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中，杜威并没有明确提出通识教育的概念，但是其本人的教育目的其实与通识教育的基本理念不谋而合，都是强调为民主主义社会(或者称自由主义社会)努力培养有用的公民：

我们再次重申，通识教育必须有意识地关注这些能力的培养：有效的思考能力、交流能力、作出恰当判断的能力、价值辨别能力。如前所述，专业主义最微妙和最普遍的影响就是，科目的设计和讲授着眼于它本身的内在逻辑而非对学生的最大有用性。……然而，人的人格不能被分解成几个独立的部分或品质。教育的目标是培养整全的人（the whole man）。有人曾精辟地说，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好”人、“好”的公民和有用的人。“好”人的意思是内在的完整、泰然自若、坚定的人，它归根到底源于某种完满的人生哲学。人性的完整不是除其他四种能力之外的第五种品质，而是与它们相一致的，并且也是它们的结果。自由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完整的人，而人性包括直觉、情感和智力。

通识教育关注人本身，而不是按照学科的内在逻辑所做的科学分类，强调对人本身有目的的培养。尽管杜威被冠为实用主义教育家，但它并没有对19世纪以来的专业主义思潮亦步亦趋，相反，他对愈演愈烈的专业主义保持着审慎的态度，这集中体现在他对于“职业”一词的理解和对古典作品的态度上。

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中，杜威明确反对从经济角度对定义“职业”，“要防止把职业的概念局限于直接生产商品的职业”，因为这可能会导致专业主义的愈演愈烈；同时，杜威也反对将职业理解成“人实践其道德和理智命运的职业概念”，认为这过分地抬高了“职业”的价值，从而显得没有意义。杜威认为，教育有多重面向：劳动和闲暇的对立，理论与实践的对立，心理与精神的对立，心理状态与物质世界的对立……但是“职业”的对立面并不是闲暇活动，也不是文化修养，只有融合了前后两者，“职业”的意义才能彰显出来。在这里，杜威显示出来的并不是纯粹实用目的上的对“职业”的理解，而是基于人本身和为民主主义社会培养人才来理解“职业”这一概念，与通识教育的总体目标不谋而合。

不仅如此，杜威也不是单纯地反对阅读古典作品。我们知道，古典作品历来为通识教育所重视，因为通识教育者们认为古典时代的作品当中并没有把人作为一个工具和分裂的个体来看待，它着眼于完整的人的培养。而杜威并不反对阅读古代经典作品，他只是反对学院派解读经典作品的方式。杜威认为，相对于古代社会而言，现代社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世隔绝地呆在书斋中刻板地阅读古代圣贤的书对人的最终培养并没有好处，古典著作中的已有知识和发现并不能作为绝对真理而被奉为圭臬。即使是用我们现在的观念也不难看出，杜威对于古典著作的思考是理性的，也是辩证的。他并没有否认古典著作存在的经典价值和永恒意义，而只是基于对当时社会学院派的批判。根本意义上来说，杜威是基于对人创造性尊重和为民主主义社会培养全人的理想来看待经典作品的。

因此，杜威尽管打着教育无目的论的旗号，但是其教育目的是清晰而又明确的，即着眼于为民主主义社会培养“全人”，这深刻地影响了他的教育性质观和教育过程观，并且对后代美国社会甚至是当今的许多变革都有着先见之明，可以说杜威的教育无目的论成为了后来美国《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提出的全人理想的雏形。

（一审编辑：欧阳蔓）

（二审编辑：哈玉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