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回首人类社会里历史尘土掩埋下的无数爱情，从来没有哪一个能像李杨之恋这般如此具有戏剧性与传奇性。从《长恨歌》、《梧桐雨》到《长生殿》这些文学经典，乃至当下的各种影视创作，它自唐代以来便一直葆有着鲜活不息的生命力。“三千宠爱在一身”是贵妃在华清池畔骄傲的爱情欢歌，“惊破霓裳羽衣曲”是她与大唐一起赴往悬崖的虺隤马车，“花钿委地无人收”是命运同王朝一起坠落时为历史留下的悲戚定格……“只疑是九重天谪来人世间”的贵妃形象于是跳脱出了史书里的正统书写，附丽于后代的文学世界，在不断的更新、生长与创造当中向后人展示她那“回眸一笑百媚生”的催人遐想的永恒生命与无尽魅力。
当我们谈论贵妃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有人会脱口吟出李白《清平调》里的一句“云想衣裳花想容”；有人会尝上一口新鲜的荔枝，叹一声“一骑红尘妃子笑”；有人会忆起当年梅派的一场场座无虚席的《贵妃醉酒》……可却鲜有人提及杜甫鸿鸿诗史里的贵妃倩影。这不禁使人发问：如果要杜甫作一首《长恨歌》，他会说些什么？笔者将以杜诗为本文线索，探寻一代诗圣杜甫对这位大唐贵妃的情感、态度以及从中体现的价值观念。
一、身为传统儒者的犀利讽刺与尖锐批判
杜甫的“长恨歌”，开篇必定是天宝十二载春，他在曲江岸边投来的一双白眼。
在三月三日的上巳节这一天，女人们纷纷来到曲江游宴赏春。杜甫先是粗笔勾勒出她们的整体气质：“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然后极尽能事描绘她们的衣妆之丽：“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头上何所有？翠微匎叶垂鬓唇。背后何所见？珠压腰衱稳称身”。“紫驼之峰出翠釜，水精之盘行素鳞”，贵妃与其姊妹宴飨的厨膳之侈可见一斑。接着杨国忠出场，杜甫以“杨花雪落”、“青鸟衔巾”的秀绝隐语暗讽杨氏兄妹的苟且关系。而直到末句方点出“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他以冷隽的笔调无声地对抗着杨氏一族的熏天气焰。这篇《丽人行》就像人物通讯一样叙写得冷静克制，通览全篇，看不见任何直抒胸臆的褒贬，却句句中又暗含讽刺，也难怪浦起龙在《读杜心解》中如此评价：“妙不伤雅无一刺讥语，描摹处语语刺讥；无一慨叹声，点逗处声声慨叹。”
天宝十四年十月，杜甫被任命为宿卫东宫的闲曹——右卫率府兵曹参军。在就职之前，他去奉先探视寄住在那里的妻子。当杜甫“凌晨过骊山”之时，唐玄宗与杨贵妃正于此地华清宫避寒，安禄山却已在范阳密谋起兵。杜甫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对当时骊山的盛况有过这样的交代：“瑶池气郁律，羽林相摩戛。君臣留欢娱，乐动殷樛嶱。赐浴皆长缨，与宴非短褐。”这很容易让人联想起白居易《长恨歌》所说的“骊宫高处入青云，仙乐风飘处处闻”。在安史之乱爆发的前一个月，玄宗仍携贵妃与一众贵族过着钟鼓馔玉、歌舞升平的宴饮生活。困守长安的十年里，杜甫见过了太多“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此时听到那来自华清宫镶金缀玉般的欢声笑语，怎能不心生慨叹！“劝客驼蹄羹，霜橙压香橘。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风尘澒洞，王室靡靡，奸佞当道，盛世难再。
所以说，杜甫对于杨贵妃的初印象可没有像李白“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那样表达极尽的仰慕，而是深深的讽刺、厌弃、鄙夷和批判。这种态度一方面来自他个人的女性观，一方面来自当时杨家外戚掌权、祸乱朝政和玄宗不理国事、荒乐无度的政治局面。
“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从《佳人》一诗我们可以看出杜甫所赞许所崇尚的女性人格，其实这位“空谷佳人”的形象可以溯洄到《诗经·邶风·柏舟》当中去。“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仪棣棣，不可选也。”在“薄言往诉，逢彼之怒”的无助之下，在“觏闵既多，受侮不少”的苦难之中，泛于柏舟之上的主人公仍可以保有自己的独立而清醒的力量，不易志，不妥协，守本真，待奋飞。而在那个时代，处于底层阶级自立自强的劳动妇女恰好最接近杜甫这一理想的女性人格。所以，新妇、老妇、老妻、寡妇、夔州女等等这些在战乱年岁挣扎着的女子被杜甫用蘸满同情的笔墨写进了他的诗史之中——在《佳人》中，他将乱世遭遇下弃妇的坚贞自守推崇为理想的女性人格；在《新婚别》中，他对新妇勉夫从军的深明大义流露出由衷的称扬；在《又呈吴郎》中，他向亲戚表达对扑枣邻妇的怜悯与关照……
可以说，杜甫对贫苦度日的劳动女子有多同情，就对奢靡享乐的贵族妇女有多鄙夷。在《丽人行》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我们可以鲜明地看到安史之乱前夕杜甫对贵妃的情感态度。他认为贵妃只是凭仗一副姣好的皮囊和两三浅薄的才艺而遇君显贵的女人，是朵琼浆玉露里泡出来的、承载不了任何圣哲抑或苦难的娇花，这些长安水边所谓的“丽人”金玉其外、俗不可耐，只不过是倚附在大唐皇业上披着华裳的寄生虫。
另外，除却杜甫个人的女性观，摇摇欲倒的李唐王室也成为了贵妃无从辩解的恶业。《旧唐书·杨贵妃传》载：“玄宗每年十月，幸华清宫，国忠姊妹五家扈从。每家为一队，着一色衣；五家合队，照映如百花之焕发。而遗钿坠舄，瑟瑟珠翠，璨瓓芳馥于路。而国忠私于虢国，而不避雄狐之刺；每入朝，或联镳方驾，不施帷幔。每三朝庆贺，五鼓待漏，靓妆盈巷，蜡炬如昼。”在杜甫的眼里，贵妃成了“况闻内金盘，尽在卫霍室”和“从此君王不早朝”的始作俑者。也就是说，一个是大唐天宝最尊贵的女人，一个是久沉下僚的儒士，杨贵妃是否符合杜甫心中的理想女性形象似乎还无伤大雅，但让捶胸顿足的是,一方面，她使早年励精图治、开创开元盛世的贤君耽溺于男女欢爱与宴游管弦之中；另一方面，正所谓“一人得道，鸡犬飞升”，她背后的“炙手可热势绝伦”的杨氏家族一手造成了盛世末年的朝野之上偭规错矩、荣枯咫尺的乱象，间接使唐朝基业几近覆灭，给百姓带来了八年水深火热的战乱年月。这是杜甫这样一个始终心存“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志向的奉儒守官之士所无以容忍的，是他这样一个“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忧国诗人所不可宽恕的。
二、身为时代难民的惋伤同情兼怨恨愤懑
“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此后杜甫对贵妃的看法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转变，这种转变详见于《哀江头》一诗。至德二载春，安史叛军仍占领着国都长安，杜甫身陷危城。吞声哭啼的他偷偷来到了城南的曲江岸边，却看到宫门紧闭、新蒲无主的悲戚景象，他于此时此地触景生情，回忆起了当年贵妃游苑的盛况，霓旌宝辇，白马金勒，才人弓箭，笑射双翼。“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这是杜甫对杨贵妃可悲宿命的第一声哀叹。此时，他似乎已不再将贵妃放在社会与时代的大功大过上去严加审视，而是从一个女性自身的生命角度去评判。
“谁承望马嵬坡尘土中，可惜把一朵海棠花零落了。”马嵬坡兵变中，陈元礼带兵诛杀了乱朝的杨国忠，接着兵谏玄宗赐死贵妃以慰勉军心、振发士气。当时可能除了贵妃自己，谁也没有想过：将这场历史的动乱归咎并泄愤于一个所谓“祸国红颜”的女子身上，这真的合理吗？当杜甫再次踏上曲江江岸，他可能在某一个瞬间感受到了那个无助的女人内心深处绝望的发问。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杨贵妃也只是一个追求爱情的痴女子，在她作为女性以为的了无一事的承平四海下，一片深情地“朝朝曳履侍君王”。她并没有武后的野心，从不过问朝政政治，不插手权力之争，只是在后宫与心爱之人过着谱乐作舞、海棠沐浴的美好生活。她也并不是传统逆来顺受、卑躬屈膝的妃子，她面对爱情的“妒悍不逊”也曾触怒玄宗，以致两次被遣送出宫。然而，从她将爱情寄托在一位君王身上起，她就注定了要被迫陷入政治的漩涡之中而无从自救，最终成为李唐王朝仓皇狼狈之下的“明哲保身”的献祭品。杜甫为什么说贵妃的亡魂“归不得”呢？我想他或许也意识到了贵妃命运的悲剧性。“千秋节华清宫宴乐，七夕会长生殿乞巧，誓愿学连理枝比翼鸟。”一个面对爱情如此天真痴情的女人，最终被他的丈夫在权力场中决绝地抛弃，被昔日一同牵着手笑看银河两边织女牛郎的人置于死地。挚爱之人在飘摇风雨里的松手与背叛，那种刻进骨子里的痛，那种对世间一切的质问与怀疑，让她亡于乱兵刀刃抑或佛堂白绫的魂魄，上穷碧落下黄泉，被世人唾弃，又被自我放弃，最终能够归向何方呢？只怕最终“半行字是薄命的碑碣，一掊土是断肠墓穴，再无人过荒凉野。”
然而，此时这种婉伤与同情仍同之前的讽刺与批判对立共生，此消彼长。至德二年的闰八月，杜甫制墨放还，自凤翔前往鄜州探亲，写下《北征》一诗。其中“奸臣竟葅醢，同恶随荡析。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再次对贵妃表达出不满，相较于之前的曲婉讽刺，这次竟是毫不避讳地直接为贵妃宣判罪行。杜甫不仅为她身为奸臣杨国忠的“同恶”得到身死的罪罚而感到某种程度的快慰，还将她比作祸国殃民、自食恶果的褒姒和妲己，传达出带有时代局限性和男性中心立场的“女祸”思想，这毋庸置疑是我们当下的时代所需要坚决摒弃的。“他是朵娇滴滴海棠花，怎做得闹荒荒亡国祸根芽？”而鲁迅也在《且介亭文集》中坚决反对过传统社会的女祸说：“我一向不相信昭君出塞会安汉，木兰从军就可以保隋，也不相信妲己亡殷，西施丧吴，杨妃乱唐，的那些古老话。我以为在男权社会里，女人是决不会有这种大力量的，兴亡的责任，都该男的负。”所以我认为，就像《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表现的迂腐的忠君思想一样，“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中如此直露地传达出的女祸说严重地削弱了《北征》这首诗的思想性。同时，“桓桓陈将军，仗钺奋忠烈。微尔人尽非，于今国犹活。”杜甫对马嵬驿事件中首倡诛杀贵妃、杨国忠及其党羽的勇武忠烈的陈元礼将军大加颂扬，说他在李唐王朝生死攸关的命运转折点上力挽狂澜，凭一腔凛然大义将众人引回汉民救亡的正途。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杜甫又似乎将杨贵妃的死归结为历史的必然，理解为“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的必由之路。
相比于《哀江头》，杜甫在《北征》中对杨贵妃的态度又有所不同。在笔者看来这种情绪其实是《丽人行》与《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对贵妃情感的延续和深化。由此，在安史之乱期间，《哀江头》中从生命个体层面对贵妃红颜薄命的哀叹同情首次浮现，《北征》中从社会历史层面对贵妃惑主误国的唾弃怨愤前后相承，两种态度对位交错，彼此纠缠，表现了杜甫这段时期面对已逝贵妃的复杂矛盾的心理状态。
三、身为暮年之人的曲折思量与短促释怀
杜诗中或多或少或轻或重地涉及到杨贵妃的作品其实也就仅限于上文所提及的杜甫前后创作的《丽人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哀江头》以及《北征》四首诗作。但是笔者认为，从杜甫在安史之乱结束后创作的两首诗当中，我们仍可以追寻到他晚年时期对消香玉陨多年的杨贵妃的另一种情感态度。
大历二年十月，杜甫在夔州别驾元持的宅府中遇到了雄装持剑而舞的李十二娘，询问一番才得知她是开元年间凭着高超舞艺“独出冠时”的公孙大娘的弟子。想起当年公孙大娘的“玉貌锦衣”，我也还是个人群里无所忧虑的观舞孩童；而现如今，我却已成了白首老翁，连公孙大娘的弟子也盛颜不再，杜甫不由得“抚事慷慨”，写下一首《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并序》。这首诗并非单纯写“妙舞此曲神扬扬”的舞剑情景，还将自己自少而老的经历（“开元五载，余尚童稚”，“玉貌锦衣，况余白首”）和国家由盛而衰的变化（“五十年间似反掌，风尘澒洞昏王室”）有机巧妙地揉入其中。由此在“急管”与“妙舞”终止之时，在精彩热闹的“玳筵”结束之后，寒冷的月亮从东山之上升起，凄清的月光照亮了杜甫心中不知所往的惋伤。散场后的孤独，繁华尽头的落寞，像是这场宴会后的精神自我，又像是他始终心心念念的吾家吾国。
大历五年的暮春，年近六旬的杜甫正流寓潭州，他在这里遇到了玄宗生前的知音李龟年。“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前两句写他们四十余年前寄情声乐的生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后两句则写四十余年后两人落拓无依的老境。这中间的四十年他们经历了什么呢？生活的沉浮、年岁的迟暮、时代的动乱与政局的变迁，明明无一字道及，却又都在一片深沉至极的感情中自然生发，仿佛吞声忍泪，凄入肝脾，悲不自胜。
“伤心故园，西风渭水，落日长安。”在这两首诗当中，杜甫对故人公孙大娘和李龟年的怀念，这种象征着一舞一乐的怀念，这种对富有装饰性和娱乐性的艺术的怀念，追本溯源其实就是他对心里的那个早已微茫难求的开元盛世的怀念。但是我们也很难说它没有在迂回曲折中隐隐指向昔日天宝“善歌舞，通音律”的杨贵妃。
“一舞剑器动四方”，公孙大娘用她雄健豪宕的剑器舞出了青春勃发的盛唐气象；“青春事汉主”，李龟年用他绝伦的梨园弦歌奏响了开元盛年的太平笙乐；同样的，“云鬓花颜金步摇”，杨玉环用她风华绝代的霓裳羽衣惊艳了泱泱大唐的壮年心魂。可是细细思量一番，为什么同样是追求艺术的生命，到头来却只有贵妃遭到了世人的痛恨谴责？深究其中的心理文化机制，或许有人会道出缘由：《渭川曲》与“剑器浑脱”都只是为大唐皇业烘云托月的艺术存在，而杨贵妃却离“月亮”（帝王）太近了，近到“天颜喜怒先得闻”。她的艺术逐渐不再附庸，而是成长为一团遮蔽明月的夜云，反宾为主。可是世人忽略的，是“月澄澄银汉无声”下，说不尽的千秋万古情啊！归根结底，他们不都只不过是身处时代的一抹有意无意、或浓或淡的点缀吗？你看，他们的命运身世就像波上浮萍一般随时代涌动而沉浮不止——往日的热热闹闹的梨园现成了寂寞如许的深院，公孙大娘也不知漂泊何处；曾于东都大起第宅的一代乐圣却也在渔阳鼙鼓声中流落江南，一面唱王维的《伊州歌》，一面向北泫然而泣；“海外徒闻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怎下的碜磕马蹄儿脸上踏，则将细袅袅咽喉掐，早把条长挽挽素白练安排下。”贵妃的“艺术”再怎样喧宾夺主，她难道就真的成为了时代的主人，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了吗？
此时，杜甫彻底摆脱了以往站在男权社会上去评判女性德行的糟糕传统，做到了自我思想的纠偏。他在“落花时节”相逢的君、怀想的人、顾念的自己，都是一个个在现世里真正生活过或者正生活着的真实的人。“金粟堆南木已拱，瞿塘石城草萧瑟。”无论是公孙大娘、李龟年、杨贵妃还是杜甫自己，其实都只是这场从盛世到衰世的悲剧中的一个小人物，都只是时代棋盘上的一枚小旗子。所以，短短的一生，“彩云易散琉璃脆”，或许像“卢家莫愁女”一般拥抱属于自己的人生体验比什么都更重要。暂停歇对“煌煌太宗业”的固守，暂忘却“涕尽湘江岸”的枯喉，面对一位位故人画像，走在生命晚景里的杜甫也仿佛将忧心慢收，阖眼心愿此生终老温柔，这是他“情圣”一面的满肠温情。
从历史的深处浮现到现实表面的个人，最终归到对时代与人生最美时刻的怀念。终于，杜甫对杨贵妃从天宝末年站在时局上的犀利审视，转变到安史之乱年间对其作为女性个体的关注，最后在漂泊辗转的晚年里抒发出对其作为盛唐符号的隐喻式的感怀以及对生命的真正理解。由此，方是一首诗史里的“长恨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