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莫言把戏剧的手法用于小说《蛙》中的人物塑造，从人物生动夸张的动作描写，人物关系的设置，以及“突转”性的生存境遇这三方面来刻画人物，塑造了鲜明的人物形象，突出了人物身上的悲剧性，丰富了读者的审美体验。
关键词：《蛙》 戏剧 人物
“戏剧性”这一美学范畴并非戏剧所独有，小说同样需要戏剧性的滋养。别林斯基曾经说过:“小说也有使人物更为鲜明而突出地表达自己的手段———戏剧因素。”道森则更为具体深入地指出，戏剧特质并不限于以剧本的形式为剧院而写的作品，19世纪以来，小说已经成为主要的戏剧性形式，在深度和生命活力上都超越了剧院中的戏剧。
著名学者朱向前曾说:“如果不好说莫言是伟大的话，只好说他比较复杂，或者说比较庞杂———庞大和复杂。”莫言小说对戏剧艺术的运用和对戏剧审美的汲取就是其“庞杂”特点的其中一方面的体现。莫言通过戏剧的手法来塑造人物，挖掘人物身上深刻的悲剧性，既塑造了鲜明的人物形象，也突出了其戏剧的审美意识。
1人物形象塑造动作化
亚里士多德的名言“戏剧是动作的艺术”，充分肯定了动作是角色形象构成的基本因素。动作的叙事功能在于，把角色形象的思想、道德观念、内心情感，“直观地再现于舞台，使观众身临其境”，化抽象为具象，戏剧叙事文本的动作化，赋予了角色构成及其叙述的直观性，是戏剧意趣意识的重要体现。
姑姑是“我”文学素材中最主要的人物。然而在“我”的文学素材中，却鲜少有姑姑的心理描写，更多的是其夸张的动作描写。姑姑一出场即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姑姑得到艾莲即将生产的消息，骑着那时还很罕见的自行车，背着药箱子，飞一般蹿回来。从乡卫生所到我们村十里路，姑姑只用了十分钟。当时袁书记的老婆正在胶河边洗衣裳，她亲眼看到姑姑从那座小石桥上飞驰而过。一条正在桥上玩耍的狗惊慌失措，一头栽进了河里。”我们仿佛能看一个女子疯狂踏着自行车，在路上像风一样飞奔，路上的沙子石头全被带起来的样子，她的动作完全阐释了“雷厉风行”这个词语。姑姑接生第二个孩子的时候，动作也同样迅猛——迅速勇猛。“桥面被淹没，但根据桥石激起的浪花，大概可以判断出桥面的位置所在。河边钓鱼的闲人杜脖子亲眼看到我姑姑从对面河堤上飞车而下，自行车轮溅起的浪花有一米多高。”作者对姑姑动作的描写是极其夸张的，极富戏剧性的，比如狗被吓得掉进了河里，溅起的浪花有人坐在自行车上那么高，这些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都是难以看到的；并且这些细节都是借旁观者之口说出，说明在旁观者眼里，姑姑也是一个像“神”一样的人。后文写姑姑被批斗，不肯低头，猛然一甩头，把抓住她头发的胖女孩甩落在台子上，头上流满鲜血的情节也堪称经典——也惊人，把姑姑的倔强写得淋漓尽致。即使是那段表现姑姑极其恐惧和内疚心理的“青蛙戏人”情节作者也鲜少描写姑姑的心理，而花了大量的笔墨去刻画姑姑的挣扎，“她看到在脚底和路面之间，牵拉着一道道银色的丝线”“仿佛那些银色的丝线都生出了吸盘，牢牢地附在脚底”，虽然心理描写只占少数，却写出了姑姑那种惊慌失措、恐惧至极的心理。莫言可谓是动作描写的高手。
作者较为集中地刻画人物心理是在写“我”受到“追杀”后，决定接受小狮子让陈眉代孕的情节。“我”被追杀的情节可谓无不充满戏剧的荒谬——被一个小孩子刺伤，被两个女人讹诈，又被泼可乐，夸张又滑稽。也许是被追杀的情节太滑稽太荒诞了，“我”安静下来陷入思考，甚至最后完成了“思想洗礼”的心理过程有点让人感到难以理解。因此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莫言的动作描写还是优于心理描写的，或者说在人物动作高度戏剧化的文本里面，心理描写是比较难施展的。
2人物关系戏剧化
“人物关系”被公认为是戏剧中最有活力也是最重要的因素。莫言十分注重小说中人物戏剧性关系的设置，在这样一种关系中，人物性格的展现才具有更强烈的激情，从而产生巨大的艺术感染力。这在纯粹的小说艺术中是难以达到的。
莫言的《蛙》并不像《雷雨》那样具有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但是他笔下人物的悲剧性并不因此而缩减。
莫言把人物放在传统的伦理关系中去思考。姑姑既是计划生育的坚定执行者，但同时也是“我”的亲人。她作为小跑的姑姑，她接生了小跑，但同时也扼杀了小跑的第二个孩子，害死了小跑的妻子。虽然小跑一直说不怪姑姑，但是他失去妻子和孩子的阴影从未能抹去，甚至后来鬼使神差地想要再生一个孩子“赎罪”。王仁美之死也导致了小跑的母亲，姑姑的嫂子去世。姑姑在嫂子坟前放声大哭，体现了其内心的矛盾与纠结达到了极点。小跑母亲安葬的那天晚上父亲和小跑的谈话最能体现姑姑处在伦理关系中的无奈和伤痛，“本来过得好好的日子，一转眼就成了这个样子，父亲叹息着说，也不知道该怨谁。”“可为什么偏是她呢？看着她被人家用刀子戳得血流满地的样子，我也心疼，毕竟是亲堂妹妹。”
然而，虽然姑姑身上充满了背弃亲人的悲剧性， 她到底是弄得“我”和父亲家破人亡的“凶手”。她明明可以不要计划生育先进的红旗，但是她到底把自己“打造”成了一个大义凛然的悲剧英雄，这是由她另一方面的和他人的关系决定的。她是烈士的后代，无法忘怀昔日的荣光；她同时也是叛军的前女友，更无法忘记受过的屈辱。这些关系形成了她既极度自尊又极度自卑的个性，因此不是“为什么偏是她”，而是很可能“就是她”。王小倜的事让她陷入了一种“罪过”的情绪当中，她疯狂地想要“赎罪”，想要重建自己的自尊，因此她不惜“大义灭亲”。计划生育当然是一项残酷的政策，但是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也并不是没有受到姑姑自我意识的戕害。
这也正体现了莫言所说的“他人有罪，我亦有罪”的主题。
姑姑是个极其倔强又极其勇敢的人，她敢于把自己放在几乎与所有人对立的关系上，就像鲁迅《长明灯》中那个灭灯人一样，《狂人日记》里面的狂人一样，所有人都认为她疯了，说她是“女魔头”，恨她，咬她，刺她。她犯下了无数的“罪行”，也得到了无数的荣光，然而新时代各种轻而易举破坏计划生育的人让她所做的一切都沦为“笑柄”，她的自尊和价值被无情地碾碎，她的“罪行”像梦魇般缠绕着她，此时她的悲剧性也达到了顶峰。
小跑和陈眉的关系则更加具有荒诞性和戏剧性。陈眉的父亲陈鼻是小跑的同学，而彼时刚出生的陈眉则是由小跑的妻子小狮子照顾甚至是“哺育”的，小狮子待她如亲生女儿。然而就是这么一个“亲生女儿”，成了小跑孩子的“代孕妈妈”。小跑一开始是不能接受这样违背常伦的事情的，打算告诉陈鼻，然而他的信念很快就被一场“追杀”动摇了，他成了小狮子和姑姑的帮凶，帮着两个昔日的“母亲”去冤屈她们的“女儿”。如此般戏剧性的人物关系，反映的是小跑作为知识分子懦弱和妥协的特性，王仁美之死，也与此有关。王仁美及其腹中孩子之死一直是小跑的心病，小跑想要“赎罪”，结果却犯下了新的罪。如果说，姑姑的悲剧是因为过于倔强，小跑的悲剧则是因为过于软弱。
莫言也在戏剧化的人物关系中，突出戏剧化的矛盾冲突。伟大的法国作家和批评家伏尔泰曾在一封信里说到：“每一场戏必须表现一次争斗。”，法国启蒙时代文艺理论家狄德罗在他的《论戏剧体诗》中同样强调“要使情境和人物性格发生冲突,让人物的利益互相冲突”，由此可见“冲突”对于戏剧艺术的重要作用。
《蛙》中最富有冲突性的情节之一是姑姑带着卫生队去抓捕王仁美的情节。这个场景蕴涵了三组对立冲突: 姑姑和肖上唇、王金山和邻居、姑姑和侄媳妇王仁美及其家人，其中姑姑和王仁美及其家人的矛盾是最主要的，也是姑姑要解决的目标。姑姑首先把主要矛盾转移到了王金山和邻居肖上唇的身上，指挥拖拉机去拉倒肖上唇的槐树。而这肖上唇，恰好是文革时期把姑姑带到台上批斗的人，这样拉倒槐树的情节就有了“公报私仇”的意味，姑姑和肖上唇的矛盾冲突也显现出来。然而肖上唇作为王金山的邻居，他要解决这个矛盾，便只能去拍王金山的门，制造和王金山的矛盾。在这样戏剧化的人物关系中，冲突也极其强烈。
另一个极富戏剧性的冲突则出现在《蛙》话剧的第八幕中——高梦九开庭处理陈眉的案件。这里最主要的是小狮子和陈眉的冲突。昔日的陈眉被小狮子当做女儿，而如今“母亲”却要抢走“女儿”的孩子，这样的翻转是极具讽刺性和荒诞性的。而也待陈眉如女儿的姑姑也帮着小狮子来抢走“女儿”的孩子，甚至是一直作为本书作者出现的蝌蚪也帮着来抢孩子。小狮子和陈眉的冲突最后呈现在了“二母争子”的环节中。然而这个传统的戏剧冲突情节，在这里并不是由生母胜为结局，而是以非生母胜为结局。戏剧化的人物关系，加上戏剧化的冲突，却显现出“非真实的真实性”来。
3人物的生存处境和命运——“突转”
莫言在《听取蛙声一片》的代后记中强调：“文学的精魂还是要关注人的问题，人的痛苦，人的命运。”莫言在刻画人物的时候，确实也很注重刻画人物的生存处境和命运。
莫言在刻画人物的生存处境的时候，没有刻意强调人物活动的空间，仅仅告诉读者所有的故事都发生在东北高密乡，然而却很强调特定的时间节点，强调特定的历史背景给人物带来的生存处境和命运。
莫言尤其注重选择那些富有戏剧意味的历史背景。比如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个颠倒黑白、好坏不分的年代，好人被折磨和批斗，坏人则风生水起，极具颠覆性和荒诞性。因此文化大革命屡屡作为文学作品中刻画人物命运的历史背景，比如《芙蓉镇》《啊！》《绿化树》等。“那时所有人都疯了，想想真如一场噩梦”，同时作者借姑姑之口，说出了文化大革命的荒诞性和罪恶性。又比如改革开放以来，发生天翻地覆变化的现代。“这次我回来，发现你们，不管是念过书的还是没念过书的，怎么都是一副话剧腔？都是跟谁学的呀！”“这就是文明社会啊！文明社会的人，个个都是话剧演员、电影演员、电视剧演员、戏曲演员、相声演员、小品演员、人人都在演戏，社会不就是一个大舞台吗？”文明社会里，大多数的人都为金钱或者利益演戏，社会变成了一个大剧场，作者对现代社会的理解，通过李手之口说出。由此不难理解作者对着两个历史背景的选择。
莫言是通过“突转”的戏剧性技巧来刻画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人物命运的。“突转”最早源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是编剧艺术中最富于戏剧性的技巧，是最集中最精粹的戏剧转机。突转是指剧情突然发生180°的大转变。在剧情的大转变中，人物的命运也会发生突然的转变，甚至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
在文化大革命前，姑姑是烈士后代，是“送子娘娘”，是“活菩萨”，还是一个齿白貌美的年轻姑娘，光芒万丈，受人羡慕，受人景仰。然而王小倜的突然叛逃给她泼了满身的脏水，她在文革中受到王秋雅的辱骂，以割腕证清白；在大会上被批斗，以一颗血淋淋的脑袋做抵抗。从此之后，她变成了彻底的“女魔头”，即使逼死王仁美、张拳妻，也未丝毫质疑自己的正确性。她也从万人景仰的人物变成了人人诅咒、谩骂，“苍蝇都跟着飞”的人，变成了一个可怜愁苦的，人人忘却的村妇。
在莫言刻画现代社会场景中，陈鼻是最富有荒诞性的。他穷困潦倒，在餐馆扮演堂吉诃德，但是却不好好工作，常常不洗澡，向客人索要钱财，偷免费的面包，但是依然想要“维护骑士的尊严”。然而在这之前他是怎么样的呢？靠卖烟发家致富，赚得盆满钵满，成了村里面的大红人。从一个混得风生水起的人沦落为一个乞丐，使他命运发生突转的事情是什么？是王胆之死，让他像“仿佛泄了气的轮胎”，想到家里“五代单传”最终无后，他干脆抛弃了自己的小女儿陈眉，从此他萎靡不振而终于沦落成了乞丐般的“堂吉诃德”。在这个繁杂荒唐的现代社会，其他人为着金钱或者利益“演戏”的时候（袁腮和小表弟），他为着自己虚幻的尊严而“演戏”。他是清醒的，也是糊涂的，清醒的是他不愿意融入这个以金钱和利益为核心的社会，糊涂的是他始终放不下传宗接代的思想。他不愿意融入，也无法融入现代社会，就像堂吉诃德一样。从这个方面来讲，堂吉诃德的悲剧性和他身上的悲剧性是一致的。
姑姑和陈鼻的悲剧是时代的带来的，也是个人使然的。
结语
综上所述，莫言通过对人物生动夸张的动作描写，人物关系的设置，以及“突转”的生存境遇，把戏剧的手法用于小说人物的塑造中，刻画了人物的悲剧性命运，丰富了主题内蕴和小说的审美体验。然而戏剧化的手法运用也给他的小说带来了一些局限，比如心理描写难以施展；人物形象像戏剧人物那样鲜明，但较为“脸谱化“，缺乏丰富的层次。
参考文献：
[1]孙淑芳.论鲁迅小说成功塑造人物形象的戏剧性因素[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36(02):55-62.
[2]束辉.莫言小说《蛙》戏剧化的分析[J].芒种,2013(14):10-11.
[3]孙淑芳. 鲁迅小说与戏剧[D].华中师范大学,2012.
（一审编辑：李佳妮）
（二审编辑：刘小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