唢呐喧天地响，鼓声与哭嚎声跟着彼此纠缠。16个大汉，皆来自同一个村，肩上扛着挑方的粗木，腰上系着起固定作用的麻绳，凝成一股力量，抬着方子缓慢地走进深山。叔叔坐在方子上“压方”，其他人跟着走在方子后面。天才破晓，一路的炮仗声，一路的过路烟，一切都宣告着：老太老了。

我曾以为他永远都不会再变老了，因为自从我有记忆起，他就早已是一个到处都皱巴巴的人：满是皱纹的皮肤因过于瘦削而挤在一起，长期的骨质缺失使他佝偻成小小一圈，放在他袜子里的人民币也总是蜷曲着的，每次走进他，陈腐的老人气息都让我下意识地屏住呼吸。这样的人没办法更老了。

或许很多人和我的看法都一样，所以在弟弟的满月宴上，他酒酣耳热后的那番话，大家都没相信。他看着他酣睡的重孙子，对着最让他骄傲的孙子——我爸爸说，他这一辈子算是圆满了，也活够了，准备把最后一个夏天过完就走。孙子听罢，说爷爷喝多了喝糊涂了，身体还这么硬朗，好日子别说晦气话；其他人也连声附和，细数着他以后应享的福气。

后来再碰到老太，是一个星期后的周末。那天爸爸开车带我们回爷爷家。车已经开到镇上了，路口塞车时，我透过车窗认出了那个佝偻着捡拾垃圾的人，“老太！我是杨欣啊！”我看见他把眼睛尽力瞪大，用力地朝我挥手。

很多人都说老太怪，说他要强得古怪。明明有五儿一女，但他却始终坚持独立门户，不想麻烦儿女一丝一毫。

他的住处挨着爷爷家，而从爷爷家到镇上有6公里。天刚擦亮，他就拖着板车，沿着马路一路翻拣瓶瓶罐罐，一直走到镇上的垃圾回收站，将换来的十几二十块叠好了收进袜子里，然后再拖着板车回家。这样的一天他过了将近二十年。家里没有一个人不劝他，但是他说闲不住，说动了一辈子的筋骨休息不得。

十天后的中午，爸爸接到爷爷的电话，说老太昨天早上拾荒的时候，没注意到路边的石头，摔了一跤，现在躺在床上起不来了，催我们回去看看。

一反他前后忙活的常态，我看见了躺在床上的老太。他的眼睛微睁着，浑浊的眼珠一直缓慢地转动；明明正是盛夏，但他却裹在冬月里才盖的大棉被里，还不断地出着冷汗；因为摔到了腿，他躺睡时也没有办法将腿伸直，被子里拱起很高一块；我大声地喊他，说杨欣来看你了，他缓缓地把头转向我，微微笑着，并没有向我招手。

当时大家都很沉默，其实那并不是老太的第一次摔倒，但谁也不知道他会在哪一次对命运缴械投降。

不知道是不是老太在跟那些不信他的人打赌，他最终没有活过那个夏天。

最后一次见他，他已经被搬到二爷爷的堂屋里了。只不过二十天没见，他已经穿戴整齐地躺在准备好的竹床上了。他的腿依旧无法平放，同时他也止不住地齁，我看见他的肩胛骨因为大喘气而上下起伏；他总是费力地将手抬起，指向他的喉咙，意思是端水来喝；他的皮肤再看不出一丝光泽，奇怪的斑点爬满了他的手臂，而他的大腿和小腿几乎再没有粗细的差别；我依旧想告诉他，我来看他了，但是他连头都没有转动，眼睛木木地一直盯着天花板。竹床四周围站了许多人，好多人也吆喝着喊他，但任谁喊他都始终不应。二爷爷家门前有几棵大树挡着，太阳很难晒到屋里。堂屋里潮湿阴热，陈腐的老人气钻进所有人的鼻息。已经有人在无声地抹泪了，而我也是在那个时刻才知道，老太是可以更老的。

老太是第二天凌晨三点老掉的，爷爷辈怕吓着后辈，所以我们没有被允许陪他一夜，没有送他到最后一程。听大人们说，凌晨的时候老太突然坐起来，口齿清晰地指挥着儿子们，要人把他放在家里的一个塑料袋拿来。按照他的描述，找到塑料袋后，大家发现里面全都是十块二十块的纸币。看到袋子后，他又躺下去了，仍是不住地齁。直到凌晨三点，老太没再齁了，堂屋里先是万籁俱寂，接着是止不住的啼哭与嚎叫。

天亮了，道士终于赶来，炮仗一箱一箱地放，等我们赶到时，堂屋里全是呛人的硝烟味。最早的一批歌舞已经演起来了，陆续到达的人群带来了数不清的落地红。炮声连天响，却始终很难盖住哭声。

我的老太名叫杨万正，生于1926年，逝于2015年。89年的光阴里，他历经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土地革命、大饥荒、文化大革命、土地承包制、计划生育和改革开放……劳力尚在时尽心耕地，劳力逝去后拾荒近20年。

我始终记得，弟弟满月宴的那天，他没有像往常一般，饭罢后立即回到只有自己一个人的木屋，而是坐在他儿子家门口的那棵桂花树下，目光经过了那天参加满月宴的每一个人，尽力地朝每一个人挥手。

（一审编辑：邓智玲）

（二审编辑：唐湘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