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5年，芥川龙之介在《帝国文学》杂志上发表了《罗生门》，这部小说1950年被日本著名导演黑泽明改编为电影，二者都取得了不菲的成绩。《罗生门》作为芥川龙之介的处女作，在情感基调、形式笔法等方面都能反映出芥川龙之介的总体创作特征。小说篇幅较短，但却以丰富的隐喻因素和不同的重复角度刻画出人性之恶本身及对其的思考困境。文本的重复方向与隐喻范式大致可以划分为历史与现实、生与死、自我和他者三类，这分别从历史、哲学、社会角度揭示出人性之恶不断滋生的内在循环和不可消解的的悖论思考。

《罗生门》的故事原型取自《今昔物语》第二十九卷《在罗城门楼上发现死人的盗贼》，从文中“今天的天气也加剧了不少这平安年间仆人的Sentimentalism”可知，文本的历史背景设定也在于平安时期。芥川龙之介现实身处日本大正年代、一战之中，在当时文学与意识形态权威斗争的总体背景下，人道主义、个人思想尤为突出，作为新思潮文学流派代表的芥川龙之介自然不例外。可以说，《罗生门》是典型的托古讽今、故事新编。但文本的思考姿态却并不是感性泛滥般一味进行外在批判，而是以较为客观冷静的笔触铺叙场景、点明事件，将对人性本身及其思考置于隐喻迷雾中，达到更为真实而强烈的内在反思效果。德勒兹在《意义逻辑》中将重复划分为柏拉图式重复和尼采式重复，前者以相似性原则进行，坚守原型的真实性和同一性，后者以差异性原则进行，表现出自反精神与怀疑态度，具有泡影般的效果。《罗生门》仅就故事本身而言的确与《在罗城门楼上发现死人的盗贼》并无多少出入，但跳出文本禁锢、立足于开阔的解释视野，我们就会发现，文本所产生的的历史语境和作者身份却给《罗生门》染上了尼采式重复的独特效果。《罗生门》文本正是与不可分离的历史性在隐喻意义上重复《在罗城门楼上发现死人的盗贼》，二者之间巨大的时空缝隙形成感知张力，同时在表达上具有了诗与历史双重意义上的普遍性。《罗生门》更为艺术化地告诉我们：从古至今岁月不居，人性之恶却安然不改，对造成人性之恶的外在势力进行批判固然重要，但聚焦于人性和我们的思考本身也不可忽视。

生与死的交织使得《罗生门》在现实之外更具有了一层来世般的宗教意味，将人性推至永恒。但对此，《罗生门》的描写并不完全清晰，而是在空白之中留有重复的余地。生的一方显然是被解雇后走投无路的仆人和拔死人头发的老妪，死的一方则是从老妪口中得知的生前将蛇肉做鱼干出售的女尸，二者之间的关系首先表现为女尸为老妪提供的虚伪理据性：老妪直接以女人生前的作为为自己辩护——“不错，拔死人头发这事不知有多么糟糕。可话又说回来，这些死人个个都是罪有应得的”。这种辩护间接对仆人产生了影响，仆人将这种虚伪的辩护移植到自身，一改最初严词厉令，扯掉老妪的衣服后离开。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老妪的一段言语，文中却写到“以上就是老太婆说的大致意思”。作为听者的仆人以“大致意思”概括，事实上已说明恶的种子早已深植其心，老妪的一番话只是一个恰巧发生的借口，是在普遍的人性之恶中被相互争夺的遮羞布。除却同性质的恶的行径的重复之外，《罗生门》还留存了一些空白的可供重复的叙事空间。老妪被夺去衣服后，在雨夜是否会变成下一个死者？仆人夺去衣服后是否会遭遇到下一个伪善的“仆人”？这样的故事极有可能不断重演。《罗生门》的结尾实际上进行过二次修改，最初结尾是“仆人冒雨来到京都，成为强盗了”，现在结尾是“仆人的去向无人知晓”。前者还尚且坚定地表现出对人性之恶在现世的合理性的厌世观念，后者则在漠然之中透露出在几乎永恒不可移改的人性之恶面前的妥协。结局的这种重复最终是被省略的，但却在留白之中显示出极大的可能性，人性之恶或许永远生生不息。

自我与他者的层次上，《罗生门》中的自我意识与他者观照都通过第三者的重复最终导向了普遍性的人性之恶的书写。论自我，文本中仆人与老妪很难说具有自反精神和主体能力。论他者，仆人与老妪的作为也并不是被他者所操控，而出自自身固有的内在的恶。但二者之间的互动却成为文本着力重复的第三者，这种互动表面上只是事件与话语的推进，但实质上却是人性之恶永不停滞的循环往复。老妪需要死者的借口，仆人需要老妪的借口，死者之前或许也需要另一个人的借口，仆人此后或许也需要另一个人的借口，这样的逻辑并不是推进与上升，而是不可阻止的恶性循环。这也并不意味着他者对于自我主体性的侵占，因为人性之恶是普遍共存的，并不存在着谁压倒谁、谁取代谁的问题。《罗生门》这种自我与他者的重复仅仅是表面叙事，而不是本质说明。但这种重复也带来了从立竿到见影的时效问题的思考：老妪若是早点说出死者的事，仆人虚伪的本性是否会暴露得更快？当他者作为外在刺激唤醒人性之恶的频率愈来愈高，人性之恶或许会干脆撕掉虚伪的外衣，一个道德沦丧、秩序混乱的世界由此生成。所以，这一层次上的重复不仅直指人性之恶的普遍固有，也透露出对人性之恶由内到外的实际转化的程度性思考。

综上，芥川龙之介的《罗生门》在历史与现实、生与死、自我和他者之间形成差异性重复，人性之恶由此得以张力性呈现。文本以《今昔物语》第二十九卷“罗生门楼上遇尸记”为故事原型，对现实境况进行跨时空的普遍性观照；以生与死的交错营造神秘氛围，指向人性之恶的永恒性先验潜在；以仆人与老妪的对话、行为揭示人性之恶的交互性运动，这些思考最终走向悖论式的循环，揭示出恶的不可逆性等存在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