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作家陈映真在八十年代创作了一部以大陆建国后台湾地区“反共肃清”历史为题材的中篇小说《山路》。小说主要讲述了在充满着白色恐怖的五十年代的台湾，少女蔡千惠通过未婚夫黄贞柏结识了一同从事革命运动的李国坤大哥并心生好感，三人曾并行于莺镇的一条弯弯曲曲的山路上，谈着对革命事业的热爱与对台湾幸福光明远景的憧憬。后来由于蔡千惠软弱的弟弟汉廷的泄密出卖，两人的革命运动失败，李国坤被政府官员逮捕处死，黄贞柏也被押入牢狱。得知此事的蔡千惠痛不欲生，最终她怀着赎罪的心情来到了国坤在莺镇矿区的家中，假借国坤大哥在外未婚妻的身份，加入这个贫苦破败的家庭。从此，蔡千惠付出自己的青春年华，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地照顾着国坤大哥的一家——他的老父老母和一个弟弟李国木，期间还不顾国坤父亲的劝阻坚持要求让国木继续读书。三十多年过去后，李国木通过自己的努力奋斗成家立业，过上了较之以往优渥的生活，并以感恩恭敬之心回报着大嫂。可是当有一天清晨，习惯了安逸的年老的蔡千惠在一张报纸上看到了黄贞柏出狱的消息后，突然病倒了，从此她便放弃了生活的意志，最终病逝。国木在整理大嫂遗物的时候发现了她生前写给黄贞柏的一封未寄出的信。信中有一句非常值得现代人去思索的话：

如果大陆的革命堕落了，国坤大哥的赴死和您的长久的囚锢，会不会终于成为比死，比半生囚禁更为残酷的徒然？

1983年，陈映真发表了《绿岛的风声和浪声》一文，他谈到《山路》的创作意图：“直到我自己坐了政治牢，我和千万同胞一样，遗忘了常年囚禁的人的存在。三十多年来，我们，你和我，把这些在过去的历史时代中，为良识所驱逐，对国家和民族的问题有‘不同’主张，并身体力行，而终于被判重刑的人们，完全遗忘了。”^[]多少年过去了，那些为了高尚的革命事业吃了那么多苦的人，那些在国民党大肆的围捕和镇压下走了那么多崎岖山路的人，他们的理想，他们的艰辛，他们的杀身成仁，早已为人们所淡忘，甚至不为人知。而陈映真创作《山路》，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彻底揭开这个患上“历史遗忘症”的时代的隐隐病痛。

在五十年代的封禁的台湾，有很多像李国坤、黄贞柏这样的“为别人的幸福去死”、为民族解放而奋斗的青年知识分子与革命战士。他们正直、磊落、无私，高扬人道主义精神，他们的身上寄托着作者的社会理想———“实现广泛的勤劳者真实的幸福”。可是在那个肃杀的时代，他们的命运是被抹杀、监禁和控制。李国坤为心中的热望付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黄贞柏为了革命的理想丧失了三十年的可为岁月。

蔡千惠在信中曾回忆过三十年前行走于山路上的一段微妙的感受：“事实上，即使是静静地倾听着您高谈阔论，走完那一截小小而又弯曲的山路，我坚决地知道，我要做一个能教您信赖，能为您和国坤大哥那样的人，吃尽人间的苦难而不稍悔的妻子。”蔡千惠对政治知之甚少，她的一生并没有踏上革命的道路，但她却是革命理想的支持者、拥护者与崇拜者。“几十年来，为了您和国坤大哥的缘故，在我心中最深、最深的底层，秘藏着一个您们时常梦想过的梦。白日失神时，光是想着您们梦中的旗帜，在镇上的天空里飘扬，就禁不住使我热泪满眶，分不清悲哀还是高兴。”可见在黄贞柏和李国坤的革命精神的影响下，即使仍是普通劳动阶级的蔡千惠也对社会革命抱有一份赤诚的敬仰与想往。从这个层面来说，蔡千惠是五十年代为台湾革命理想奋斗不息、英勇献身的战士们的一个幕后的继承者。可惜的是，在时代的裹挟之下，她并没有能力守护好传递下来的这一份为革命事业抛头颅、洒热血的理想主义精神。

在已经习惯的舒适、悠闲的生活里的一个清晨，报纸里黄贞柏假释出狱的消息如天雷一般震醒了她安逸已久的心魂，使她多年之后再次回首那条莺镇的弯弯曲曲的朴素而真情的山路，回首那些革命者黑暗的人生道路，她开始深深地思考：“这样的一想，我竟有七八年间，完全遗忘了您和国坤大哥。我对于不知不觉间深深地堕落的自己，感到五体震战的惊愕。……自苦、折磨自己、不敢轻死以赎回我的可耻的家族的罪愆的初心，在最后的七年中，竟完全地被我遗忘了。”^[2]蔡千惠本来希望自己“刻意自苦，去为他人而活的一生，到了黄泉之下的一日”能得到革命者的赞赏，可是事与愿违，没想到她时时叮嘱国木向上打拼，带全家过上好日子的期盼却早已远离当初投身李家的初衷。她幡然醒悟：“国木一寸寸建立起来的房子、地毯、沙发、彩色电视机、音响和汽车”正是她“不断教育和督促国木‘避开政治’、‘力求出世’的忠实结果。”^[2]悠闲舒适的生活使曾深受革命精神感染的她也过上了“被资本主义商品驯化、饲养了的、家畜般”的生活，因此她发出疑问：“我们这样子的生活，妥当吗？”如此所产生的刺心的愧疚感、羞耻感、罪恶感与绝望感使得蔡千惠郁结于心，困顿于情，最终在医生也难以解释的病理现象溘然长逝。

蔡千惠的自省与忏悔是值得当代人跳出生活习惯而去深思的。从40年代郭小在战争中感受到的“革命理想”到五六十年代国民经济建设时期人们的壮志豪情与乐观满怀，诗人郭小川想要表达的是在这个美好的时代，人们会继续秉持过往峥嵘岁月的革命战斗精神，耕拓出更美好的生活沃土。而陈映真在《山路》中表达的情感却恰好与之相悖：那些年的台湾，很多人将青春献给了革命理想，在残酷的拷问、捕杀和监禁中逝去，还有一些人忍辱负重，在自我反省和惩罚中度过了一生。但那仍是一个崇高而骄傲的年代，壮烈而激越的年代，是英雄辈出的时代。^[]50年代的台湾，在蒋介石政府戒严时的白色恐怖之中，黄贞柏、李国坤这些知识分子和革命者“为了广泛的勤劳者真实的幸福，每天堵着生命的危险”。可是到了80年代，“李国木们”“避开政治，力求出世”，却最终成为“被资本主义商品驯化、饲养了的家畜般的”人，陈映真所表达的是对现代化社会失去了革命战斗精神的担忧，是面对当下社会理想主义失落的忧虑、痛苦和迷茫。

郭小川的诗中，理想主义经历的是一个从树立到传承的过程，是一个用理想创造神话的过程；而在陈映真的笔触下，理想主义却横遭灾迫，从枝丫繁茂到干枯嶙峋，展现的是现实消解神话的过程。

一个是《甘蔗林——青纱帐》，一个是《山路》，一个是革命战斗精神的高歌与弘扬，一个是对革命理想的淡漠与遗忘。这不由得引起我的反思——到了现在，到了如今我们生活的21世纪，理想主义在我们的生活中，在周遭的人与物里，是否尚有些许存留呢？对此，我只能遗憾地告诉自己，郭小川在《甘蔗林——青纱帐》中描绘的美好愿景，在他那一辈人逝去之后，并没有实现。

在如今的这个时代，理想主义逐渐受到制约而被边缘化了，人们不再对最美好生活的实现有所欲求。人们宁愿躺在平稳而消遣的小资生活上睡大觉，也懒得去操心社会完美与否，哪些价值还值得追求。^[]即马尔库塞所提出的“人们与身处的发达工业社会保持了同一向，因而失去了超越和否定的能力”^[]。在人们对于理想主义者的态度上，回望过去的年代，对于那些心怀一面赤旗，奔走于暗夜，不惜以锦绣青春纵身飞跃，投入锻造新中国的熊熊炉火的一代人，作家愿意在理想主义的感染与指引之下为他们著书立碑，铭记不朽；而在当下，有的“战士”一生坚持着心中的社会理想，时代却往往反倒将他们的人生送入无法表达更无法被接受的空间中。相比之下，大多数人屈就当下，攀附着时代，却能在政治的张狂之下安静地往前生活。

在很多时候，这几乎已经成为了一个共识——在一个这样美好的时代，做好一颗社会庞大机器中的螺丝钉就够了，何必去成为“不合时宜”的战士呢？我想现在的我们显然已身处一个比60年代郭小川所身处的甘蔗林更为繁花似锦的年代，物质的堡垒遍地开花，商品经济的风车鼓荡着消费享乐主义弥漫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显然大大提高，可是我们这一代人却丧失了共和国先辈们的理想主义精神，理想主义的昔日大厦如今只剩断壁残垣。

理想主义往往以让现实更美好的名义开始行动，那么考量真假理想主义的标准就不在名义，而在“行动”。它的目标虽然不必是全社会的整体性变迁，但至少是在朝着有利于大众福祉的方向前进。^[]所以成为当代社会的理想主义者并不意味着非要热衷于每每对政论时事做一番高谈阔论，最终被贴上“愤青”的标签。真正的理想主义者是能够拥有一个时代战士的自觉，拥有为广大勤劳人民的幸福而奔波奋斗的志向，拥有终生为“人应有的活法而斗争”的决心，并最终将这一切落实在“行动”之上。

诚然，社会之中更多的还是像李国木那样为自己和家人的美好生活而奋斗的“凡夫俗子”。但即使是在这个奉行现实标准的理性主义时代，已然无奈后退一步的社会大众也应保留一份深沉的思考，不应让集体的理想流亡，丧掉在普通生活当中成全理想典范的希望。当人们对社会中理想主义者的事业不再困惑不解，当人们不再于一口方井之中嘲笑青天，当人们能够怀着一份敬畏的心去看待旨在改变现实的理想主义者，那些奔驰的勇士才不至于寂寞，不惮于前驱。

只要今天不是历史的终结，就总会有人能够看到这个社会的不完美，也就能发觉改善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只要还有这种可能性存在，理想主义就总还有它的生命力。^[5]理想主义者面对不公，不会沉默，而是敢于站起来挑战权威。他们遇事不平，勇于反抗，愿意声讨。他们摆脱了冷气，用奋斗的青春去寻找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去追求不被他人、不被社会所囚锢的自主的思想。在当今的社会，那些时代的流弊都消除干净了吗？我看未必。那些贴在医院阴暗角落里的胎儿性别鉴定的小广告，那些仍讲究门当户对干涉子女婚姻的老人，那些把当地的土方偏方当治病宝典而不听医生劝告的患者，那些口里斥责着“大人说话小孩不准插嘴”的家族长辈，那些将“我这都是为你好”奉为育儿圣经的父母，那些无奈地被迫选择在主流社会中的隐秘度日的LGBTQ群体，那些欣然接受资本家“996福报”的企业员工……这些都是值得理想主义者去站出来，去对抗不公正，去奋争合理化的。当下社会，理想主义者的战场绝不应该偃旗息鼓，许许多多的“战士”也绝不应该鸣金收兵。放眼望去，这荒唐的筵席现在还排着，而且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扫荡这食客，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当代理想主义者的使命。

理想主义者完全掀掉筵席了吗？

没有，但他们绝不麻木不仁，他们勇于抽出刀刃，向躲在荒唐幕后的那些导演愤怒诘责：“从来如此，便对吗？”正如蔡千惠那一句“我们这样子的生活，妥当吗？”

那坚毅的大军,

正奔走在风前。

那伟大的行列呵,

在山路上一闪一闪。

回头看看来路,

风雨催动云烟。

将军迈开大步,

飞也似地下了高山,

道路呵,

还是这样长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