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末戏剧作家高明代表作《琵琶记》有“南戏之祖”之誉。该戏是作者根据民间戏文《赵贞女蔡二郎》进行改编的一部戏剧。《琵琶记》情节完整且曲折、人物形象丰富动人，具有极高的艺术成就，因此在戏曲史上有“元代戏曲之殿军，明清戏曲之先声”的地位。原剧《赵贞女蔡二郎》在民间已是十分著名的戏本，那高明为何还要进行二度创造呢？徐渭在《南词叙录》称“惜伯喈之被谤，乃作《琵琶记》以雪之”，因此可以明确此剧是作者为蔡伯喈翻案所作。此次改编将观众的视野不再只局限于对负心汉的批判上，而是将观众引向了对民众生存、纲常伦理和官僚体制等社会命题的更为广阔的思考。戏曲可观照社会百态，《琵琶记》除了反映出科举制度和儒家伦理的不合理之处外，也从剧中几个重要女性角色身上揭示了在当时社会里女性被封建社会压制的狭窄的、恶劣的生存状况。下面笔者将主要从蔡婆、赵五娘以及牛氏女这三个人物所经历的故事探析。
父强子应试，婆媳失语
该戏上卷主要讲了“三不从”中的“辞官不从”。一个本是为双亲祝寿的吉日，恰赶上了朝廷征召。开篇就爆发蔡公与蔡伯喈这对父子的矛盾：父亲一心想要儿子应试实现“光前耀后、青云万里”，而儿子看双亲老迈只想留在家中奉养双亲，再加上舍不下才娶进来两月的妻子的缘故，更是不愿应试。
双方的争论被蔡父说成了小节与大孝的矛盾，最终也自然是大孝走向压倒性的胜利。纵观这场争论，参与的对象除了为各自观点进行辩护的蔡氏父子外，还有一直强调膝下只有一个孩儿且父母早已年迈的蔡婆，以及在地方说得上话的张太公。身为母亲却很难置喙孩子的事情，话语分量甚至比不上外人张太公，一些合情合理的考量却得到一个“你妇人家理会得什么”的回应，这可以看出当时女性的话语权是被男性话语完全压制的。一个地方上规矩不森严的小家庭的状况足矣反映出女子当时的实际地位，女性一生都活在男性话语中。“三纲”中的夫为妻纲，“三从”中“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深入人心，它们是抑制女性话语的权柄。在这个父权社会里，女性的命运是紧紧依附父亲、丈夫和儿子的，因此也无权过问男性的决定。
而观赵五娘的处境更不如蔡婆，她甚至还未知晓这件事、亦没有发表过自己的意见就得到丈夫的通知“苦被爹行逼遣”。赵五娘遭夫家如此对待没有为自己不平，反而一直以孝来规劝夫君留下来——“父母在，不远游”。新妇甚至不及一个外人张太公参与家庭事务程度高，新婚两月就要夫妇分离，接下来还要一个人承担丈夫奉养父母的义务。一项责任的完全过渡，于蔡公和张太公眼里是无足轻重的，他们不会考虑媳妇的处境或者说此与儿子的前程、蔡家的风光相比根本无足轻重，他们独断的决定是男权、是父权，是女子无法反抗的“天”。赵五娘也想过去再商量，但“我和你去说时节，他又道我不贤，要将伊迷恋”，一句“不贤”又是一道女子无法逾越的横沟，用女性最在意的名节压制女性反抗的可能，使女性最终被排挤在社会、家庭事务外，屈服、顺从于男性话语下。
被礼教同化，婚恋不自由
《琵琶记》塑造的另一位形象鲜明、善良美好的人物是牛氏女。她自幼失母，出身高门，父亲是当朝丞相，牛氏女虽生于锦绣户，却不染骄奢气。择婿目标清晰，期待自己未来的夫君不是膏粱子弟、而是知书达礼的秀才。正是名门的森严规矩，诗书的礼教使她压抑了自己表达对爱情、对异性的憧憬，把她物化成一个贤德的典范。明明想出门踏青不负春光，却整日里被拘束在高阁之内。明明少女怀春期待爱情却羞于启齿。戏中写到她管教丫鬟“这贱人，你是妇人家，说那男儿的事做什么？”和她丫鬟的抱怨“小姐，我服侍着你时节，见男儿也不许我抬头看一看。”，这些都反映出高门女子被礼教压抑的这一对于爱情的需求，她被礼教同化甚至成为礼教的工具去约束别人，这是女性的又一异化的生存形态。
这其实与赵五娘的生存形态本质是一致的，赵五娘面对的是丈夫应试这样的大事，在这样的事情面前，自己与丈夫的闺阁之事实在是不足挂齿。女性的情爱、婚姻从来是不由自主的，上到高门小姐，下到乡野村妇，婚姻不过是完成了从父亲的附庸到丈夫的附庸的转变。
婚姻大事，自古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琵琶记第六折中有一段两个媒婆拌嘴、争先为自己所托的公子说媒的情节看似十分荒诞，但深思，几个拉媒说纤的文化程度极低的老婆婆却在女子的终身大事上拥有极大的话语权。大多数情况，未曾谋面过的男女就凭着媒婆的言语和二纸匹配的生辰八字就定了姻缘。牛氏女的婚姻是皇帝的诏令，亦是父亲牛丞相的权利压倒蔡伯喈的证明。一纸诏书也就是造成了“二被强”，造成了蔡伯喈不能为双亲养老送终的悲剧。在得知悲剧之后，牛氏女却把过错全揽在自己的身上，认为是自己造成了蔡伯喈全家的悲惨结局，知晓同为蔡家妇的赵五娘为公婆做到食糟糠、祝发买葬、罗裙包土，她心生愧疚恳求父亲能允许她和丈夫回去守孝，尽自己应尽的义务，待到回陈留郡拜过公婆，她才卸下这份愧疚。牛氏女已经变成了一个“贤妻”的符号，是男性理想的配偶，她拥有优渥的家庭环境、不贪慕富贵只欣赏才华、能理解丈夫的苦衷、接受丈夫的另一个妻子同时还能千里迢迢回乡尽孝，她是礼教同化的产物，是没有自我的女性。
女性在绝境之下的艰难生存
蔡氏全家的悲惨命运的直接原因是灾年。在这一环境里，脆弱的民众没有生存的基础，买卖妻子、卖儿鬻女在生存极为困难的时代是非常常见的，戏中就有私挪公粮却无力补偿、只能卖妻子孩子来抵债，足以看出妻子儿女不过是男性的附属品，是可以交易的“商品”。而没有经济能力却要负担老迈公婆的赵五娘，为了履行对丈夫的承诺，一直坚守作为媳妇的职责。她好不容易领走赈灾粮却被抢走、“宁使奴，身上寒。只要与公婆，救残喘。”一番言语情意动人，她宁肯用自己的衣裳换米，即便如此最终也没能拿回。剧中抢走她粮的人看官吏走了之后夺粮离开，实际是在隐喻女性的生存保障是没有力度的，女性处于社会底层，社会没有给予女性生存空间，在同时又没有给她生活保障，这样糟糕的处境结果就是压倒无数个“赵五娘”。
遭受这样的待遇后，她欲自尽，但想到死后公婆的处境也放弃，连死亡都要考虑后果。到后来食糟糠、祝发买藏、徒手买坟感动上苍，她依靠的只有自己微弱的力量、张太公的援助，甚至连神明也可怜她来帮助她，此处实现了文学艺术的真实，映照了底层女性狭窄的生存空间与急需拯救的心态。
完成埋葬之后，她走上了寻夫的道路。这里很值得思考的是明明她职责已经完成，卸下重担，她为什么还要去找那个“负心汉”呢？除了她想问清楚一个真相这一原因外，根本原因是社会还是没有给予孤寡女子一处生存空间。她在这个社会里给自己的定位一直是“蔡家媳”，她需要去找到丈夫，去确认自己还是否拥有这一唯一身份。这对应后文，看到辉煌的相府、贤德貌美的相府小姐她会自省，看到自己蓬头垢面会担心丈夫不认她，即使过错方不是她，但她仍旧处于男性凝视的目光里，她需要男性的确认来认同自我的价值。倘若失去这一重身份后，即使坚韧如她，也很难不会再次走上寻死的道路。物质上的艰难还可以勉强捱过去，封建社会里精神上的绝境无疑是将千千万万个女性变成“祥林嫂”。
综上，一部《琵琶记》折射出了当时社会中的女性的悲剧命运——女性从被父权压迫，被排除在社会、家庭事务外到自身被礼教同化外化自己的行为，再到最后从物质上与精神上陷入困境。封建男权社会用纲常伦理异化女性，使她们失去自我，从而使她们沦为自己的私有物，同时又没有给予她们生存保障，这样被压制得极为狭窄的生存空间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以戏阅人生、以戏教今人，作为读者我们在感受完戏剧的悲喜之后，要明确今天的女性要实现的是自己对自己价值的认同与找寻，实现物质与精神上的双重自由。
参考文献：
[1]郭汉城.《中国戏剧经典》.2005.2.山东教育出版社
[2]史毓源.男权语境下《琵琶记》的经典建构[J].浙江万里学院学报,2023,36(01):78-82.DOI:10.13777/j.cnki.issn1671-2250.2023.01.016.
[3]谯宜雪.从女性主义看《琵琶记》中的赵五娘[J].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20,36(04):87-91.
（一审编辑：邓智玲）
（二审编辑：唐湘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