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文学中，唯独《青春之歌》以知识分子为题材，它从写作到出版的经历漫长而坎坷。杨沫几易其稿，中心人物林道静始终未能按其计划发展。一部长篇小说几经修改，在当时文坛与现今文坛有着几乎截然相反的评价,这是对其文学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深刻探讨。
正如文学是具有特定的时代背景的，站在当下看《青春之歌》，其中可以加以学习和需要修正的地方兼有之，在我看来，《青春之歌》就是“青春人物”唱响的一首“青春之歌”。
一部小说最重要的是根据情节塑造人物，以此传达作者的主观思想和情感。有的人的青春，投身革命，扛起斗争的旗帜；有的人的青春，背叛初心，做历史洪流的背离者；有的人，十几二十几岁的年纪，不做春日的朝阳，偏做落日的余晖；还有的人，垂垂老矣的身躯，却爆发出磅礴的青春的朝气。
由此《青春之歌》对于人物的塑造，贯穿整部小说的是革命人士与反革命人士的二元对立，正直、朴素、刚强、严肃的革命者——二十几岁献身革命的卢嘉川；是“农民”的江华；在监狱中依旧坚持斗争到最后的林红……丑陋、自私、虚伪的反革命者——学习思想却反过来企图麻痹农民的宋郁彬；轻易变节、怀念享受小资生活的戴愉；“脸皮黯黄，肌肉松弛，嗓子却很响亮”的女奸细……我们不难感受到作者对于革命者的极尽赞美，和对反革命者的极度批判，具有较强的政治气息。虽运用“丑化”和“美化”的笔法，细节描写呈现脸谱化，给人“从本质反向推面相”的感受，但却实实在在还原了拥有共同品质的几类人。
《青春之歌》中，林道静是“青春人物唱响青春之歌”的代表。林道静是《青春之歌》的女主人公,整部小说，作者叙述了林道静的成长，贯穿整部小说的主题可以归结为女主人公的“成长与解放”。透过林道静的一生,我们不难感受到林道静从肉体解放再到精神和灵魂解放的艰辛路程，了解到林道静从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长为成熟的革命女性的“青春之歌”。
对于林道静的成长，小说笔法有些许跳跃，存在不合理、逻辑不通的地方，笼罩着主题先行的必然结论感和血统论的政治色彩。林道静一而再再而三地轻信他人，从轻信戴愉，再到对宋郁彬的浅薄认识，林道静充满了革命浪漫的情怀，莽撞、冲动。林道静在农村地主家最后关键时期突然成长，而后又在狱中毫无征兆地成为了一名坚强、成熟的革命者，人物变化稍显突兀。由此可见，作者对于人物的塑造笔法略显不成熟，导致故事情节推动呈现跳跃感，没有解释清楚林道静成长中灵魂深处的改变。
《青春之歌》的“青春”，有着革命的时代烙印，因此《青春之歌》有意强化主人公林道静与贫苦农民的关系。不管是描写林道静同家中的女佣王妈的深厚情谊，表现林道静与农民阶级的亲近;还是强调卢嘉川的教育使她身上“白骨头的成分”减少了，都是为了让林道静走向革命有更多的血统上的依据。在小说中，作者让林道静对王晓燕和农村大娘讲述“可怜的母亲”的遭遇以及自己在剥削阶级家庭的痛苦生活时，说出“恨死了一切的剥削阶级!”的话语，让小说的初始情境变成一个贫农女子和有着贫农血统的孩子受尽地主剥削压迫的故事，成为了一个阶级叙述的故事。这使得《青春之歌》笼罩上政治色彩的薄纱，朦胧，却无处不在，具有很强的时代特点。
《青春之歌》之所以伟大，是因为其描述了更为广阔的“青春人物”。“青春之歌”的主题也因此具有了独特的价值。作者以开阔的视角塑造了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如王鸿宾、吴范举等教授，是有血有肉，具有生活形象特色和个人魅力的人物，跳脱出了模式化的圈子。尤其是对于王鸿宾教授的塑造，《青春之歌》中的王鸿宾教授从只要做点学问，坐稳书斋的凳子，搞好研究，“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学术研究者到成为冲上街头、加入抗议游行的请愿者，对于王鸿宾教授的心理变化和行为描写极其细腻，符合情理逻辑和实际情况。
并且在对于老教授冲上街头请愿，干年轻人的事的描写中，文章“青春之歌”的主旨从描写“青年人青春的烦闷、苦痛与成长”及“革命青年的拼搏和奋斗”，拓展到了“青春无关年龄、无关阶级，为青春之理想奋斗”的层面，让小说主旨得到了自然的升华。
“青春之歌”最辉煌灿烂的曲章在“一二一六”、“一二九”、“农村革命斗争”，描写十分生动，场面壮阔，语言形象，极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中国的社会风貌，还原了革命运动的激昂场面，令人热血沸腾。
夺水龙、冲破大刀和皮鞭、无穷尽的人流、鲜明夺目的旗帜、嘶哑悲壮的口号，这些描述对于当代青年思考和学习历史，具有重要的价值。正如作者杨沫先生在后记中对于描述学生运动的补充说明，“这种情景，今天的青年同志再也不能看到——永远也无法看到了！要想看，只能从历史、文物，尤其从文艺作品中去找寻。”由此观之，《青春之歌》是具有自身独特价值的，且在这一方面的价值上来说，《青春之歌》是可以超越当时的时代背景，在当今时代引发学习和思考的。
一代人的青春，奏响一代人的青春之歌；青春不依据年龄划分，青春之心不老，青春不止，曲章不尽。
（一审编辑：吴仪）
（二审编辑：何佳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