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纳在《艺术的哲学》中说：“一个作家只有表达整个民族和整个时代的生存方式，才能在自己周围招致整个时代和整个民族的共同感情。[1]”这种整体民族情感的表达与共同感情的共鸣，恰好在白先勇的《台北人》中隐性地呈现了。
之所以说这种情感是隐性而含蓄地呈现的，是因为与其它台湾文学作品相比，《台北人》的情感不曾流露在表面上。钟理和在《原乡人》中从不吝啬于情感的自然流露，他大声喊出：“我不是爱国主义者，但是原乡人的血，必须流返原乡，才会停止沸腾！[2]”但白先勇却选择了另一种表达方式，他将思想情感藏在了每一个人物形象里、每一个标题文字里。本文将从人物形象、语言风格两个角度进行分析，窥探《台北人》蕴含的思想情感，并抒发与之相关的个人见解。
首先从人物形象的角度来看，白先勇笔下的“台北人”并不是指居住在台北的台湾人，而是指沦落在台北的大陆人。他们贯穿于台北社会的各个阶层，如《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中的帮佣工人王雄，《永远的尹雪艳》中的社交名流尹雪艳，还有《国葬》中曾战功赫赫的李浩然。每一个台北人都是人们密切关注的焦点，都是充满激烈冲突的矛盾体。
《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中的王雄，是舅妈家雇佣的男工。他本来是湖南乡下种田的，“他的口音带着浓浊的湖南土腔[3]”，在战争中被抽壮丁抓到了台湾。在干活处事方面，王雄兢兢业业，憨厚老实。“舅妈对他颇为赞许，整天一声不响，就会闷头做事[3]”，不仅将舅妈的宝贝女儿丽儿照顾得无微不至，而且亲手栽种了满园的杜鹃花。但他对于丽儿的感情，却早已超过一般。丽儿从小被王雄护送着上学，王雄总把那接送丽儿的三轮车装饰得亮堂干净；他为丽儿制作项链，两人嬉笑打闹，好不快活；即使遭受着喜妹的睥睨，他也完全不在乎。在与“我”聊天的过程中，王雄谈到了自己老早便定下来的亲，对方是一个十岁的白胖小妹仔，和丽儿颇有些相似。王雄一谈到小妹仔，脸上便浮现出害羞的神情。但这种安详平静的氛围，却随着丽儿的成长而逐渐崩塌。当丽儿开始嫌弃王雄、不再让他伴她上学时，维持王雄生活的防线坍塌了。喜妹的挑拨对他来说无关紧要，但丽儿的冷眼却让他丧失了理智。最后，王雄投海自尽，他腐烂的尸体被海浪冲到了岸边，使满园怒放的杜鹃花蒙上了一层神秘诡异的色彩。王雄是憨厚与畸形的矛盾体，他为人老实，但对丽儿的爱超过了常规，丽儿对他的抛弃让他进入了疯狂的状态：报复喜妹，投海自尽，他的疯狂让平时对他赞不绝口的舅妈感叹道“再也不敢招男工了[3]”。
如果说王雄是《台北人》中下层阶级的代表，那尹雪艳就22:09:46是中层阶级的代表。虽然尹雪艳只是一朵从上海沦落到台北的交际花，但她“总也不老，着实迷人[3]”，即使不施粉黛也俏丽恬静，既迷得了男人，也迷得了女人；除开美丽的容颜，尹雪艳总有种波澜不惊的淡然，“好像用一只无形的手操纵着一切[3]”，带着不可捉摸的“神性”。同时，她又是人们口中“八字带着重煞，犯了白虎，沾上的人，轻者家败，重者人亡[3]”的克夫女，和她在一起的男人都在劫难逃：王贵生因官商勾结被枪毙，洪处长家败破产，徐壮图死于非命……虽然这并不妨碍其他男人前仆后继，但不可否认，尹雪艳的命中仿佛带着“煞性”。她是一个“神性”与“煞性”的矛盾体，人们畏惧她、议论她，但又情不自禁地接近她，仿佛与她相交是抬高自身社会地位的体现。除开下层阶级与中层阶级，《台北人》还描写了上层阶级的代表：《国葬》中的李浩然，这位国民党一级上将，曾经在战场上鹰扬虎啸，是人们眼中的“北伐英雄”、“抗日名将”。这位饱受赞美与称誉的将领，之后却全军覆没，妻离子散，寂然死去。李浩然是一位交织着过去与现在的矛盾人物，曾经的他战功赫赫，现在的他落寞凄怆。“一式大礼服，佩戴得十分堂皇的三排将官，都是新升起来的将官，但秦义方却一位都不认识了[3]”，除开两段历史的对比，《国葬》还揭示了老将逐渐被新将取代的历史规律，同样被取代的还有老将亲手创造出来的那一段历史。秦义方不愿看到如此情景，作者同样不愿意看到如此情景。将领的迭代带来的可能还有历史的迭代，而这种衰败枯荣还掩盖了两岸的联系：秦义方、李浩然知道他们是从大陆逃来的“原乡人”，但新的将领会知道吗？他们对大陆是否有着和老一辈同样的乡愁呢？
《台北人》是由十余篇短篇小说构成的文学作品，十四个故事仿佛相互独立、毫无联系，但却采用了同一种视角——从台湾人的眼中看，飘扬到大陆的“台北人”究竟是怎样的存在？这种视角为读者提供了一扇窗户，让我们可以洞悉大陆人在台湾人眼中的印象。同时我们可以透过这种印象，寻觅作者隐藏在其中的思想情感。王雄对丽儿畸形的爱恋，实际牵挂着他对大陆的思念。丽儿和王雄在湖南家乡讨来的媳妇小妹仔如此相似，导致王雄错将丽儿当成了远方的小妹仔。“表少爷，你在金门岛上看得到大陆吗？”“从那边飘过来的尸首，他们是来找亲人的。”在与“我”的对话中，王雄曾流露出对大陆的深深情结，他与大陆仍有紧密的联系难以割舍。尹雪艳在众人眼里魅力非凡，带着一股神话的色彩，深深吸引着周围的台湾人，成为人们嫉妒和讨论的对象。尹雪艳对周围众人的吸引力，就像是大陆对白先勇的吸引力：从大陆过来的台北人，和大陆一样带着一种神秘的色彩，令人神往，令人着迷。旧将领对新旧迭代的恐惧，也透露着作者对大陆情结逐渐被掩盖的担忧。《台北人》是作者晚期的创作，更新迭代，英雄末路，当他看着身边的台湾年轻人逐渐取代老一辈的位置时，是否也和秦义方看着新将领取代老将领一样怅然？
除此之外，《台北人》在语言风格上同样别具一格。“在由作品、世界、作者、读者这四个要素组成的文学活动中，文学作品居于中心地位[4]”，而读者与文学作品的联系，往往是通过最表层的文学语言来实现的。《台北人》的标题设计，不似其它当代小说，而是带有鲜明的中国古典主义风格，如：《一把青》、《思旧赋》、《梁父吟》、《游园惊梦》等等。这其中有对中国古代乐府词牌的改造，也有对中国传统戏曲曲目的模仿。白先勇也运用了中国古典小说的创作技法，对人物的描摹多白描，少细致的心理刻画，而是在矛盾冲突中突出人物性格。同时，他非常善于对颜色的细腻描写，比如《永远的尹雪艳》中频繁出现的“雪白”“素白”“银白”，《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中的“血红”“黑的黑，红的红”“艳红”等，颜色不仅仅只是颜色，而是作者想要传达的意蕴。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写道：“文之英蕤，有秀有隐[5]”，其中的“隐”即是“深文隐蔚，余味曲包[5]”。文学作品中的意蕴是其结构的最深层次。白先勇用色彩勾勒出了《台北人》的意蕴，尹雪艳的“白”不止象征了她淡雅的性格，也使整个故事蒙上了一层神秘的白色面纱：尹雪艳为何兼有神性与煞性？她最后的结局是怎样的？而杜鹃花的“红”也代表了《那片血一般红的杜鹃花》的情节演变，从最初代表着王雄与丽儿和谐融洽的鲜红荼蘼的杜鹃花，到最后代表着发疯自杀、尸体腐烂的王雄的血红的杜鹃花。虽然都是红色，但随着饱和度的不断增加，情节也演绎得更加激烈。作者虽然没有明写颜色与情节的关系，但通过层层阅读，我们仍然可以挖掘出色彩丰富的文学意境。
在学习台湾文学的课堂上，我们说台湾文学“带有鲜明的民族性”。我认为，这种鲜明的民族性在《台北人》中主要体现为对中华民族文学传统的一脉相承，以及民族情感的整体表达。白先勇先生的父亲是国民党上将白崇禧，他从小过着优渥富裕的生活，青年时却成为了流落到台湾的台北人，之后又赴美求学。“白先勇逐渐成为了中西文化冲突碰撞中的夹缝人，这就进一步激发了他对于个体身份的追认以及对于孤独的文化困境的自觉深思，也奠定了其文学创作的基调[6]”，在两种不同文化的激荡下，三种不同视野的冲击里，白先勇笔下的文字必然会折射出他的心路历程，以及与他拥有相同经历的一代人的共同情感。虽然没有锋利的政治视角和宏大叙事，虽然大陆和台湾隔海相望，但白先勇在人物塑造、思想情感、语言风格上都与大陆一脉相承，甚至隐晦地表达了台湾人对大陆的牵挂之情。这同样证明了：台湾文学是地域文学，它带有其独特的地域特征；但台湾文学首先是中国文学，它同样由华夏民族创造，深深根植于我们这片土地之中，带有中国文学的普遍共性，这同样也是台湾文学鲜明民族性的体现之一。
除了对中华民族文学传统的继承外，《台北人》也体现了台湾文学的另一个特征：寻家意识。白先勇先生在定居美国后曾说：“在美国我想家想得厉害。那不是一个具体的‘家’、一个房子、一个地方，或任何地方──而是这些地方，所有关于中国的记忆的总和，很难解释的。可是我真想得厉害。”对他而言，“家”这个概念是很难界定的。出生于广西，沦落于台湾，定居于美国，这些地方都可以称之为家，但又算不上真正意义的家。与其说《台北人》透露出一种弃儿意识，不如说其表达了一种因无家可归而触发的寻家意识。这种意识不似钟理和的《原乡人》那样直言不讳、血脉喷张，而如一股氤氲之气，时时笼罩在词句之间，你无法触摸到它的形态，却又能够察觉它无所不在。
对传统民族文学的继承与具有台湾文学新特征的出现，是《台北人》最突出的特点之一。“台北人”和“原乡人”这两个相近的概念，反映了战后离开大陆的台北客的共同情思。这种情思还存在于千千万万的台湾文学作品之中，一同唱出了弃儿寻家的真挚悲歌。
参考文献：
[法]加纳，傅雷译：艺术哲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1.1，第232页
钟理和：原乡人，华夏出版社，2009.1，第15页
白先勇：台北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5,第21—44,149—164页
[美]M·H·艾布拉姆斯，张照进、郦稚牛译：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第5页
[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156页
余洋.白先勇离散文学中的身份认同问题研究——以《台北人》为例[J].北方文学,2019(21):28-29.
（一审编辑：蒋铭洋）
（二审编辑：赵梓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