦粒涨涨的，一出生就充满了一触即发的蓬勃的情欲，又像是一场蓄势待发的事故。我每每猜想那褐色的皮层褪去后将是何种未知的力量。可怕的是每个人都随着麦子一起疯狂了，白天黑夜已丧失界限的意义；所有的节奏都变成了无节奏。疯狂的收麦充斥满了人的胃，眼睛，足以不休不眠不食。1998年伟大的丰收在我懵懂的价值观中无疑是一场无关生死的灾难，所有人都沦陷于丰收的表象之下，作了毫无知觉的俘虏—–除了任川咸。唯一清醒着的王川咸抓住了人们单纯的沦陷和沾沾自喜，把握了最佳的时刻，趁着所有人沉醉的的那一刻，轻而易举的实现了自己伟大的梦想。仅仅是偷了叔的一双皮鞋，翻过了东山，一路下了十三湾。

那时，我坐在高高的麦垛上看山看云，听风声鸟鸣。任川咸身影消失的前一秒我依旧还是快乐的，至少是满足的，这满足来自于麦子及空白的安宁，然而这种极其舒适惬意的状态在1998年表哥任川咸跨过小河沿的时候回头一个潇洒地挥手消灭殆尽。就在那一瞬间我所有的人生快乐以及1998年以后的有关幸福生活的可能性都化为空虚。1998年之后我那半截子的童年，少年，乃至更长，便被着那无以溯源，无所遁形，无穷无尽的，无法以科学的逻辑解释的悲伤蚕食。像1998年我看到的那些被麦粒压弯了腰的麦秆一样，1998年以后的日子我背着无名的悲伤疲劳地看山看云。

1998年果然是个不同寻常的年份，除了表哥王川咸的成功的潜逃之外，它还是更多事物的分水岭。譬如，1998年后，麦子再没有丰收过，失落的如同患了病的人们悲伤地一言不发，对祖祖辈辈赖以信任的土地失去了念想，一把大锁封住了门户，拖着婆娘娃娃披着还残留着泥土味儿的褂子挤上了去往珠海，东莞的绿皮车，任凭身后杂草长满院场，嚣张到屋顶的瓦缝间。再没有可以望到小河沿对面的高度的麦垛了。对我来说，王川咸那个回头仿佛就是一个失落的开端，并且后来远远没有终结，只是后来我不再只为王川咸而失落悲伤，每一个木门锁上的沉闷响声，得意的长起的狗尾草，无意落下的碎了的瓦片，泥泞了的麦场，最后一片腐烂坍塌的麦垛都在我的失意上加码。

到2008年，我从小河沿经过的时候又不由自主的想起了表哥王川咸，1998年出逃的王川咸。我下意识的回头看看，仿佛人生所有的谜题都有了答案，大概，那时候，王川咸当初回头的那一刻已经透析了我所有的命运，他要说而未表达的那句话一定是：你也会有这一天的。至于最早下海的那一拨人，步履匆匆，换了几片海去浮沉，甘愿尝遍酸甜苦辣，独独没能停下脚步在生养的土地上。

原来，一早的王川咸就知道“远方”是个让人有瘾的东西。

原来，有的人去了远方不为何地，仅仅是去了，在去的路上，有的人，一去不返，不问生死，只为“活着”血液里流淌着的无法规避的背负。

（责任编辑：陈慧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