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从来不是优雅的，平和的，闲趣的，而是真实的、刺痛的、严峻的。恰是因为这种他对于国民性的批判，对民族的担忧以及强烈的爱国之心，使得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从“兴趣化”的立场，可能大多人不太喜欢鲁迅的作品，觉得他过于清冷刺痛，但无可否认，鲁迅的作品是对我们民族历史与现实最清醒的写照，是足以推动社会实践发展的精神动力。阅读《朝花夕拾》后，对先生的价值有了更多的思考，故作此篇。

（一）文化价值

作为一个文学家，鲁迅的作品最先产生的是基于文字随之而来的文化价值。当然，这里的文化价值不是囿于文本在文化传播上产生的效果，而是立足于宏观，将之放之于人类历史长河，审视其对人类社会产生的长远的文化价值。

19世纪时，冯乃超在《艺术与社会生活》中评价鲁迅反映的只是“社会变革时期的落伍者的悲哀”；这些年也有一些说法，他们认为社会土壤已经发生了变化，鲁迅过去的那套理论学说对于当今社会已经毫无意义，对于当下的社会实践毫无裨益，即“鲁迅过时说”。

可鲁迅真的“过时”了吗？

答案一定是否定的。“鲁迅过时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快节奏消费时代的功利性。于他们而言，“鲁迅”成为一种获取功利的工具性的存在，人们需要使用这个工具在极短的时间内有所获益，如果无法达到目的，就抨击其无用等等。

鲁迅不止是真实存在过的社会的存在，更是历史的存在，文化的存在。的确，鲁迅曾经批判的具象的东西已经不复存在了，但他批判的表象内容背后的文化精神层面的东西仍有残留。因此即便是时代在前进，社会在发展，鲁迅的文化价值也不会随社会土壤的改变而被削弱。

鲁迅在文化上的价值究竟是什么？

是久久相传的鲁迅精神，精神凝聚而成文化积淀。这种文化积淀最终再度内化成后来中国人的精神，是一种超越时空局限的存在。社会会变，但精神永存。

阅读鲁迅的著作，我们不难发现其中总是充满着战斗精神。

鲁迅以战斗的现实主义姿态守卫人道主义。他生于国家生死存亡之际，国家内部腐朽不堪，外来侵略者肆无忌惮的侵凌中华民族，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相交锋，他为之痛心。于是他拿起手中的笔，以笔为剑，与封建主义厮杀，刺开中华民族的伤疤，直面落后腐朽的思想，以此来根除病患。同时，高举手中的笔化作茅，同帝国主义作斗争誓死捍卫国家。

文人，“不但要以热烈的憎，向‘异己’者进攻，还得以热烈的憎，向‘死的说教者’抗战。在现在这‘可怜’的时代，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能生于爱，才能文”。鲁迅是真正将这段话由文字变成现实的人。

“20世纪中国有了鲁迅，这真是我们民族的一大幸，对于我这一辈的知识分子更是如果没有鲁迅精神的支撑，几乎就失去了一切安身立命的基础，尽管不断有人说什么‘对鲁迅讲得太多，太过头’，宣布要将鲁迅‘送进博物馆’，使其成为与现实无关的‘古茧’，甚至批判与否定鲁迅；我仍然固执地认为，我们至今对鲁迅对我们这个民族的意义，对未来中国发展的潜在价值，还是认识得不够，现在不是‘讲得太多’，而是要求‘讲得更深入’，更不可能将鲁迅‘送进博物馆’，而是要进一步在知识分子与全民族中发扬鲁迅精神传统。”

（二）启蒙价值

“这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来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因此鲁迅弃医从文，以此来启蒙民智。

鲁迅相较于同时代的其他民族自由主义的政治启蒙，他是一个浪漫主义的精神启蒙。无政府主义者的鲁迅批判民主以多数压制少数的“多数暴政”。

鲁迅的精神启蒙不同于他人，他深刻的认识到抗战的障碍不但来自统治阶层，而且来自国民本身。因此他在批判统治阶层的同时，让国民也认识到自己的责任，试图唤醒民主，促使民众觉醒。

鲁迅的启蒙价值集中表现在他对于国民性的批判。他将中国人的奴性归根为中国国民的病根，进而批判造成奴性根源的专制主义，以此来改造国民性，达到启蒙的目的。

在鲁迅看来，对于国民性的批判是实现文化转型必不可少的环节，甚至可以说是中心环节。鲁迅写作主要以小说和杂文为主，在这些作品中，他勇敢的揭开民众掩盖的面纱，将中国人丑陋的一面曝光于阳光之下。是《狗·鼠·猫》里讽刺的像猫一样的人，是《二十四孝图》中虚伪而又残酷的传统孝道，是《无常》里无常好心救人反遭毒打，绝望于黑暗的社会的中国民众……

正如鲁迅所言：一向如此，便是对吗？我们对于中国人的这种精神病疾可能已经司空见惯，习以为常，变得麻木冷血，但鲁迅就要叫醒民众，通过一个个塑造的中国人的形象，让我们重新看到一个真实的自己，即便这些人物或者说是我们自己看起来是不堪的、甚至是令人恶心的。

鲁迅对于国民性的批判另一举动是批判传统。同鲁迅的性格一般，他对于传统文化的批判不是像前人一般“藕断丝连”式的批判，而是一种“斩钉截铁”式的批判。鲁迅对于传统的批判可以说得上是决绝，甚至有些偏激。

鲁迅对此也有解释：“中国人的性情时总喜欢调和、折衷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你如果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和平的改革也不肯行。”

因此鲁迅选择以一种彻底决裂的强硬态度对待传统文化，通过这种极端的方式使民众意识到传统对于他们的束缚，进而可以摆脱这种束缚。在一些人看来，可能会显得有些片面与绝对，但认真考察鲁迅的具体做法，不难发现，在实际操作中，鲁迅坚决反对与抛弃的是传统文化中那些落后的、封建的内容。

但在精神启蒙的道路上鲁迅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当时国家的内外状况让许多仁人志士心灰意冷，不愿再坚持下去，于是他们选择“逃避”，选择“隐退”，选择做一个“旁观者”，以此来达到体现自我价值同时又坚守自我原则的平衡。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就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到以为你对得起他们么？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

虽对他们的选择有过向往，但鲁迅最终还是选择走精神启蒙的道路，即便这条路上只有他一个人。就如他所说“由于历史所指示，凡有改革，最初总是觉悟的智识者的任务。” 他愿意去做一个智识者，他愿意去做精神启蒙的先锋者。

林贤至有言：历史人物之所以伟大，正在与我们因他而深刻意识到自身的存在：在存在方式的选择中间，我们根本不愿意拒绝他们灵魂的参与。鲁迅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没有把黄金时代预约给人类，却以燃烧般的生命，成为千千万万的追随者的精神的火花。

时至今日，我辈更应以先生为向导，有所作为，不负韶华，不负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