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所读书籍为《古典诗词名家丛书·周邦彦词选》，作者周邦彦。本词选由孙虹、任翌选注，中华书局出版发行，2006年2月北京第2次印刷。

周邦彦，字美成，号清真居士，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北宋文学家，宋词“婉约派”的代表词人之一。周邦彦自少性格疏散，但勤于读书。宋神宗时成为太学生，撰《汴都赋》，歌颂新法，受到神宗赏识，升任太学正。此后十余年间，在外漂流，历任庐州教授、溧水县令等职。宋哲宗绍圣三年（1096年）以后又回到汴京，任国子监主簿、校书郎等职。宋徽宗时提举大晟府（最高音乐机关），负责谱制词曲，供奉朝廷。又外调顺昌府、处州等地。后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逝世，享年六十六岁。获赠宣奉大夫。

周邦彦词选中多爱情词、悲欢离合词、羁旅行役词，也有一些咏物词，篇目按照编年顺序排列，少量年份不详的词作编排在最后。观周邦彦一生形迹,《汴都赋》一文使他踏入仕途同时也把他绑缚在政治的战车上，生活的坎坷、仕途的挫折又使他采取退避一途,“ 盖其学道退然，委顺知命,人望之如木鸡,自以为喜”。他一生并未有显赫的政治功业、明显的政治抱负和独特的政治识见，然而考索其生平,他始终保持着一个正直士大夫的姿态,不俯仰取容于当权者,对蔡京等后期新党人物的结党营私,他鄙弃之“驱驰利禄,奔竞尘土”。

纵览词选，其词作的总体风格为浑厚和雅，即浑然天成、拙朴忠厚、平衡变化、富艳精工。本词选的前部分词作内容基本是儿女情爱，有闺房记乐之事，但多数皆为闺怨伤怀词，且他所作词的人物描写对象基本为妻子或是歌妓，爱情词（寄内词和歌妓词）是周邦彦前期词作中的主体；后期以1085年初秋离荆州归钱塘东行时写的《南浦》一词为标志，是周邦彦词风转变的一个开端，正式开始采用了屈原香草美人的传统手法，周邦彦前期词作基本没有政治感慨，这首《南浦》标志着周词开始寓政治寄慨的风格转变，也意味着周邦彦的词在内容和艺术上都更趋成熟。经历时变后的清真词转而凄怆悲凉，进而沉郁顿挫、幽咽奇崛。绝笔词《西平乐》堪称周邦彦对自己一生的总结,苍凉萧瑟,颇能代表其晚期词风。

但总的来说，在词的题材方面，周邦彦词的题材范围过于狭窄，多局限于悲欢离合，落魄失意，抒发孤寂凄冷之情，有一股“小家子气”，在词意的深广高远和内容的开拓性上有所不足。教材中说到：“尽管周邦彦在党争之中一直处于外围，尽管他词中的政治感怀不是直接奔放，但词中对于时事动荡的忧患、宦海浮沉的孤苦与末世情怀的吞吐也是可知可感的。”这一点在阅读词选的过程中是可以感知到的，周词对于政治上的不得志表现出了怨愤凄倦之意。由于周邦彦本身性格以及他词作的一贯风格缘由，他在抒发政治感慨之时并没有直抒胸臆，让感情肆意奔放地流露出来，而是有所收敛和刻意压抑，似断实连，人为地转折错开，使感情积累得更深厚才发之，形成了如杜甫诗一般的“沉郁顿挫”之感，这是笔者认为比较特殊的一点。不过与杜甫不同的是，周邦彦经历的是党派倾轧导致的个人沉浮，而杜甫经历的是国家存亡的社会动乱，所以周词在思想上所达到的高度尚不能与杜诗相提并论。

周词更为重要的特点应该是其层转层深、层深层艳的章法结构，这种回环往复、娓娓道来的手法在周邦彦的笔下被发挥地出神入化，他在谋篇布局时使用一种重叠结构，注重铺叙，在虚与实之间穿梭，将两段或者数段故事情节打乱后交错在一起，利用灵活的虚词和时间副词来勾连人物景物，形成一种今昔渗透，虚实相生的效果，时空的灵活转换使周词具有一种独特的审美范式。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正是由于周词的这种逆入平出、脱胎往复的重叠铺叙的结构需要婉转悠长的曲调来匹配，因此周邦彦创作了许多的慢词长调，例如《浪淘沙慢》、《瑞龙吟》、《拜星月慢》等，且这种慢词长调并不会给人以冗长拖沓的感觉，私以为，这是因为周邦彦在语言方面富艳精工，锤炼词语，周词的用词和意象皆极具书卷气息，典雅精巧，善于细节描写，用词新颖独特。风、月、雨、花等意象在他的词中频繁出现，并且经过周邦彦的刻意雕琢营造出趣雅含蓄的氛围和意境，此外周邦彦擅长于隐括他人诗词，巧妙无痕地融入所作词之中，且完全没有违和别扭之感，只令人觉得有浑然天成的圆融感，诗意连贯工巧。这体现了周邦彦深厚的文学功底以及纯熟的语言运用能力。因此，教材从语言、章法、音律三方面总结周邦彦“清真词”的艺术成就，这是较为全面和中肯的。

此外，教材中提到周邦彦有比较深厚的道教信仰，他的词作也侵染着他的道教情结，但教材只说这种道教情结使他能够营造出清醇雅致美学境界的词作，没有涉及到的是：周邦彦由于政治上的失意而会不时产生出尘归隐之想，不仅是前期流落溧水州县，居地“地卑山近”，“黄芦苦竹”，辛苦营营“如社燕，飘流瀚海，来寄修椽”时未泛“九江船”(《满庭芳))；中年时似乎已经看破红尘:“这浮世、甚驱驰利禄、奔竞尘土。纵有魏珠照乘，未买得、流年住”《黄鹂绕碧树》)，“念古往贤愚,终归何处。争似高堂，日夜笙歌齐举”(《留客住》)。但周邦彦并没有因此去实践“偏爱莼羹美”(《蓦山溪》)、“更入渔钓乐”(《一寸金》)的山中林下之约；而是直到逝世前的“身与塘蒲共晚’时，还在少年入汴京时经过的天长道上“伫立尘沙”。但需要明确的一点是归隐只是他的归隐思想和归因行为分离的符号化人生的表述，事实上周邦彦并不会真正把归隐的思想付诸实践，他的内心依然渴望仕途，留恋名利，这是时代背景和个人志向的共同影响的结果，宋代特别是北宋，没有一个文人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归隐，周邦彦本身是一位渴望施展抱负，有炽烈的功名之心，抒发归隐之心只是他排遣愁绪、聊以自慰的一个手段罢了，这是情有可原的，不能轻易地以此评判周邦彦的人格优劣。

总而言之，周邦彦作为大晟词人群的集大成者，在各个方面都有其独到之处，不仅贴合时人的审美追求，在当代依旧受到众人追捧赞誉，其中的感性直观力量拥有永恒的艺术价值，确实不失为宋词第一流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