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诗坛怪象“梨花体”、“乌青体”、“羊羔体”等等，人们对此早已不感到那样新鲜了。曾经这些各式各样、光怪陆离的“诗体”引来了网络上疯狂的转载和模仿，赞誉与咒骂之声不绝于耳。如今，当这类文化热事件降温后，我们所需要的并不是盲目地力挺或是跟风式的谩骂。诗歌究竟是什么？何以为诗？曾经千百年来让一个民族引以为傲的诗歌，在新的时期中又该走向何方？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冷静和理性的反思。
诗之为诗，有何条件？诗歌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与小说、戏剧、散文并列。早在古代，就有对诗歌定义、特点、功能等方面不倦的探索。陆机在《文赋》中说：“诗缘情而绮靡”。孔子重视诗歌的教化功能：“《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古文运动的倡导者白居易说：“歌诗合为事而作。”严羽在《沧浪诗话》说：“诗者，吟咏性情也”。对诗歌的经典论断不胜枚举，在此，我只针对“梨花体”和“乌青体”现象提出一点对当下诗歌的看法。
“梨花体”是诗人赵丽华名字的谐音，十分通俗简明，又被有些网友戏称为“口语诗”。“乌青体”主要是以诗人乌青的《对白云的赞美》等诗歌为代表的“口水诗”，又被毫不客气地称为“废话体”。中国有着深厚悠久的诗歌传统，诗歌往往被认为是与“下里巴人”相对的“阳春白雪”。这些粗浅、甚至接近于废话的“诗体”降低了诗歌的写作门槛，虽然可以将诗歌从“小众”的圈子推向“大众”，但是同时显而易见地也降低了诗歌的质量，将曾经高昂着头颅的“优越者”抛掷于诗不成诗、话不成话的尴尬境地，不免有重大的恶搞和媒体炒作之嫌。诗歌的领地不能因为急于推销自己，就对一切文字或伪文字敞开怀抱，降低自己的“准入门槛”。诗之为诗，应当遵循一定的条件，合乎一定的文体要求，“带着镣铐起舞”。
首先，诗歌最核心的是要重视内容，形式是内容的辅助，是传达内容的手段。形式的探索也对诗歌有益，但不能大搞形式，以“文”害“意”。诗之为诗，要有一定的情思，或抒情、或言志、或探寻哲理，总之要有一个表达的中心，这样的信息传达才会有价值。
“梨花体”《我终于在一棵树下发现》：“一只蚂蚁，另一只蚂蚁，一群蚂蚁 /可能还有更多的蚂蚁。”这首诗可以将题目与内容合并，成为一句话：“我终于在一棵树下发现：一只蚂蚁、另一只蚂蚁、一群蚂蚁 ，可能还有更多的蚂蚁。”不得不说，这与小学生硬着头皮完成的习作非常相像。缺少诗歌传统中需要有的一个中心、一定意义。当然，也会有受众认为它言浅意深，诗人芦哲峰点评道：“我们的认识永远都有局限性，想认识这个世界的全部，只能是徒劳。”虽说论诗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诗歌的意义探寻不能过于牵强，让较多的受众接受了这个所谓的“意义”才算得上是真正的言浅意深。相传纪晓岚作诗：“一片两片三四片，五片六片七八片，九片十片十一片，飞入草丛都不见。”这首诗是诗人闲暇之余的游戏笔墨之作，它可以因诗人的名气而作为逸闻流传，但这类诗绝对不会是诗人的扬名之作或其他佳作。
其次，诗之为诗，其内容应该是一个和谐有序的统一整体，内容不能是毫无规律的拼贴，题目与内容即使没有明确易显的联系也应当有内在的意蕴联系。
“梨花体”的代表作之一《我爱你的寂寞如同我爱你的孤独》：“赵又霖和刘又源，一个是我侄子七岁半，一个是我外甥五岁，现在他们两个出去玩了。”这首诗类似于分了行的散文，而且题目和内容之间缺乏必然的联系。这可以被当作是一个故事的开篇，但很难被叫做诗。另一首《一个人到田纳西》：“毫无疑问，我做的馅饼是全世界最好吃的。”作者自评：“既是对华莱士·史蒂文森《田纳西的坛子》在敬意之后的一个调侃和解构，也是对自身厨艺诗艺的自信展示。”这首诗中对他人的致敬和对厨艺的自信没有交融在一个整体里，而且这两者都难以读得出，需要大众从作者的解释中寻找。这里并不是说诗歌短小就难以为诗。柳宗元的《江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只有短短二十字，却让一个遗世独立、脱俗高蹈的隐者形象跃然纸上。景与人相得益彰，整体浑然天成，开拓出了更为深广的意境，可谓言有尽而意无穷。北岛的《生活》全诗只有一字：“网”。题目与内容构成隐喻关系，可以人们联系自身体验，引发无限的联想。
再次，诗歌之所以与散文相近却不相同，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它讲求音韵之美。闻一多曾提出诗歌的“三美原则”：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其中“音乐美”让“诗”与“歌”紧紧相连。宋词、元曲原本就是要入乐而歌的。讲求音韵美不一定非要是律诗绝句，现代诗打破格律，更注重气势的勃发和思想的丰富性，但脍炙人口的现代诗往往都考虑到文字内在的音韵美。
戴望舒因其代表作《雨巷》而得名为“雨巷诗人”，《雨巷》字面上写“我”希望与雨巷中的丁香女郎相逢，深层可以指理想的追寻及其他：“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可以达到入乐而歌的境界。而乌青的诗《一种梨》也基本上记述了一件完整的事，表达了一个吃便宜梨的心愿：“我吃了一种梨/然后在超市里看到这种梨/我看见它就想说/这种梨很好吃/过了几天/超市里的这种梨打折了/我又看见它，我想说/这种梨很便宜”。这里不再考虑它是否有意蕴，只论它的音乐性。诗歌的音乐性最直接地体现在朗诵中，经过谱曲和调整继而才能入乐。如舒婷的《致橡树》朗朗上口，苏轼的《水调歌头》配乐后成为一首优美动听的歌，被广为传唱。“乌青体”《一种梨》外在并不押韵，内在也没有文字的韵律，不适宜配乐，甚至调动不起朗诵的情感。
最后，诗之为诗，应该有其独特性。诗歌是一种文字的艺术，是艺术而不是技术，就不可以投入批量生产。诗人往往运用一些艺术技巧来彰显诗歌的表现力，传达自身具有个性的情思，通过对仗、排比、比喻、拟人、叠字、白描等技巧来表现美感。同一技巧当然可以有多人使用，但同一作品应该具有不可复制性，他人可以模仿精妙的技法、美丽的语言，但不能够模仿作者当时的心境、思想和情感。甚至作者自己都难以对当时的作品进行“二次排演”。
改动、模仿都不能撼动诗歌的独创性。我们可以戏仿贾岛的《寻隐者不遇》：“松下问童子”，而作：“课上问老师”、“路上问行人”等，无论怎样模仿都丝毫不能与原作媲美。“乌青体”饱受非议的《对白云的赞美》：“天上的白云真白啊/真的，很白很白/非常白/非常非常十分白/极其白/贼白/简直白死了/啊——”这首诗可以轻而易举地批量模仿：“今天的天气真冷啊/真的，很冷很冷……”“超市的水果真贵啊/真的，很贵很贵……”仿作与原作只有个别字的更改，并没有质的差别。“废话体”违背了包括诗歌在内的艺术作品的不可复制性，即独特性。它的有效信息其实只有“云很白”这个字，反复更替同义词、近义词、方言词、书面语词汇，只是制造了更多的冗余信息而已。也许，可以套用曾经的一句流行语来解释：“哥写的不是诗，是噱头！”这不是诗歌的发展而是诗歌的滑落。诗歌如果这样走下去，必然会走向一条枯寂杂乱的死胡同。
诗之为诗，又不仅仅是诗，更是一面折射世情的镜子。诗歌乱象丛生，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一个时代精神层面的荒芜和空虚。“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如今这一代的文学又归向何方呢？这值得所有诗人们、非诗人们、伪诗人们去思考。
（责任编辑：张艺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