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莫言在小说中探索传统与先锋弥合的可能性；昆德拉在小说中探讨人的存在方式的可能性，那么博尔赫斯在小说中探讨的，就是可能性自身。然而可能性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它有既定性作为参照。在《小径分岔的花园》中，作者借独特的第一视角“余准”之口，记述了一段可能性从既定的历史现实中衍生，最终又被不可抗拒的历史现实截断的全过程。

人对于可能性的感知从主体向度而言有两种——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线性的时间和三维空间构成了可能和既定的源发材料，错综复杂的花园中分岔的小径所引向的无限的时空联想，最终仍将被现实花园的边沿所阻断。

小说以史书为楔子，将故事嵌进一段历史空白中，史书的背景介绍为小说展开可能性和既定性的讨论提供了一个巧妙的构设——从结局而言，历史现实是既定的，但过程的缺失使这一段历史脱离了既定现实的桎梏，无限的可能性在这段空白中回溯和衍生。因此，在故事开始之前，小说就已经身处一个有着既定性与可能性的无限交织和对冲的场域之中——这本身意味着被放大了的可能：既定现实是已知的、微弱无声的，可能性才是作者所探讨的主要命题。

小说在表达既定与可能之间的博弈关系时，既定性作为现实存在的“花园”，对“分岔的小径”的阻断在假想和现实的联系当中展开。人物马登是既定性结局的象征。然而这种既定性是叙事者假想中的确定性，作品中对于假想和现实的关联用了梦魇一般的表达：维克多·鲁那伯格被杀是叙事者余准根据“马登在维克多住处”这一信息得出的猜想，而本文注释也证明了这是一种“荒诞透顶”的假设，叙事者据这个主观假设判定理查德·马登会在日落之前将他杀掉，也就是说，这个叙事者所认为的确定性结局一开始就仅仅建构在他的主观意念当中，没有任何外延的事实能够证明他的猜想。但在小说结尾，马登真的“闯了进来，逮捕了我，我被判绞刑”，开头的未被证明的假设突然以一种梦魇的姿态在现实降临，叙事者余准这种“噩梦成真”的主观体验某种意义上是作者对既定的历史现实的偶然性、庸俗性、不可预知、不可抗拒性敏感的感性捕捉。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而言，作者通过叙事表明的，是即使荒谬透顶的假想，也可能变为一种现实——既说明了既定的、不可抗拒的历史现实，又说明了在这种历史现实中，可能性仍然具有的生存空间。

在小说的前半段，可能性是一种指向既定的可能，因此无论主人公在其中怎样腾挪挣扎，其终究会覆灭。余准对于告密的矛盾心态说明了他内心中的真正所指：他强烈地想把情报传递给德国，但又对讨好上司毫无兴趣，他大声喊出的“我得逃跑”，其实仅仅是为了逃离历史现实维度意义世界里的“意料之中”，他追寻的不是现有世界上的任何一种功利价值，而是一种可能性的存在，但这种可能性必定只存在于构想之中，在“花园”的边界之内。当他最终实现了这种可能性，既定的“花园”边界就将毫不留情地截断“小径”，无论这种可能性曾经在何种程度上拓宽了此在的生命空间，其都会变为历史现实而不复存在。

“迷宫”作为小说中的又一中心象征物，在某种程度上与马登所代表的既定性结局相对立。在“迷宫”意象提出之前，小说呈现的可能性是一种实现路途上的可能性。余准基于对既定现实的假想，使他踏上了尝试实现一种“冒险”的可能，但这种可能性蕴藏着既定的实现/无法实现，终将走向灭亡；而彭?0?9的“迷宫”小说出场，则意味着可能性对于既定意义的彻底超脱。小说中提到的《迷宫》的情节都显得滑稽而苍白，“迷宫”真正的意涵，在于“迷宫”的概念。“迷宫”意味着“小径”没有尽头的分岔，象征着可能性本身。斯蒂芬·艾伯特解读出彭?0?9建造的这座“迷宫”，以空间的无穷形式言说时间的无限可能。在彭?0?9的错综复杂的小说中，“主人公选择了所有的可能性”。可能性锻造的矛盾由此而起，不断衍生，线性的时间被就此打破，不再是“花园中的一条小径”，而是由不同矛盾所引向的、不断繁衍的空间局域中指向未来的无数种可能，此时“花园”中“分岔的小径”才真正具有了能产性。在领略“迷宫”的过程中，“我”几乎忘记了既定的现实，两次感受到“身体深处不可触摸的躁动”——这个感受与其说是叙事者的主观传达，毋宁说是隐含作者与叙事者的声音汇集同一的结果：他们共同表达了对可能性的向往和迷狂。

小说的收束以这样一句话转折：“将来已经是眼前的事实。”所有关于时间所指向的将来的可能性都在眼下这一条已经确定的现实之路中戛然而止，“我”迫于它的降临，不得不做出枪杀斯蒂芬的决定。结局时刻的到来截断了主人公从知晓现实的既定性到既定性实现之间所延展开的无数时空想象。历史以一种可以预知的既定面目掩盖了一切，叙事者重又回到了那个单调枯燥的、缺乏想象力与可能性的、唯一既定的历史现实中，因此其余的事情是“微不足道的”，“我”的态度只剩下了“无限悔恨和厌倦”。分岔的小径在花园中种种精彩的错杂最终被花园截断，历史现实踏足之处，也是小说不得不与读者告别之处，可能性在一片黯淡中退回到了人类的精神幻想。

（一审编辑：欧阳蔓）

（二审编辑：哈玉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