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中国青年报》在第5期刊发了一篇署名潘晓的读者来信《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她以一种与年龄和时代氛围极其不相符的绝望的语调诉说道：“我今年23岁，，应该说才刚刚走向生活，可人生的一切奥秘和吸引力对我已不复存在，我似乎已走到了人生的尽头。”同时，她还感觉到深深的困惑和迷茫：“有人说，时代在前进，可我触不到它有力的臂膀；也有人说，世上有一种宽广的、伟大的事业，可我不知道它在哪里。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当时的中国处在改革开放大转型的时代，潘晓的无力呼号很快引发了无数年轻人的共鸣，最后，有数千万人参与了这场青年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全民性大讨论。有人冠之为“改革开放后中国青年接受的第一场思想洗礼”。
旧事重提，无非两个目的。一个是为了铭记先德，表彰功绩；一个则是历史的车轮往回碾上了又一道车辙。很不幸，这次是后者。
潘晓的一呼，石破天惊，犹然在耳，杨元元却还没等到被听到，就匆匆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我该怎么介绍她呢？湖北枝江一个单亲家庭里走出的贫困生？4次考研失败的30岁大龄研究生？带着母亲四处求人的弱者？还是曾经相信生活可以靠奋斗来改变最后却决然放弃的失败者？一切的繁杂纷扰都已过去了。我无法找到合适的词汇来定义她，因为目前她最真切和无可辩驳的称呼是——逝者。
总是要付出一些代价，才挪动些微的步履，竟也不知道某一次的挪步是往前了还是倒退了，往前固然可喜，若是倒退或倾斜了，便也只能耸耸肩，用再一次的代价来提供再次尝试的机会。这是我们的可悲之处，亦是可喜之处。杨元元的离开是又一次血淋淋的代价，也许是她特殊的年龄阶段触动了我，更或许是廉思的《蚁族》刺激了我，我便从对青年、高材生自杀的麻木感中感受到了一丝痛觉。既然能觉得痛楚，便应该一抒为纪念，亦为惩戒。
杨元元出生在70年代和80年代的交接处，很幸运地逃脱了对80后口诛笔伐的“浩劫”,我和许多人则出生在80年代和90年代的交接处，很不幸地由一场浩劫波及了另一场，且更加汹涌澎湃。被一个数字加一个汉字定义，是80年代出生的人们开始接受的“特别待遇”，他们甚至还没有选择和还手的余地，便被“自我”“自私”“颓废”“愚昧叛逆”“垮掉的一代”砸的晕头转向，然后经历了被定义、被鄙夷、被放弃、被关心再被拯救的过程。90后们大有步其后尘之趋势，只不过少了那么些精挑细选还值得一番玩味的形容词，直截了当的一个“脑残”就打发了个干净。就像两个国家交界的地方总是战火不断，不得安宁一样，两个时代交接的时候降临的人们也总是在夹缝里面嬉笑怒骂，玩着“蝙蝠是鸟还是哺乳动物”的弱智游戏，随着时代跌宕起伏的同时还要自己蹦跶几下，一手握着小宇宙，一手还举着火药桶。
但是很显然，活生生的人是不可能被一个年份的界定撕裂的。杨元元虽然是70后的尾巴，却和正统的80后一样经历了每一场风暴。她接受了高等的大学本科教育，贫困和特殊的转型时代也让她成为了"最为敏感的人群"的一员。她相信知识可以改变命运，充满活力，满怀理想，并且雄心勃勃地守候着高等的教育许诺给自己的美好未来。然而，接连而来的4次考研失败消磨着她的锐气，更残酷的是她无法从学校和社会得到更多的温情和协助。备受打击的杨元元依然渴望着大城市，憧憬着高品位的生活和优质的工作。她认为自己是优秀的、勤奋的，自己理应得到这一切。最后，她来到了上海——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城市。而这次对她而言值得欣喜的迁徙，却为她的崩溃做下了悲凉的注脚。廉思的调查性报告文学《蚁族》中就对无数和杨元元一样的80后们做了这样的评价：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他们如蚂蚁一般，高智、弱小、群居。他们宁愿游离在大都市的边缘，为了一个逐渐渺茫的梦想忍受生活的煎熬和持久的挫败感，也不愿意回县城或者乡村，他们几近偏执地相信自己的机会在大城市，即使生活得相当狼狈，受过高等教育的他们也绝不在心里承认自己的平庸和无力。唯一和他们不同的是，杨元元没有处在群居的状态，她坚信知识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到了30岁这样尴尬的年龄还在一心苦读研究生。她和母亲一起四处央求，期望得到一处落脚之地。和没有多少文化背景的母亲住在一起，杨元元更加自闭和孤独了，她甚至不能够和一般的“蚁族”一样在一天的奔波和白眼之后，相聚在某个灯光昏暗、油烟弥漫的路边摊，和一群落魄的同类一起倾吐苦水，甚至爆爆粗口。她的情绪郁积着，面对粗鄙的自觉清高，面对闪耀的又黯然自卑。没有完整的爱情，没有忽视阶级的朋友，有的只是沉重的家庭的负担和都市的排斥。在经历了一个“知识分子”无法忍受的刻薄和驱逐之后，杨元元抑郁、厌倦、愧疚而又失去了继续反抗的动力，最后，坚信“人不可以被打败”的她毁灭了自己，逃离了这30年的挣扎。
80后的身影突然就变得真切起来，我也是不久前才真正地发现，80后的主体被拉下了“神坛”。也许是人们厌倦了对他们的争论，也许是他们失去了争辩的空闲和兴趣，毕竟，在一份工作和一处住房面前，高调地谈论究竟怎样评定一个群体最学术最官方是被人嗤之以鼻的。80一代的很多人，褪去了曾经狂妄的色彩和被标榜的梦想，蜗居在城市的边缘如困兽一般伺机出动，再一次次失望而归，或者还呆坐在即将远离的寝室里，在考研和工作的夹击之下渐渐就被社会化了。他们的神话破灭了，他们的流言弥散了，他们经历过的所有轰轰烈烈到头来换不回一纸聘书。
原来这代人是如此无力的。
没有不顾有一切地在战场上为了生存拼杀过，没有热泪盈眶地因纯粹得吓人的理想为一个人祈求万万岁，更没有在一场黑暗的风暴中蜕掉浑身所有的刺处于完全噤声的状态。在所谓的和平时期，他们诞生了。他们似乎是好命的。于是，不停被观察，被要求，被政治关心，被经济刺激，人生经历也变得零碎不堪起来，没有那一次时代完全赋予了他们选择的权利，却要为选择的后果承担完全的责任。于是，他们理想主义了一二十年，然后常常戏谑自己：先被弄死的都是理想主义者吧？现在，他们将这种迷茫和纠结的权利让渡给了90一代的后来者，和他们的前辈一样，投给90的孩子们轻视又怜悯的一瞥，自己叹了口气，不在出声，背起沉重的壳，缓缓爬出了人们的视线。但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着。比如那些光鲜的青年之星；比如那些让人摇头然后忘却的杨元元们；比如那些离开稳定居所，放弃稳定工作还梦想流浪的偏执理想主义者；还比如那些已经成家立业的工薪族们。他们终究是脱离了青涩和幻想，沉默地成长了，或者衰老着。
这一切的一切，是否在无声地宣告某个早已酝酿并终将到来的事实：80一代正在落幕。他们正默默退出评论家的笔尖，逃离市井的口舌，也许这个过程里少不了“鸟巢一代”骄子们的光辉，但多数的故事总是惨淡无光的。时代的试验品终究逃不脱小白鼠的命运，不管他们曾多奋力的抗争过。然而留给我们的时间也已经不多了，在他们卷起帷幕，再慢慢放下的那刻起，我们就早已背上了十字架。
（责任编辑：汤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