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外的白云静卧在田野上，过绪风十里，尽禾麦青青。
我在二零一九年七月的高铁上，天际的巨大云团呆滞着后退，我要赶往怀化市一个名叫“新晃”的县城，去那里完成我十八岁的支教梦想。
志愿下乡的自然不止我一个。同行的还有十九位同样热血的青春少年，他们快马加鞭到了落脚的“明德小学”，在微信里向我支嚷着：“我们正要买锅安灶呢！”
仅仅过了两个小时，我的双脚便从五百公里外的长沙，略难置信地迈上了新晃的大地。轻轻踩了踩水泥地，竟让人有些虚浮。搭飞车到达学校，老远就看到支教队员们在走廊上张罗着搭衣铺床，招引嬉笑。我抬头望了望，内心自然地涌起一份轻松。队员们瞅见了我，赶忙过来笑着问候打趣，安排床铺——之前便已熟悉，自然生出亲近。
简单安排了衣食住宿，队长不由我们喘匀，及时分配了紧锣密鼓迎接开学的准备工作。我们刚要小声嚷嚷自己的苦，队长便关上话头：“一切为了孩子，任务不多，加油！”
接下来的两天，我们认真核对了即将开设的两个班级共七十名孩子的资料信息；在微信群里成功确认了孩子能够如期上课；保证了家距学校三公里外的孩子有家长接送等安全问题。统筹工作做完后，尽管每个人仍灰头土脸、汗流浃背，眉头的“川”字却舒展开来。深夜抱着被子默默兴奋得睡不着。我们的支教活动，在明天真就要开始了？
开学这一天是七月十一日，星期四，一个大晴天。
虽然是难得的晴朗天气，却是第一个工作日。队员们早早在多媒体教室旁备矿泉水，排队恭候着家长们的光临——约定开学典礼上午九时开始。
八点半，陆陆续续有家长带着孩子来报名了，也不乏腾出另一只手牵着弟弟妹妹同来的家长。校长之前和我们说，咱们明德小学是一所农民工子弟学校，家长们的负担非常沉重。清早就得出去做工，陪伴孩子的时间吃紧。队员们本着内心的一股倔强，即使日光直曝，晒得大伙儿呼呼哧哧，我们也极耐心地等待着所有孩子的到来。
但让人感到揪心的是，许多孩子明明才九、十岁年纪，他们的父母脸上却饱含风霜，不少还生着稀稀疏疏的白发。他们的孩子同他们一样淳朴善良，方拐过走廊，两代人便同时绽放出温暖的笑容，我们也不自主地咧开嘴角，瞬间融化初识的拘谨。
开学典礼其实很短暂，孩子和家长不间断的掌声抚慰了队员们的惴惴不安。结束之后，紧接着音乐课和历史课。我们之前看过课表，发现整所学校没有安排一节音乐课！ 当我们把这个疑惑的问题抛给校长时，校长极诚恳地说：“我们明德小学真正在职的音乐老师只有一位。”我们进而问道是否是乡村小学难以留住艺术人才时，他摇摇头，说：“尽管我们有心推动艺术熏陶，但碍于上级的考核标准和家长的‘分数需求’，学校不得不卷入分数竞争的浪潮，音乐课就再没开设了。”我们并不怀疑校长这番话的真实性，这不是推搪之词——我们所在的明德小学一直以其特色的足球教育出名，曾在全怀化市拔得头筹，这是教育领导红光满面向我们介绍的。我们相信校长说出的话，学校艺术层面的教育缺失，很大一部分的原因在于应试教育的功利竞争。
孩子们的音乐课我旁听了，有喜有悲。喜的是孩子们都很活跃，场面火热不失秩序，小手伸着争抢着回答问题；悲的是孩子们关于音乐的认识和触摸，都是来自于手机，网络上的零碎信息，关于音乐的一些基本素养，基础知识，孩子们接触得很少，问起来纷纷摇头。习总书记说：“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而若说高校教育是原子弹的话，基础教育作为搭载核弹的动力火箭，难道不应该被社会广泛聚焦和讨论吗？在几年前，“不要应试教育！”、“给教育松绑！”的口号全社会喊得热火朝天，就是关乎“育人”这一概念真正认识的讨论。好在这场运动最终换来了高考教育改革，一如我在开学典礼上给家长孩子们上的那一场“新高考”的红色论坛里所说的那样——“不管怎样，我们看到了更合理教育制度的曙光。”
除开音乐课和历史课，我们还为孩子们精心准备了写作课、数学课、国学课、体育课、绘画课和英语课。队员们和孩子们的化学反应也各不相同：孩子们这节课在趣味数学刘老师的殿堂里兴趣盎然；到了下节讲“诸子百家之名家”时却齐齐翻起了白眼——孩子太小，难以接受。其他队员看到国学老师在台上的苦笑时，不禁也别过头“嘿嘿”地偷笑起来。当孟老师在英语课上用她那河北腔的“HeBlish”教孩子们自我介绍和问好时，孩子们也一个个字正腔圆地从南方小孩儿变成了华北老腔。不过最让人头疼的还是我和战友姚老师执教的体育课，一同酸酸甜甜地领略了独属于孩子们的可爱，以及调皮。
我在期末的体育跳舞考试时，伦巴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于是兴冲冲地来教孩子们跳伦巴。没想，这倒成了孩子们最避之不及的项目。
虽然才四五年级，孩子们却早已有了男女有别的意识和独属于自己的自尊。所以，当我讲到伦巴“需要一个男同学和一个女同学一起跳”时，孩子们更多感到的是害羞和抵触。男孩子们竟然群体大声哀嚎，颇有些“男女之大防”的滑稽。而当老师决定指派一对对来跳舞时，孩子们又撅起嘴难忍舞伴的“不诚心”了。虽然听到孩子们尖尖细细却毅然决然地说出：“他不愿意和我跳就不跳，不要硬放一起。”时我们没忍住乐了出来，但更多的是对他们的一份真挚欣赏。
跳舞是一项吃力的活儿，所以通常跳个二十来分钟，我就和孩子们一同休息一会儿。我们在教学楼阴凉的前坪里授课，休息时就齐齐坐在坪里矮矮的阶级上，教学楼旁有几株开花的老树，棕黑弯斜，排成回首望月的造型。树冠上茂盛地歪出许多细细的枝杈，在这夏日的福佑下张开一朵朵黄的、粉的，美得默不作声的花儿。我好奇地前去摘了一朵，这小小的花儿在我初进时并无奇异的香味，但当我低头轻嗅时，一股沁人的芬芳便化入我的心脾。
我看着手中轻捻着的小花，它不惊艳，它不馥郁。但它是美的，一切隐秘的美丽化作了它坚韧的内秀，让无数如我一样习惯大红大紫的外来人惊讶于它的芳华。古书上说，有一种叫“棠棣”的花朵，也如手中一般黄黄小小的。取次花丛是见不到它的，只有在老树的虬干、陡峭的山坡上才能窥见它的芳踪。它不过火，它自有它的浪漫歌吟。
而在教学楼前的跑道中间，则是一片“茂盛”的足球场。绿油油的草本作为“土著”还在坚守着历史。但疏松泥泞的土壤实质宣告了这片足球场的不合格——一脚一个坑。如果刚下过雨，踩一脚能陷进半只鞋。
但孩子们喜欢在这片草地上玩耍。每天放学后，方十一点半的光景，顶着太阳的炙烤，孩子们卖力地追赶着家里带来的足球，即使喉咙冒烟，但玩兴大发哪儿顾得上这个呀！奔跑截踢，你争我赶好不热闹。即使老师们急急忙忙赶下来一再叮嘱他们“注意安全——早些回家！”，但孩子们还是胸有成竹：“知道啦老师！我们在干地方踢！”
我喜欢看这样的场景，甚至不少和孩子同样调皮的队员还偷偷成为了“孩子王”，一同享受在阳光下奔跑的快乐。山岸的远处还是山，山岸的近处是湛蓝天空下无忧无虑奔跑着的我们。
十五天的支教生涯接近尾声，老师们在最后几天要教给孩子们一项节目，在最后的结业典礼上表演给爸爸妈妈和朋友们看，这也是对自己能力的肯定。
我趁热将伦巴的所有基础动作教给了孩子，配套的还是第一天便播放给孩子们听的老式音乐。还记得刚开始时孩子们都嫌音乐老土。而现在，他们却在随着音乐自由随心招展动作时还偷偷朝我做鬼脸！我真不知该哭还是笑；英语孟老师和小陆老师搭配教学的音乐剧也颇有成效，孩子们的乐感十分好，引得两位老师常常夸口称赞；而且听说后勤组的菲娅老师指导的朗诵节目《我骄傲，我是中国人》，还让许多探班的队员感动得偷偷哭了呢。
练习就这样紧锣密鼓地进行着，临走前一天（结业典礼过后队员就开枝散叶啦），伦巴课的一个小姑娘姚湘问我：“老师，你走了之后还会给我发小星星吗？”我笑了笑，“怎么？还没换到小风扇吗？”我们给孩子设立了奖励制度，表现好就能得一颗小星星，星星可以用来换奖品，一等奖是一盏小风扇。“不是不是，老师”她委屈地努着嘴，“如果老师还要给我发小星星，我就能再见到老师了。”小女孩就这样蹙眉地望着在她心中无比相信和依赖的，作为老师的我。我一时不知怎么回答，这是我第一次在他人身上感受 到这份真挚的依赖，这种感觉很甜蜜却也很沉重，酸楚慢慢泛上了我的眼眶。我怕来不及，忙作出信心满满的样子：
“你呀，想见到老师，可要坐两个小时的车才能见到哦！你怕不怕？”
最后一天，七月二十五日的上午。
演出进行得无比顺利，这是之前没有料想到的。孩子们的尽力配合和现场家长老师的亲密互动也都让我们感动又开心。我们尽量将连夜记词、唱得磕磕巴巴的师大版《不说再见》唱得慢一点，更慢一点，更绵长一点。尽管脸上都是高兴的样子，但我们都清楚，唱完这一首，本次支教之旅就在此告一段落了。
终于，一曲终了，我上前机械地报完结束词，眼中却是不断地远视，好让我看多一点，看久一点。家长和孩子们有序地走下来向老师们点头微笑示意，感激我们在这短短十五天为他们带来的成长和快乐。孩子们很坚强，每一个都雀跃地和我们拼命挥手告别，笑容跳跃在他们稚气的脸上。我们也拼命捂着不流露出悲伤的情绪，坚强地目送完孩子们走出校门，牵着爸妈回家。
在临行前的午饭，一齐教伦巴的子涵老师告诉我们：在告别时孩子们没有掉眼泪，是因为他们都自发约好了在老师面前不哭，学会老师教给的坚强。一个小男孩偷偷告诉她：“子涵老师，你上课说过，汪伦送别李白时，是唱着歌送的，他虽然是个农民，但也希望朋友快乐地来，快乐地去。我们是农民的孩子，我们也不哭，让老师快乐地来，快乐地去。”
在回家的车上，我回想着这十来日的支教经历。虽然乡村的教育建设很难，农村孩子的出路很窄，但“夜郎国”的棠棣之华所闪耀的韧性与坚强，必能帮助他们日后更坚定地钻进泥土，生根发芽。阶级的跨越虽然很难一蹴而就，但代代咬牙的创业史必将顺利地谱写。在潇湘最为艰险之处，长成了虬劲的棠棣之华。当好风借力时，必弥散开寰宇的芬芳！
我眼里映出窗外一瞬而逝的白云，心里涌起一股强烈的感动和感慨。和孩子在一起的支教生涯，让我的心里满满当当。谢谢你们，孩子们，我们的确快乐地来，快乐地去了。
（一审编辑：陈芳盈）
（二审编辑：于一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