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传统士人兴起于社会动荡的战国时期，他们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同时，他们也在自己所学习、继承、弘扬和创造的文化中塑造着自身，逐渐形成了他们所特有的一种士人精神：以天下为己任——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英勇献身精神。
兴起于“无道”的乱世，士人秉持“以道为己任”的精神，致力于建立一个“有道”的社会。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而其后的孟子进一步发扬“弘道”精神，他说：“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
因为在君主专制的时代， 士人“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往往要通过入朝为官来实现，所以在此后的两千多年中，士人寒窗苦读，皓首穷经，继承学而优则仕的传统理念，直接参加国家管理。在这个过程中，的确有一些人为了功名利禄争宠献媚,，阿谀奉承，或是不择手段，相互倾轧，甚至欺压百姓，最终成为封建统治者进行专制统治的工具。但是，更多的士人还是能够保持初心，他们心胸宽广，忧国忧民，能奋不顾身地舍弃小我以成就大我，能够“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们正直清廉，蔑视权贵，做到了“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他们坚贞不屈，坚守道义，可以“贫贱不移，富贵不淫，威武不屈”；他们忠君爱国，虽遭贬斥，不忘报国之志，能“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高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荆轲如此，“国而忘家，公而忘私”的贾谊如此，贬斥浊流而前仆后继的东汉太学生如此，抗议恶政而视死如归的明朝东林党人如此……这种为国捐躯、杀身成仁、坚守信念、舍生取义的高尚气节被奉为士人精神的典范。
这种精神在晚清——近代湖湘士人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晚清著名的湖湘学者魏源，在道光年间，新疆发生战乱、沿海爆发中英鸦片战争之际，不顾个人安危，曾先后两次毅然奔赴烽火连天的战场，希望用自己的兵法知识，来抗击侵略者，保家卫国。鸦片战争失败后，他写了《圣武记》一书来激励朝廷上下抵御外来侵略。又写了《海国图志》一书，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在国家危难之际挺身而出，魏源传承的不正是士人“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吗？
被誉为“中兴第一名臣”的晚清风云人物曾国藩，以及其他的湘军将领如左宗棠、郭嵩焘、胡林翼等人身上所体现的更多的是“忠君爱国”的思想。他们办团练、组湘军、抗击太平天国都是为了维护社会安定，希望以忠于君主和朝廷的方式来实现“天下平”的理想。但是为了“师夷长技以自强”的目标，还被誉为“洋务运动之父”的曾国藩设立了中国第一家近代军事工厂——安庆内军械所，“洋务运动”由此兴起，中国开启近代化闸门。
被梁启超称为“中国思想界的彗星”的谭嗣同兼具传统“文士”和“侠士”的双重精神。他看到民生疾苦后积极倡导变法以求济世安民，在变法失败后英勇就义，捐躯赴国难。他的牺牲让有识之士意识到腐朽落后的清王朝已经无法承担挽救中国的重任，要救民族于危难之中，就必须以武装力量推翻清政府的统治。谭嗣同的好友，曾就读于岳麓书院和两湖书院的唐才常在谭嗣同被杀后，开始组织武装力量起义，虽然起义失败，但是他开启了以武力推翻专制政权的近代革命。
唐才常之后，湖湘地区涌现出一大批致力于挽救国家的仁人志士，他们很多人都是从小接受传统士人教育的文人出身。包括黄兴、蔡锷、宋教仁、陈天华等辛亥革命中涌现的著名英雄人物。而这些人物身上所体现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不怕牺牲、英勇献身的精神又深深地影响了在湖南第一师范求学的青年毛泽东。
在这种精神的影响下，毛泽东在国家危亡之际毅然投身革命，无论是面对国民党反动派还是面对日本帝国主义，虽然几经失败但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的救国救民的理想信念，他带领中国人民走过那段峥嵘岁月，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成立了新中国。虽然毛泽东信奉的不再是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道德，但是他信奉马克思主列宁义不就是因为他认定马列主义可以救中国吗？从这方面来说，毛泽东依然继承了中国传统士人“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这也是士人精神在现代的传承与转化。
传统士人在科举制度废除之后就退出了中国的历史舞台，但是其精神犹存。有学者认为传统士人就是今天的知识分子，或者说被称为“社会的良心”的知识分子就是传统“以道自任”的士人。但是我更愿意把“知识分子”换成“读书人”，这样，就觉得那些远去的士人和逝去革命志士以及他们的精神品质离我们并不遥远，因为我们不一定敢说自己是知识分子，但是我们敢说自己是读书人，是湖湘学子。
身为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身为这湖湘热土的学子，我们应该居安思危，继承士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传承士人自强不息、坚贞不屈的信念，发扬士人“以天下为己任”的献身精神，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我们最高的人生理想，奋发图强、开拓创新，为“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伟大胜利”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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