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迷惘的一代”作家中，海明威以其粗犷而简略的笔法闻名。在这些看似简单的作品中，深藏着对存在主义的深刻思考。他的文字流露出强烈的虚无感、暴力和悲观主义思想，然而与此同时，他的作品也透露着浓厚的人文关怀和对社会理想的追求。在海明威的笔下，悲剧与道德观念交织，孕育出他作品中独特的“压力下的风度”（grace under pressure）“硬汉”形象。“硬汉”不仅仅是对生命坚韧不拔的追求，更是对人文精神的传承。他在破碎的世界中傲立不摇，永不服输，始终坚定地与阴暗面进行对抗。这种坚韧不拔的品质，正是海明威人文思想在他作品中的生动体现。
《杀人者》仅仅通过一个长的场景与三个短场景组成，凭借人物的对话和角色的行动，淋漓尽致地展示了一战后美国社会的无序与荒诞。在《杀人者》中，暴力与杀戮成为普遍现象，犹如一幅社会的写实画卷，揭示了海明威对于当时人类生存状态的深刻批判。这不仅仅是历史的还原，更是对人性黑暗面的无情呈现。与此同时，作品中透露出对社会秩序重建的强烈渴望。海明威通过小人物的强硬反抗和那位善良而强大的拳手的形象，展现了对秩序和正义的追求。这并非一味的理想主义，而是对社会更美好未来的真挚向往。这种渴望在作品中得以淋漓展现，如一缕微弱的光明在黑暗中闪烁。此外，在《杀人者》中，海明威刻画了他独特的“硬汉”形象，以这些小人物的坚韧和对抗精神，表达了他对世界的一种独到见解。这些角色并非英雄，却在无序的环境中展现出了顽强的生存意志，成为整个社会体系中的一抹亮色。这种“硬汉”精神既是对人性顽强生存的赞美，也是对逆境中拼搏的一种颂歌。
存在主义：暴乱世界与荒诞角色
《杀人者》中的世界，如同一个时空错乱的迷宫，巧妙地通过细节展现了荒诞与混乱，这种荒诞与混乱精巧地体现在小说中建构的外部世界和角色行为上。小说伊始，杀手所指出的亨利餐厅钟表异常快了二十分钟，不仅仅是时间的偏差，更是对整篇小说悬疑氛围的明示。这种时空的失控感在故事中贯穿始终，犹如一场时间的迷雾，使得整个故事更显神秘莫测。小说中的地点设置同样别出心裁，亨利快餐厅的实际所有者是乔治，而老拳手奥利·安德森所在的公寓名为赫希的出租房，但实际上由贝尔太太看管。尼克得知贝尔太太实际是看管者时，也并未表现出惊讶的情绪，而是从容回应之后便离开，仿佛这样的错位在小说中的人物看来十分自然。然而这种现实与期望的不一致，破坏观者原有的认知，使得读者被引导去审视自身所在的世界，这是作者通过小说构建的一种独特的社会观察。这是对美国社会秩序的一种嘲讽，以及作者对于社会秩序失序状态的深刻洞察，以此激发了读者对社会秩序的反思。
暴力与杀戮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常态。杀手们展现出高超的专业素养，他们执行任务时小心翼翼，连用餐时都保持警惕。暴徒们更是事无巨细，进餐时甚至不脱手套，以免在现场留下任何痕迹，表现出他们对细节的极致关注。在餐馆中，每个人都有着明确的角色和位置。暴徒们盯着餐柜后面的镜子，展现出对环境的高度警觉。涅克和厨子被绑起来后，暴徒们手持散弹猎枪，占据了关键的位置，等“猎物”一进门就可以一击击杀。这一描绘通过生动而细致的细节，使整个场景更加真实且引人入胜。作者的叙事手法先通过描写，再深入刻画杀手们任务性质，巧妙地制造了一种紧张的氛围。面临杀手绑架乔治承认暴力存在的不可避免性,并努力适应充斥暴力的社会，他向尼克传达了恐怖事件的忠告———“你最好别去想它”。小说表现少年尼克初次面对暴恐社会的慌张,同时也揭示黑暗的社会如何一步一步将善良扼杀成自私、冷漠。读者在这些描写中仿佛能嗅到暴力与杀戮的气息已经悄然到来。两个杀手进来时，乔治并没有展现出一丝恐慌，相反,他却能够从容对,甚至通过与两个杀手的交谈得知他们的目标。如此冷静和应对能力的形成，是乔治阅历丰富的必然产物，对于社会黑暗面的深刻理解使得他能够在危机时刻保持冷静。通过描写他的经历和心理历程，可以展现出他不为所动的坚定和对于生存法则的独特解读。这也反映出在充满暴力与混乱的环境中，个体如何适应，而不是沦为环境的牺牲品。拳手安德烈森得知有人追杀自己，并未感到意外，他表现得冷漠淡然，仿佛自己并没有被追杀一般，只是凝视着墙壁出神。身为小说中最强大的人物，他的职业与身份在暴力事件面前显得无能为力，这种被动和冷漠的态度彰显了他对于这两个杀手是社会阴暗力量的代表有着清醒的认识。要杀死他的并非别人，而是充满混乱与罪恶的现实世界。在黑暗的现实面前，个体的力量显得如此软弱和单薄，几乎是可笑的。拳手安德烈森虽然在拳击台上展现出无与伦比的力量，但在社会中他也只是一个无法抗拒潮流的微小存在。这样的描绘不仅表达了个体在社会面前的渺小，更突显了社会的残酷和不公。这也是对于暴力和罪恶的一种深刻的思考，不仅是对个体命运的抱怨，更是对社会体制的质疑。
小说中的角色行为带有荒诞、不可捉摸之意味。两名来到餐馆但并没有明确的点餐目的,所以点了许多并没有准备好的餐点。杀手艾尔脾气乖僻,沉默寡言,比较谨慎小心;而另一位杀手麦克斯多嘴多言,比较莽撞,在点餐时爆发脾气，不畏周围人对他留下深刻印象。后来也毫无顾忌地泄露他们的行动计划,甚至告诉乔治他们是受人委托来杀安德烈森的。麦克斯绑架众人时戏虐乔治为“聪明小伙子”，并且多次说要跟乔治“逗逗乐子”,说他“一定会使一个姑娘变成个贤妻良母”。他们虽然作为杀手在细节方面处理严谨，但是口无遮拦，像喜剧演员一样逗乐观众，没话找话，相互打闹，作出荒唐的行为，连麦克斯都自己反问他们像不像傻瓜。作者通过角色行为的巧妙设置，使小说呈现出一种别开生面的戏谑氛围。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和出乎意料的故事中，读者仿佛与角色一同陷入了一场荒诞的冒险，“在这里,杀手不再是杀手,拳手也不再是拳手,因为世界已经不再是那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生命已经变得毫无意义,一切也就变得毫无意义了。”[1]
小说展示了被阴霾笼罩下的美国社会，一片黑暗血腥，人们在困惑中不知所措，惶惶不可终日。然而，与社会的混乱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杀手们的从容镇静。这既表明了他们的行动计划十分周密，又突显了他们在暴力世界中的丰富经验。为了金钱,他们愿意出卖灵魂与良知去充当杀手,来到这个连名字也不知道的小镇上去杀一位从未见过面并和他们没有任何过节的陌生人。他们凶残、冷酷,将生命漠视到极致，是冷血无情的杀人机器与指使者的提线木偶。普通民众，就算是看似伟岸高大的拳王也无法打碎阴暗的世界，只能屹立在一方，静静等待自己的命运。这种虚无思想使得海明威对人生和社会充满了悲观虚无的看法，这悲观的情绪也不可避免地传达给了读者，然而，正是通过这种悲观色彩的作品，海明威真实地再现了两次世界大战前后美国社会的现实，并且剖析了二十世纪西方迷失方向、悲伤迷惘的一代人的精神世界。他对酿成虚无人生观的社会进行了讽刺批判，通过死亡、暴力和荒诞的描绘，促使人们严肃思考自身的生存环境，从而得出“自尊是生活的勇气，人们用它来战胜可怕的精神危机”[2]，这才是海明威创作的深刻意义和巨大价值所在。
人文关怀：走入悲剧，抗争悲剧
“促成悲剧人物的张力与其所处的极限生存困境密切相关”[3]海明威作品中的主人公所处的时代与社会,正是发生巨变的时代,主人公的命运紧密与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社会环境相连，在世纪之初，人们所信奉的“美国梦”早已破灭。一战在人们内心留下的一道深深的伤痕,同时现代社会伦理道德的变迁,价值的多元化、传统的崩塌都给当时的美国人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精神创伤，共同映射出一场虚无的悲剧。海明威笔下的人物都是在重压之下展现出风雅的态度，这些人物在社会动荡中经受磨难，面对着无情的考验，但他们从未低头，仍旧保持一份坚定的抗争精神。
海明威笔下的悲剧，是悲剧，也是抗争。他们的悲剧不仅仅是命运的摆弄，更是对于强大异已世界的一次坚决反击。反抗在海明威笔下不仅仅是一种行为，更是对人性本质的坚守，是在绝望中寻找存在的意义。这种对悲剧的痛心以及对反抗的信念，便是海明威心底最深处的人文情怀，他想要通过笔下的人物去传达不要放弃希望，永远坚守尊严与人格的理想情怀。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克林斯·布鲁克斯和罗伯特·潘·华伦把贝尔太太视为正常生活的化身,是普通人世界中的一员,这与小说中非同寻常的恐怖事件形成了对照。通过贝尔太太和尼克的对话,贝尔太太强调安德烈森“是个极好的人”,安德烈森拥有强大的力量，但从来只用于助人，救人，与经常通过炫耀暴力来展示他们支配力量的态度形成鲜明对比。在普通人眼中，这位被认为是善人的安德烈森最终却成为了杀手的刺杀目标，他所具备的温和品性使这场悲剧性事件显得更加深沉。作为悲剧人物，安德烈森的职业和身份与他在暴力面前的无能为力形成强烈的反差，将暴力的可怕与人们的无奈完美展现。小说多次提到安德烈森的面前只有一堵象征绝望的墙,而在安德烈森的精神世界中，他也的面前也只有一堵象征着绝望的墙，他无法找到任何力量可以与暴力抗衡。当尼克通知他有人要暗杀他时,他早已了解一切,却表现得那样漠然,既没有恐惧,也没有愤怒,只是茫然地看着那堵墙。他清楚明白“那不仅仅是恐吓”,但又对此无可奈何。他不愿意报警,也不想逃离小镇躲避,他“已经跑够了”，一切努力都只是徒劳无功 。悲剧让人们看到“现代人的生存困境是人的本体论上的生存困境。人的自由与幸福,只有走出人本体的生存困境才可以最终获得,然而,人又永远摆脱不了生存困境,人更无法最终走出人本体的生存困境。这是人在本体论上的二律背反。人无法逃离这生存的悖论,人只有从困境走入困境。正是在这层意义上,可以说,悲剧是永恒的,而就在这种永恒性中,方能见出人的生命的真谛。”[4]悲剧能够在最大程度上唤醒人们漠视的心灵，这正是海明威想要传达的生命的意义，接受悲剧，拥抱灵魂，表达了他对人性中坚强勇敢等品质的肯定，鼓励人们与悲剧的生活永远斗争。
强大的安德烈森选择用静默等待悲剧降临，而文中弱小的尼克则选择出走主动寻找光明世界。《杀人者》中最长的场景主要是乔治和杀手的对话，但主人公既不是乔治，也不是杀人者，而是尼克。从创作背景而言，海明威写了尼克从6岁到20多岁的系列成长小说，后来汇编成《尼克·亚当斯故事集》；从文本内的证据来看，尼克是唯一贯穿四个场景的人物。沃伦和布鲁克斯认为是“尼克发现了罪恶”。在第一个场景中尼克只是恐怖场景的旁观者和承受者，但他在杀手离去后接受了乔治要他去看安德森的建议，真诚果敢。第二个场景中尼克发现安德森始终“面对着墙壁”，呈现出强烈的悲剧气氛，一名身强体壮的拳手如今虚弱无力的躺在床上，明知有人要杀他却不采取任何自救措施，显然让尼克深受震动；同时，尼克在逐渐认识到暗黑力量的强大后仍然显示了善意和勇敢，不断追问自己能不能帮上安德烈森。第三个场景写尼克与贝尔太太谈话，从贝尔太太侧面得知安德烈森为人善良，让尼克更强烈地感到现实世界已经乾坤倒转，地下的黑恶势力已经操控了人们的命运。第四个场景写尼克的忍无可忍，他不能忍受这种黑暗暴力的社会呈现在他面前，呆在镇上只能让他无限回忆此地的不堪与堕落，所以他要出走，寻找新的人生和灵魂的自由。乔治在小说中是麻木市民阶级群像的代表，但是他也并非完全冷漠无情，也反映了当时普通民众一定的抗争心理。文中除了杀手不断地看时钟外,乔治也看了四次。第一次是乔治的习惯性动作,在杀手说出想要击杀安德烈森的目的之后，乔治再看了三次，并且一次比一次时间间隙缩短。显然,面对安德烈森处于极大危险之中的出境，乔治表现出明显的心急如焚,希望安德烈森不要来,让这场悲剧不要上演。
海明威通过描写社会动荡、人性的堕落，将人物置于一个充满黑暗和非理性的社会中。每个角色都面临命运的束缚，但他们都用各自的抗争表达了对人性尊严的坚守。即便在绝望的环境中，人仍然可以表现出坚韧、善良和仁慈，这正是海明威对人文关怀的深刻思考。在《杀人者》中，尼克在不顾劝阻的情况下去提醒安德烈森展现出见义勇为、不计安危的牺牲精神，同时，他不想在黑暗的地方继续生活下去也体现了嫉恶如仇、洁身自好的英雄气概。在安德烈森身上，也能体现沉稳平和、直面死亡的豪杰大义。正面人物在悲剧情节中的处境，能让读者感受到作品对人类对未来的关注与希望。在经历了战争的洗礼和意外的伤害,在目睹了社会的不公和人类的困境,海明威用朴素的人文思想构建了他心目中的理想之国。
硬汉情结：坚韧之光，照耀痛苦
硬汉在虚无与痛苦中崛起，是存在主义与人文关怀结合的产物。硬汉是抵御外部世界的保护机制，但同时也是不可能存在的虚无人物。人永远处在二元对立之下——精神与肉体，人永远都会面对困难与死亡，但是精神是永远屹立在那的，但是人不得不在困难的人生中生活下去，正因认识到人存在的荒诞性，海明威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做出了诠释，通过寻找追问英雄主义，从而树立“硬汉”这一形象，达到宣扬人文关怀的目的。“硬汉形象最明显的标志是:世界要把每个人都打碎,但许多人在破碎处表现出顽强精神;世界最急于杀死或打碎的是勇敢、善良和仁慈的优秀者,而在破碎处站立起来的就是硬汉。海明威的命题不在于“打碎”,而在于“优秀者”和“在破碎处站立起来”。[5]
海明威通过他的作品凸显环境的恶化与人类的孤独无助之间的深刻矛盾，将这一状况作为描写的核心。在这个恶劣、非理性的环境中，即便是那些强大而坚韧的硬汉们，也注定要面对悲剧的命运。这并非仅仅是社会恶化、战争阴影和秩序崩溃的结果，所有人都在随时可能遭遇暴力事件和恐怖分子的威胁之中。更深层次而言，死亡似乎不可避免地与人类相伴，“死才是真正的结局”[6]人类在死亡的时刻威胁下走向死亡，而死亡是最大的虚无，又是摆脱虚无的最后途径。在海明威笔下，如《太阳照常升起》战争造成了杰克·巴恩斯的生理缺陷，所以爱情命运的堪伤早已被注定,《永别了，武器》疯狂的战争及非理性的世界使得亨利的抗争徒劳无益,《丧钟为谁而鸣》纪律的瓦解和上层决策者的勾心斗角决定了乔丹的悲惨结局,《老人与海》老人孤胆抗海之间的力量悬殊早已判定了桑提亚哥的失败命运。命运注定悲惨，但是硬汉永不屈服，所以海明威在许多作品中描写了“自主的死”[7]：乔丹选择自杀。他认为“死就怕不干脆,最糟糕的莫过于被死的焦虑折磨得一点气慨也没有。”同样,“自主的死”使《过林入河》中的坎特威尔最终成为命运的主宰,超越了肉体的消亡而取得精神胜利。这体现了海明威的死亡超越意识:人固有一死,但重要的是怎样对待死亡。死亡是可怕的、不可避免的,但绝不能被死亡恐吓住,控制住,而应该在面对人生的必然结局时,最大限度地显示自己的存在价值。这种“重压下的优雅风度”,在海明威笔下得到了充分的展现。而这与海德格尔的死亡观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对死的认知把人从人生中拔出来,投入虚无之中;把人从社会中拔出来,返回孤独的自我,在绝对的虚无中寻找着自己。人生惟其在本质上是虚无,个人才有自己存在方式的自由,才可以从非真正的存在向真正的存在‘超越’。
所以当《杀人者》中的拳手安德烈森面对黑暗势力，他决定不再逃跑，静静等候敌人的来临与自己决斗，藐视死亡、接受死亡，这是强者对抗争的一种形式，他不想要一味逃避解决这些杀戮与罪孽，表现出一种不畏惧、坦然自若的“硬汉”品质，他如同乔丹与坎特威尔一般，选择了“自主的死”。而同时，尼克正处于发现邪恶的阶段，在对黑暗社会的无可奈何之中，他认为自己不能同邪恶的地方待下去，他展现寻找光明、逃离邪恶的勇气，他不想变成萨姆与乔治一般冷血，决定出走。当然，尼克出走的命运也可推测得知，他大概率会发觉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此时都是黑暗阴险，尼克注定最后会选择直面苦难，直面杀戮，彰显出美好品质在黑暗中的坚守。在强烈的对比中，萨姆表现出对“听都不想听”的悲剧事件的冷漠态度，而乔治则选择了明哲保身，保持不要干预的态度。然而，尼克通过言语和行为展现了人性中的美好品质，包括善良、勇敢、正直。这些美德如同微弱的火光，在黑暗世界中为牺牲者提供了慰藉。尽管人类试图用理智消灭难题，但世界仍然是粗暴残忍、混乱不堪。因此，在涉及性、爱、危险和死亡的根本情境下，人们还应该记住勇敢、善良和律己等稀缺的美德。
通过刻画硬汉形象，海明威使存在意识融入在自己作品中，表达自己本身的彷徨迷失和颓废等情绪，但是也更加体现其在道德沦丧的时代下，对精神价值的不懈探索。海明威常常将人物设置在恶劣情景中，以考验他们的勇气、胆识与自我价值，例如斗兽场、战争、大海，都是凶狠、野蛮的处境。正如桑提亚哥一般，人们只是苍茫大海上的一只蚂蚁，好像已经丧失了被救赎的希望，在人与人冷酷的时代，在互相杀戮的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中，海明威认为“人生是一场孤独的斗争，没有任何东西被说明，被改善或被挽救，也不能真正的提出或者解决什么问题。人只能在人生的篱笆上愤怒或死去或伤心地观望。”[8]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硬汉的存在才有意义，桑提亚哥尽管年事已高，但他仍然在顽强地生活，他是个人英雄主义者宿命的投影，正因为他们的存在，作品才有极大的人文意义，教会读者如何在逆境中生存、鼓起勇气，“硬汉”正是一战后时代精神的代表，为二十世纪现实主义文学增添希望。
结语
在“硬汉”与悲观之间，海明威的作品彰显了顽强的人文精神。《杀人者》通过简练的笔触勾勒出战后社会的无序与荒诞，呈现了对暴力现实的批判。流露其对人类生存状态强烈的批判，与此同时，海明威塑造的“硬汉”形象，成为社会体系中的一抹亮色，在迷惘时代中散发出顽强生存的光芒，这是对秩序与正义的追求，更是一种对美好未来的坚定向往，在如今也仍然焕发光彩。
[1]孟喜华.论海明威《杀人者》中的陌生化特征[J].安徽文学(下半月),2014(05):97-99.
[2]毛坚舫.孤寂的心灵 自尊的生活──论海明威《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的主题[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04):53-56.
[3]胡铁生.是虚无,还是硬汉?——再论海明威笔下的人物形象[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01):116-121.
[4]任生名.西方现代悲剧论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第27-28页
[5]胡铁生.是虚无,还是硬汉?——再论海明威笔下的人物形象[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01):116-121.
[6]董衡馔《海明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43页
[7]杜隽.海明威与存在主义[J].外国文学研究,2000(04):71-76.
[8]N.S.谢勒《个体：生死研究》，陈慧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年版，第7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