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神的自私、人的欲望与无辜女性，三种悲剧因子环环相扣，共同构成《阿伽门农》的悲剧脉络。细数《阿伽门农》中的种种罪薮，埃斯库罗斯力图在迷信落后的古希腊社会树立健全的理性观，表达一种信念，即尽管命运不可挽回，旧世界仍然存在暴力与混乱，但人类终将来临有序、理性、正义替代复仇的新世界。这一呼吁敦促人们审视自身的欲望、追求更高尚的人生价值，让人文主义精神照耀古希腊大地。
古希腊神话展示古希腊人伦理意识的发展过程，从一开始在弱肉强食与新旧更替的自然法则影响下，逐渐形成以血亲相杀禁忌和血亲乱伦禁忌为核心的血缘伦理观念,之后，由于城邦的形成，逐渐生成注重集体利益的道德观念，于是，与血缘伦理和城邦伦理构成人性内部和人与人之间极富张力的冲突状态,因而成为古希腊神话和悲剧中人物命运的决定性因素,既导致人的悲剧,又反衬出人性的光辉。是在自然世界和人类生物属性的双重限定下,对人类精神属性有限却顽强的彰显和诉求。因此形成了古希腊的人文主义精神传统，“人文精神是人类生存意义和生命价值的最高体现,它以人作为指向和尺度,引导人以求善、求美、求自由为旨趣,在自由创造和自我完善的过程中,逐步达到人生命的真正意义。因此,人文精神乃是人的自我关照、自我领悟、自我反省和自我理解。这样的人文精神应具有精神的超越性——对人冲破外界的束缚,成为人之为人意义上的人的永恒追求;精神的无限性——对真理和智慧的无限追求;精神的人文性——对人的尊重和对人的生命意义的智慧追求。”[1]以追求人的价值与尊严为核心,崇尚平等与自由,强调把人的需求作为出发点和主旨。这种观念在《阿伽门农》中的三个层面上得到体现：对女性与情感的重视，描绘理性的重要性以及将神祛魅化。
女性抗争：成为真正的“人”
“在男性看来，女人本质上是有性别的、生殖的人......女人面对本质是非本质。男人是主体，是绝对；女人是他者。”[2]埃斯库罗斯时期的古希腊的女性一般依附男性而存在，或是男性配偶，或是男性母亲、女儿，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他者”。埃斯库罗斯在《阿伽门农》中描写的女性可分为两类：为父权制社会牺牲的女性与离经叛道的女性。
为父权制牺牲的女性的代表之一为阿伽门农之女，伊菲革涅亚，另一位则是海伦。在阿伽门农面对狩猎女神的追捕时，如果不牺牲伊菲革涅亚，在狩猎女神的干扰下阿伽门农将会面临战争上的失利，所以他为了自己的权力与荣耀，在一己私欲的层面上，选择牺牲自己的女儿，表现了父权制社会下女性最终会沦为权谋牺牲品的悲惨命运。相较之下，海伦的命运则更加无辜，由于天生的美貌，她被男人们疯狂迷恋追求，最终被指定与阿伽门农的兄长结婚，为了追求自己的爱情她与情人私奔，因此阿伽门农等人大动干戈发动惨绝人寰的战争。尽管海伦并不是直接发动战争的人，但是她却被归咎为导致战争的罪人。歌队对海伦的描述充满着不耻与侮辱：“她留给同国人的是盾兵的乱纷纷的戈矛，水手的装具，她带到特洛亚当嫁妆的是毁灭”，“他为了一个一嫁再嫁的女人的缘故，将要给达纳奥斯人和特洛亚人带来许多累人的搏斗，一开始就叫他们的膝头跪在尘沙里，戈矛折成两截。”“因为她恰好成了一个‘害’船只的，‘害’人的，‘害’城邦的女人。’
这两位女性形象反映了当时父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与束缚，由于女性处于“他者”的劣势定位，她们被迫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无论是被牺牲于战争的权谋之中，还是因美貌而被视为引发灾祸的元凶，她们都饱受着男性凝视，成为男人的附庸品，两人都展现了女性作为“他者”所面临的困境与不公。
相较而言，卡珊德拉与克吕泰墨斯特拉的性格则更加“男性化”，具有人性的魅力。卡珊德拉原本是国王普里阿默斯的女儿，贵为公主，同时也是阿波罗神庙的祭祀，一场战争导致她被迫成为阿伽门农的侍妾。她对阿伽门农的情感是憎恶的，在她进入宫殿门槛之时，就早已预见克吕泰莫斯特拉将会杀死阿伽门农的命运，并且她也深知自己也将会与阿伽门农一同被剑刺死，但是她并没有反抗命运，而是默然接受命运的安排：
歌队长：“如果真正知道自己的厄运，为什么又像一头被神带领着的牛那样无畏地走向祭坛？”
卡珊德拉：“逃不掉呀，客人们，再拖延时间也逃不掉呀！”
歌队长：“但是最后的时间是宝贵的呀！”
卡珊德拉：“日子到了，逃也枉然。”
歌队长：“你有的是大无畏的精神，能够忍耐。”
卡珊德拉在宫殿外徘徊过后仍然毅然决然走向宫殿，她早已明白一切的抗争与逃避都是徒劳虚无的，她仅仅只是扮演自己悲剧牺牲者的角色，将悲剧进行到底。在这一过程中，她并没有怒吼哭泣，甚至是毫不畏惧，就像英雄一般慷慨赴义，直面死亡，这是古希腊悲剧中第一个如此沉默、安静接受自己死亡结局的女性，形成了极大的悲剧效果。
克吕泰莫斯特拉虽然只是一位古希腊妇女，作为戏剧中最为恶毒阴险的角色，但又具有能为人所称道的英雄般的气概。连歌队长都称赞道：“夫人，你像个聪明又谨慎的男人，话说得有理。”她身上有着不做任何被动的接受的英雄精神，她站在阿伽门农的尸体旁，恣意地对外分享自己的喜悦“他喷出了一股汹涌的血，一阵血雨的黑点便落到我身上，我的畅快不亚于麦苗承受天降的甘雨，正当出穗的时节。”她不愿意只做丈夫的牺牲品与附属品，因此来反抗，面对歌队长的责问，她毫不客气地发言：“我既不认为他是含辱而死......因为他不是偷偷毁了他的家，而是公开的杀死了我怀孕给他生的孩子，我所哀悼的伊菲革涅亚。他自作自受，罪有应得。”她没有为自己的行为忏悔，而是不断地为自己辩解，她坚定的知道自己的行为意味着什么，为读者展露自己谋杀行为的合理性，她只是想要反抗她所遭受到的不幸，即使行为恶毒，但仍然掺杂着为人所悲悯的慈母情怀和勇于抗争的斗争精神，与普罗米修斯一样的英雄精神，是生命旺盛的表现。反而,在最后她的情夫埃奎斯托斯出场时猥琐胆怯,蛮是一副小人得志的模样,令人厌恶,反衬了克吕泰莫斯泰拉愿为爱所牺牲的大无畏精神,使得克吕泰莫斯泰拉的人物形象更加生动饱满。
克吕泰墨斯特拉对丈夫阿伽门农的谋杀，实则体现了她对血腥的城邦人祭制度的挑衅，在其弑夫的背后，所隐含的是女性对于平等的家庭、公正的命运和合理的制度的渴望；从伊菲戈涅亚被阿伽门农献祭的那一刻起，仇恨的种子就已经在克吕泰墨斯特拉的心中落下了根，她只等待着阿伽门农从特洛 亚回来的那一天，好给女儿报仇。从浅层来看，克吕泰墨斯特拉的叛逆行为只是 源于母亲对女儿的亲情而实施的报仇，但从更深的层次来看，这种复仇背后所隐 藏的则是一种对于当时城邦祭祀制度——人祭——的公然挑衅。在这种冷血的城 邦祭祀制度之下，父亲阿伽门农不得不亲手将女儿送上祭台，天真浪漫的少女成 为了无辜的受害者，作为母亲的克吕泰墨斯特拉无法挽回女儿的生命。正是无情的人祭制度，破坏了家庭的和谐，有失命运的公正，也泯灭了城邦制度的合理性。所以说，是有违人伦亲情的人祭制度将克吕泰墨斯特拉逼向了叛逆之路。虽然叛逆女性的形象本体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对社会既存制度的抵抗，但是，她们的叛逆性格均通过其个人化的报复行为得以展现，作为家庭和社会的成员，她们的行为却没有得到家庭和社会其他成员的认可，所以，她们的叛逆性并不能改变处于城邦制度之下的女性在实际上遭到排斥的现实，这也是叛逆女性形象所展现的局限性之一。
但是，在古希腊时期，埃斯库罗斯已经开始发现女性与情感复仇力量之强大，已经能够与男性话语权相抗衡，女性意识的萌芽此时已经开始悄然觉醒，这也点明了埃斯库罗斯已经认识到女性作为“人”的主体能够与男性相匹配，是人文精神在文学作品中的体现。此时的女性不再仅仅是被动的受害者，而是展现出强大的剧情推动力，承认了每个人都拥有着独特的文学价值，这也更是对人文精神的理解与践行。
去欲望化：原始理性的崛起
古希腊悲剧对自然秩序、人文精神的书写促进人类对自然秩序的理性认知，体现历史理性维度。在古希腊人看来，人是理性与兽性的结合体，从《俄狄浦斯王》可知“人是一种斯芬克斯因子的存在，这是自然选择的结果。”[3]斯芬克斯一个长着女人头、雌狮躯体、鹰的翅膀和蛇形尾巴的怪兽，埃及的狮身人面像便是参照斯芬克斯而造。《俄狄浦斯王》的出现让斯芬克斯因子第一次引发探讨，“斯芬克斯之谜”如今被人类视为代表谜团、复杂以及让人类难以解答的难题，除此之外，斯芬克斯也被用以探讨人类的本质。《俄狄浦斯王》中，俄狄浦斯揭开斯芬克斯之谜，揭示人是由人的头与野兽的身体组合而成，此时的“人类”是人兽合二为一的有机体。古希腊人已经开始试图理解与思考人类的起源与本质，以及人与自然界其他生物的关联，他们认识到人类身上保留部分野性与动物特征，人性的多样性与复杂性，暗示人性中既有理性和文明的一面，又有野性和兽性的一面。
这种复杂性在阿伽门农的故事中得到了深刻的体现。阿伽门农之死，直接死因是因为被妻子克吕泰莫斯特拉与情夫埃奎斯托斯合力谋杀，而间接死因则有杀女献祭引起忿恨、家族诅咒注定会死于非命。不管是何种原由，阿伽门农之死都是非理性的后果，玛莎·C·纳斯鲍姆(Martha C. Nussbaum)认为阿伽门农的悲剧处境是由于“善的脆弱性”而导致，阿伽门农处于好生活与好品格的裂痕之中，因为不论做出任何抉择，阿伽门农都必然会陷入痛苦之中。
“他受了强迫戴上轭，他的心就改变了，不洁净，不虔诚，不畏神明，他从此转了念头，胆大妄为。凡人往往受“迷惑”那坏东西怂恿，她出坏主意，是祸害的根源。因此他忍心作他女儿的杀献者，为了援助那场为一个女人的缘故而进行报复的战争，为舰队而举行祭祀。”
但在埃斯库罗斯的笔下，阿伽门农是“胆大妄为”“不洁净、不虔诚”的，认为阿伽门农残酷果断地在进行利益衡量之后，最终选择献祭女儿。阿伽门农可以选择停止这场战争，伊菲革涅亚便不会被作为祭品献给狩猎女神，那么由此所导致的所有悲剧都不会发生，但最终阿伽门农在欲望蒙蔽下做出毁灭性选择，他渴望扩张渴望战争的心早已预示他将成为自己欲望的牺牲品。《阿伽门农》中，所有做出非理性抉择的人都将承受惩罚与批判。阿伽门农最终死在妻子刀下，卡珊德拉的预言中“因为有人会来为我们报仇，他会成为杀母的儿子，为父报仇的人，”克吕泰莫斯特拉级埃奎斯托斯也将会被克吕泰莫斯特拉的亲生儿子奥瑞斯特斯所杀。卡珊德拉并没有做出任何非理性抉择，但她身为特洛伊的公主，需要承受祖国的厄运，与自己的子民一起接受痛苦的洗礼，正因如此，她的死成为全剧最崇高、最悲剧的一幕。
埃斯库罗斯将人的命运与行动相结合，为所有人的死设计相应的非理性行动，揭露当兽性战胜理性时，人类必将为自己的抉择陷入永无止境的痛苦之中，唤醒民众的怜悯。
在《阿伽门农》中，呼吁理性不止体现在人物的悲剧命运中，对战争的反思与追问也在戏剧中占据描写较大的篇幅。因不能打破阿伽门农的英雄符号，埃斯库罗斯对其英雄的凯旋事迹与被杀的凄凉并没有过多笔墨，而是着重书写战争的残酷。纵观古希腊神话中的社会灾难，可知其以战争为主。而古希腊神话中的战争又可分为希腊内部城邦之间的战争与希腊对外的民族战争。其中，希腊民族对外的特洛伊战争占据了最多的神话篇幅。在《阿伽门农》中，埃斯库罗斯借剧中人之口多次强调战争的残酷与对个体的摧毁，以及对战争的反感：
克吕泰莫斯特拉：“有的人倒在丈夫或弟兄的尸体上，儿孙倒在老年人的尸体上，用失去了自由的喉咙悲叹他们最亲爱的人的死亡；有的人，由于战后通宵掳掠而劳累，很是饥饿，停下来吃城里供应的早餐，不是按次序发票分配的，而是各自碰运气摇的了签，就住在特洛亚被攻占的家里，不再忍受露天的霜和露，也不必放哨，就可以像那些有福的人那样睡一晚。”
歌队：“送出去的是亲爱的人回到每一个家里的是一罐骨灰，不是活人。”
“有的兵士在那城墙下，占据了伊利昂土地上的坟墓，他们的形象依然美丽；他们虽是征服者，却埋在敌国的泥土里。”
卡珊德拉：“我的城邦整个儿毁灭了，这灾难啊，这灾难啊！我父亲杀了多少他养着的牛羊在城墙下献祭！那也无济于事，未能使城邦免于浩劫。”
在战争的阴霾下，胜败皆伴随着无尽的苦痛。家庭破碎、亲人丧失、城邦毁灭的悲惨场景通过剧中人之口一一呈现。克吕泰莫斯特拉作为胜利者中的掌权人，却也在哀叹民不聊生，亲人纷纷倒下、城邦一片衰败，她自己的女儿也因为战争香消玉殒，可见胜利者并没有因战争凯旋而获利。卡珊德拉作为失败方，哀叹自己家园的落寞，国破家亡的损失惨重，失败者更因战争不仅要承受本国失败的后果并且兼受被胜利方压迫的双重折磨。歌队站在客观的角度发出民众的呼声，年轻士兵悲惨的命运，凸显战争对平民百姓健康生活的残酷打击。歌队以无奈的语气揭示了战争所带来的痛苦和牺牲，从而引导人们反思战争的合理性。被历史所赞颂的特洛伊战争，埃斯库罗斯只书写痛苦，笔下的战争没有真正的胜利和欢乐可言,只有苦难面目狰狞、统治众生。
“在非理性起着主要作用的世界中，希腊人作为崇拜理性的先驱者出现在舞台上”[4]，理性思维把人从神话世界中解脱，使人正确地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认识你自己”，体现了古希腊人对人的本质所做的理性思考，与斯芬克斯之谜殊途同归，是古希腊人对人存在意义的深思。古希腊悲剧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人类的童年时代，希腊人就开始极尽智慧理解人生的意义与命运的神秘。《阿伽门农》道出人的欲望、家庭的欲望、国家的欲望，通过对个体与国家的命运揭露理性与欲望、战争之间的议题，唤醒民众的怜悯，对自身命运的思考，企图呼吁民众在欲望面前保持理性，以避免陷入非理性的境地。理性被描绘为控制欲望、阻止战争的力量，是个体、家庭和国家维持秩序的最后一道屏障。最终，通过对理性的召唤指向人文精神的书写，正因人文精神呼吁道德、呼吁尊重“人”、崇拜“人”，唯有理性可以让“人”变成更高层次的“人”，摆脱自身局限与欲望驱使，以避免自身陷入毁灭性的境地之中。埃斯库罗斯歌颂人的永恒正义与理性，
神之“祛魅”：神明统治下的反思
在古希腊神话中，神是人类的创造者，也是人类的操控者，神有着睥睨天下的力量，凌驾于人类之上，被视作“力量”的象征。“在《伊利亚特》中,智慧一词最早被用来形容奥林波斯山上的神明,譬如众神之王宙斯被称为“奥林波斯的智慧神”[5]但在《阿伽门农》中，神被允许肆无忌惮用特殊的权力实现自己的目的、树立自己的威名。“埃斯库罗斯如此胆大包天，竟然把奥林匹斯神界放在他的正义天秤上衡量，使我们不能不鲜明想到，深沉的希腊人在其秘仪中有一种牢不可破的形而上学思想基础，他们的全部怀疑情绪会对着奥林匹斯突然爆发。”[6]然而，埃斯库罗斯试图打破神掌控绝对正确性话语权的权威地位，探索在神明统治之下人类是否也有着超出神之正确的“正义”，理解人类自身的能量。
《阿伽门农》中的神拥有人的形态，拥有七情六欲，喜欢介入人类的各种活动之中，像人类玩弄蝼蚁一般，神玩弄着人类，控制人类的行为，在这个过程中实现神自己的意志，如果人类的行为与他们的意志相违，这些神明甚至能够做出自私残暴的行为压迫人类，即无怜悯同情可言、也缺理性深虑。其中，“我宁可选择那不至于引起（神）嫉妒的幸福。”古希腊人认为过度幸福会导致神的愤怒，阿伽门农凯旋归来后，克吕泰莫斯特拉正是因为抓住神的“嫉妒”，鼓励阿伽门农走红毯庆祝凯旋，阿伽门农被自己胜利的喜悦与感性压倒，骨子里的骄傲流露，思忖之后最终决定光脚踏上华丽的绣毯，为自己的死亡埋下伏笔。
《阿伽门农》中，合唱队多次庆祝了众神的可怕力量，“神既是人的赐生者,又是苦难的渊薮。”[7]体现埃斯库罗斯尝试探索人类的存在本质。“唱悲伤，悲伤”合唱团开场高呼“但最后的胜利”：“宙斯，不管他是谁——只要叫他这名字向他呼吁，很使他喜欢，我就这样呼唤他。经过多方面思索，我认为除了宙斯自己，再也没有别的神可以和他相比，如果我应当把那个无益的重压从我的深沉的思想里挖掉的话。”
“悲哉,悲哉,痛苦的光荣,哦,灾难不会终结!苦哇,悲痛,全都出于宙斯的意志,宙斯,一切事物的薮源,所有因果的推动!凡人的经历哪一点离得开宙斯?我们的所有哪一点不是神的致送?”
“谁热烈地为宙斯高唱凯歌，谁就是聪明人。”
“是宙斯引导凡人走向智慧的道路，因为他立了这条有效的法则：智慧自苦难中得来。”
宙斯不仅是神的代表，更是最高权力的代表。同时期的商周王朝“创造性地提出了“天命靡常”的思想,并将天命转移的枢纽系于“德”之上”[8]，即统治者应该要具备良好的品德才得以服天下、信天下，统治者的德将决定臣民的取舍转移。而宙斯却是以自私自利、有失偏颇的负面形象于众。与“美德即知识”[9]的古希腊美德观相违背。
阿波罗在古希腊神话中是智慧之神，他将火种带到人间，是太阳的化身，在希腊人遇到重大事情前，几乎都能见到去阿波罗神庙求神谕的行为。例如希腊人攻打特洛伊之前会去问卜，询问战争结局，波斯人入侵雅典时，雅典人也会去德尔菲问卜，询问抵御之法。希腊人崇拜太阳，崇拜太阳神，“变化万端的世事，意想不到的结果这些未知的领域都是存在于幽暗的领域，而太阳神的光芒无所不及，神可以洞悉这一切”[10]，太阳神在希腊人的眼中象征着未来、强大、自由、公正。但是在《阿伽门农》中阿波罗追求卡珊德拉，被卡珊德拉拒绝之后，于是诅咒卡珊德拉的预言永远不能被他人所知晓。正因阿波罗的“意气”参与，导致了一位人类的死，埃斯库罗斯对此夹杂了不满情绪，他将卡珊德拉塑造成硬气理性的形象，卡珊德拉预见未来难免一死，坦然接受自己生命的陨落，踏入宫殿。卡珊德拉的死是悲剧性的一幕，埃斯库罗斯将罪魁祸首的恶名指向高高在上的神明，发出自己的质问，以人的理性对抗神的自私。此时“神”与“人”的界限开始模糊，人开始在以神为主导的世界中，“人”在与“神”的相对关系中逐渐变得更加重要。古希腊人对以宙斯为代表的不公正的神评价并不高，对神提出质疑、对命运提出抗争，已经逐渐隐现古希腊人的潜意识中一定的反神倾向。
古希腊悲剧中的血亲杀戮，往往夹杂神的意志。阿伽门农家族被神世世代代诅咒，家族中每位成员都注定主动抑或被迫卷入疯狂的血亲杀戮之中，早已注定阿伽门农被妻子克吕泰莫斯特拉毫不留情杀死的结局。不仅如此，阿伽门农在狩猎中杀死阿尔忒弥斯的神鹿时也已经注定阿伽门农会亲自将自己的女儿献祭，这是神灵对他的傲慢态度的惩罚。阿伽门农欺骗并杀害迪厄斯特斯的两个儿子——埃奎斯托斯的兄长，并让迪厄斯特斯吃下儿子的血肉，埃奎斯托斯与克吕泰莫斯特拉通奸并杀害阿伽门农形成迪厄斯特斯一族对阿伽门农的报复闭环。整个家族的悲剧中弥漫了人类永不停止的痛苦，被神所牢牢统治的世界中，人类渴望企及真正的自由，似乎变成遥不可及的奢想。在某种程度上，埃斯库罗斯呼吁人们理性思考，摆脱神的枷锁与镣铐，另一方面，由于人的理性精神并无法帮助人们完全摆脱人生所带来的痛苦，人类仍然需要保持敬畏的信念，埃斯库罗斯又借神之手告诉古希腊人仍然需要保持对生命的畏诫与虔诚，约束自身的行为避免触碰禁忌。
神赋予人生命,又能够将人摧毁殆尽，在对神“祛魅”的过程中，通过对“人”“神”关系的思考，人的崇高性在卡珊德拉身上尤为凸显，在不可逆的宿命面前展现了人类的尊严和坚韧，展现崇高的人文精神。《阿伽门农》指出，在理性与英雄精神的洗礼下，也许在一定程度上，“人”比“神”更接近“神”，寻找到“人”的正义，强调人文精神在超越神性束缚中的彰显，呼吁人类逐渐摆脱对神的绝对性依赖，通过自身的思考与行动寻找生命的真谛、“人”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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