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典文学史上，“立言”的巨匠各领风骚，由于古典语言巨匠们的辛勤劳作，我国的文学语言更加精练、渊博、严密且富于表现力了。“人民艺术家”老舍继承并发扬了我国语言文化的辉煌传统，继曹雪芹之后，他无疑是运用纯正的北京口语进行文学创作的杰出代表，其创作不忘初心地坚守着艺术美学价值。向潜在地追求艺术个性的老舍学习语言的运用，对提高今天的文学语言质量自然是极具价值的。
——题记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凡有影响力的重要作家，都是以其独特的贡献著称于世。譬如鲁迅，他掀开历史的尘雾，看清了旧世界吃人的本质，将深邃而锐利的思想注入笔尖，挑翻了旧意识形态筑起的象牙高塔，毅然决然地化身文化革命的主将。比如郭沫若，“中国第一诗人”，用他火山爆发式的浪漫与激情，把新世纪的女神铸起，深情地呼唤着古国的新生，开一代诗风。再如茅盾，他以《子夜》作一颗冉冉升起在三十年代文坛上空的璀璨巨星，其缜密细致的现实主义描写，熔中外文学创作的卓越技巧于一炉，为中国新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打造了坚实的基石；他的作品不仅显示了“五四”以来文学革命的实绩，并且被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丰碑。又如曹禺，则宛若一位技艺娴熟的雕塑家，把深思熟虑的主题纳入精巧的结构之中，精雕细镂，如琢如磨，每有所作，必臻绝唱，皆为剧苑臻品，成为后来者的楷模。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老舍不是第一个用白话写作的人，他却是用白话写作成就最卓著的一个。他一生勤于工作，兢兢业业、呕心沥血地创作了众多代表作品，涵盖了短篇、中篇、长篇小说，以及散文、诗歌、剧本等多个种类，其中包括人们熟知的《四世同堂》、《骆驼祥子》、《我这一辈子》、《茶馆》等等，它们集通俗性与文学性与一身，平易而不粗俗，精致考究而不雕琢，俗而能雅，清浅中有韵味，从而表现出作家独具的个性色彩。这种个性色彩鲜明的风格，以贴近民众生活的艺术视角、幽默诙谐的语言，展现出人民的生活风貌和世情百态，形成了独特的谑而不虐的艺术风格，丰富与发展了中国现代白话文学语言，同时也使老舍的作品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具典范意义的白话文学作品。
读者们亲切地称他为“老舍先生”，深受大众喜爱和赞誉的老舍被赋予了“人民艺术家”的称号，作为中流砥柱的语言大师，其创作的宏富，语言之精美，可谓是无与伦比。郭沫若曾这样赞誉他:“我爱舒夫子，文章一代宗。”作为一代宗，老舍持爱恨，铸成了利剑，编成了花环，“歌吟新事物，笔扫旧风流。”身为一代宗，他把中国的文学语言提高到了一个焕然一新的水平，以身作则，做到了言文一致，这是“五四”以来，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所为之奋斗的大目标之一。学习老舍的语言运用，对提高今天的文学语言质量无疑是具有极大价值的。
概括地说，老舍运用的语言艺术特点是：句法灵活，表现实际生活；精选字眼，达意传神，别具一格；省略多，修饰少，简洁有力，生动幽默；详尽描绘对象，笔墨酣畅淋漓；句中有哲理，平中见奇。
郭沫若给老舍的诗中有句云：“文章自有千秋在，明月山间江上风。”老舍的文章与人民同在，与祖国的河山同在。他的作品是保存中国现代语言的宝库，我们应该珍视它，研究它，学习它。
一、幽默诙谐的语言风格特点剖析（与鲁迅、钱钟书对比）
在老舍的作品当中，语言的幽默特征无疑是众目具瞻的，他的语言幽默自成一派，且并非依托喜剧的幽默，而是巧妙地运用悲剧下的幽默色彩，这使得老舍的作品风格另具匠心、别开生面。
幽默的语言可以用来讽刺，可以表示同情，也可以用来歌颂。而老舍的幽默与他人不同，那是一种面对坎坷命运还能超然其上的心态，是对命运抗争过程中的情绪外化，其语言审美艺术与众不同。他的语言描述打破了人们的常规思维，独有的语言特色不仅丰富了语言原本黑白的色调，而且让整篇作品显得诙谐幽默。
此外，老舍常用幽默的手法描述人物之间的关系和人物各自的性格，这种独特的写作手法令人拍案称奇，比如将人物任意修饰或者有意识地将事实颠倒，却又能很好地把握限度，不至于让人读起来一头雾水、不知所云。老舍匠心独运，其幽默手法中的智慧性和趣味性成为中国文学作品中的经典。
老舍曾说过他文字之所以幽默的原因：“我自幼便是个穷人，在性格上深受我母亲的影响——她是个楞挨饿也不肯求人的，同时对别人又是很义气的女人。穷，使我好骂世；刚强，使我容易以个人感情与主张去判断别人；义气，使我对别人有点同情心，有了这点分析，就很容易明白为什么我要笑骂，而又不赶尽杀绝。我失去了讽刺，而得到了幽默。据说，幽默中是有同情的。......在十年前我只知道一半恨一半笑的去看世界。”
在这些话中，可以了解到，老舍的幽默特点，就是笑骂，骂就是批判，讽刺；笑骂，不仅是骂法不同，骂的目的也不一样。这正如鲁迅论讽刺中所说，他主张热讽，而反对冷嘲。笑骂与热讽庶几近之，它的目的是让人们改恶从善。
文学界说起“幽默”二字，除了提到老舍，往往还会谈及鲁迅与钱钟书，这两位先生的写作风格也不乏幽默之感，但显然与老舍的幽默大相径庭。鲁迅先生笔下的“幽默”总是渗透着深刻肃穆的批判和入木三分的讽刺，往往被形容为“刀刀见血”。而钱钟书先生的“幽默”则像一位学者，致力于在故事背后传递深远的思想。两相对比之下，他们二位与读者的关系更像是老师与学生，众读者们常常在读过他们的作品之后，犹如醍醐灌顶，扶额深思，只觉受到了意味深长的启发，意味绵长且回味无穷。
而老舍的作品则有着极大的区别，他的幽默是贴近生活、靠近自然的。老舍式的自然幽默与原生态的诙谐，不娇柔做作，一切看似那么顺理成章，却使幽默氛围展现的出乎意料。正如胡风评价老舍先生之言：“舍予是经过了生活底甜酸苦辣的，深通人情世故的人，但他底‘真’不但没有被这些所湮没，反而显得更凸出，更难能而且可爱。”老舍先生笔下看似自然温厚的幽默诙谐，骨子里透露出的仍是他的家国情怀，为民请命，为民族振兴事业的承担，只是隐藏在那些谈笑风生的背后罢了。他善于将最平凡朴实的日常情节搭建在幽默的氛围中，以滑稽的行为、体态和语言传递风趣诙谐的文学风格，在他的幽默背后，时时存在着感同身受的体悟，他怀悲悯之态，将自己置身于笔下人物共情的位置上，既描绘出了他们喜剧化的外部行为与言论，又温和地体现出对他们内在悲剧因素的同情与理解。如果将老舍先生的作品单一理解为“喜剧”是绝对偏颇的，因为在其创作的幽默语言背后，传递出的是深切的悲悯。
虽也偶然表现出讽刺之意，却明显要比鲁迅的讽刺愈加温和、敦厚；虽也娓娓地阐述些道理，但出发点比钱钟书更接地气，越发贴近人民生活。
正如先生在《离婚》当中所写到的：“女儿生就是赔钱货，从洗三那天起已打定主意为她赔钱，赔上二十年，打发她出嫁，出嫁之后还许回娘家来掉眼泪。这是谁也没办法的事。老天爷赏给谁女儿，谁就得唱出义务戏。”此处传递出的是扎根于旧中国数千年的“重男轻女”思想，在这样看似温和的调侃下，血淋淋地指出了封建思想对女性造成的伤害，并揭示出了这种迂腐思想支配下穷苦人家令人唏嘘的日常生活，这到底是喜剧还是悲剧？其实这更像是喜剧面孔下的一场悲剧。荒唐的行为和难以理解的可笑举动背后，隐隐透露出旧社会为人妻子的悲哀与无奈，这是一种旧中国女性令人怜悯的生活常态。她们的处境之可悲隐藏在她们令人捧腹的行为背后，显得愈发地令人同情。
而《茶馆》这部作品则揭开了老舍幽默面具下的深刻讽刺。这种幽默并不是浅层意思上的搞笑，而是借助幽默风趣的语言描写对社会环境，尤其是底层人民的生活状况进行辛辣的讽刺，揭露黑暗现实，借此来引起人们对社会生活的思考。当然在这一过程当中，老舍先生做到了将幽默风趣以及讽刺性语言控制在适度的范围之内，既可以借助幽默风趣的语言来引起人们的思考，表达对黑暗现实的讽刺，又可以使人们从中体味出一种轻松的阅读氛围。这种幽默风趣的语言特征体现在文中的许多方面。例如，李三的“改良！改良！越改越凉！冰凉。”运用了谐音双关的描写方式，使读者感受到一种轻松搞笑的氛围，同时也借此表达了李三对王利发的不满，从中衬托出李三内心的困苦和无奈的感情，借人物的困境对社会环境予以揭示。
恰如鲁迅先生评价自己的小说《孔乙己》的主人公所说：“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揭示国人这种麻木和迟滞也是老舍先生的创作初衷之一，他在自己的作品中选择了一种看似幽默诙谐的笔触来描写故事，对国人的荒唐行径进行讽刺，在看似可笑的故事背后对旧中国民众可怜可悲的生活状态给予深切的同情。也正是如此，老舍先生的创作往往看似是喜剧的情节，却传递出深深的怜悯与悲伤，令读者读罢笑中带泪，在诙谐幽默中产生深深的警醒与震撼。老舍先生在其长篇小说《赵子曰》中，以赵子曰这一大学生为主要人物展开叙述，将其定位为一个爱慕虚荣的大学生，对中国旧教育体制下培养出的所谓“学子”进行了讽刺，无论是他在学潮中被学校开除，还是他迷迷糊糊地解救了一位被限制行动的妓女，亦或是他意图控制“女权发展会”，这种种行径都看似可笑，明明以喜剧铺陈，却读罢令人有一种莫名的辛酸。
无论是赵子曰的迷茫，还是科员太太们的无奈，这些都是老舍笔下喜剧背后的悲剧因素，仔细读来，老舍的戏剧冲突，往往不是来源于情节本身，而是来源于他喜剧和悲剧的变奏与冲突，这也形成了他独特的风格。
于读者来说，品读老舍的文章，似是聆听一位邻家大哥的交心之言，从一定程度而言，更易接受，也尤其方便共情。他这种“天然去雕饰”的“自然”，首先源自于他对生活的细心观察，将人物随着自身发展而形成的自身矛盾点进行收集整理，通过艺术手段来体现这些人物自身的矛盾，再从矛盾出发，构成戏剧冲突，引发矛盾诞生的笑点，这些幽默就显得十分自然，仿佛不存人工为之的痕迹，更少了几分情节需要的刻意安排。如此一来，幽默之感从骨髓跟随血液散入皮肉。
二、口语化的地域性语言分析（与沈从文、汪曾祺对比）
老舍出生于岁月悠长的北平城，自小生活在充斥着烟火气味的人世间。因此，他自然而然地将北京的方言、地理位置、自然风光结合在了一起，在他的作品中处处流露着北京的风土人情，一个“京味”十足的世界在他手中徐徐盛开。在幽默之余，老舍的作品语言言简意赅，他仿佛新时代里白居易，“老妪能解”的一代诗魔名不虚传，使男女老幼一读就懂，其中凝聚着作家对社会人生的认识、见解、主张，渗透着他的爱和憎，具有很高的文学和语言价值。
他笔下的文章多数是在描写北京本地的底层劳动人民，因此在语言风格上显现出浓郁的北京文化特色，其中包括北京的地域特色、风土人情、家长里短，在他笔下随处可见北京文化的魅力。作为一个地地道道的北京人，不管旅居到世界的什么地方，真正在老舍心中占据首要位置的，从来都是北京。他的所有创作中，最为成功的自然也是以老北京为背景的作品。老舍在创作《茶馆》这部作品时融入了诸多京味元素。北京话大多短小精练，节奏性、韵律性较强。老舍先生在运用语言描写尤其是开展对人物的对话描写时大量的运用了这类语言。二德子说“嗻！今儿的茶钱我候了”，常四爷说“这位爷，您圣明，您给评评理”，诸如此类的对话都运用了较为简短的语言来描写。同时在语音语调上抑扬顿挫十分鲜明，充分体现出京味儿语言的口语化特色。
除此之外，最具北京特色的语言表达方式则是对儿化音的运用。大多数人对北京话最大的印象就是儿化音，甚至可以说北京方言以儿化音闻名于世。《茶馆》这部作品就使用了很多北京口语，体现了北京的文化风格。当中存在着大量运用儿化音现象，如“您坐这儿”“我们一块儿去”等等。老舍先生对京味儿语言的运用使人在读《茶馆》这部文学作品时感受到一股亲切的意味，读者很容易被引入情境当中，仿佛自己也是茶馆当中的一员。再如《骆驼祥子》之中的“是福不是祸，今儿个就是今儿个”，又如“伙计们都得沾补点儿，你还不定分上几个子儿呢”等，这些语句中儿化音的运用，使老舍的小说读起来更有人情味儿，更贴近老百姓的生活，显得亲切且通俗易懂。在通俗的北京方言下，蕴藏的是那个年代北京市民生活的方方面面、点点滴滴。
讲到文学语言的地域特色，不得不提起的还有沈从文和汪曾祺二位先生。沈从文原名沈岳焕，他的小说代表作《边城》以其独特的湘西语言艺术风格，在我国现代文学领域独树一帜，他在《边城》之中，选择了川湘边界的一座小城镇——茶峒为故事背景，细细勾勒了湘西地区独有的人情风貌，并借船家少女翠翠苦涩的爱情悲剧诠释了人性的善良与澄净，字里行间渗透着沈从文对于湘西人、湘西景浓浓的热忱。关于爱情、关于曾经、关于人生，《边城》所体现出的沈从文先生的语言造诣确实令人叹为观止。正是沈从文特有的别致风格让《边城》树立了极富艺术魅力的语言艺术风格，也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地位。
大道至简，返璞归真。沈从文与老舍一样注重语言描写的原始之美，但他对城市天生的对立，源自他对湘西痴狂的执迷，于是在对乡野风情的歌颂中，他毫不掩饰地表达出寄希望于回归健康质朴和原生态的生活理想。自然单纯、原始野性的湘西人生活周而复始。诚如汪曾祺在《又读〈边城〉》中所言：“他的语言是朴实的，朴实而有情致；流畅的，流畅而清晰。这种朴实，来自于雕琢；这种流畅，来自于推敲。”
并且，沈从文还十分注重语言运用的民俗特色，他的作品具有浓郁的湘西特色之美。屈原的喟叹在沈从文的小说和散文中余音绕梁，他的那些如歌如泣、瑰丽眩目的作品也就自然带着娱神祭祀的味道。沈从文小说中蕴含有大量的湘西民俗文化，将谚语、俗语、民歌等巧妙的运用到小说中。因此，呈现出精巧、秀丽之美。因为他所用语言贴近生活，切合下层人民的身份，使小说呈现出生活性，同时，又富有一定的哲理性。用语如诗，具有拟声似歌的音韵之美。将诗歌的抒情性融入其中，创造出一种具有诗情画意、清新自然的语言特点。边城世界中，自然景物被人格化了，她们是真善美的象征，连描述她们的语言文字，也是沈从文刻意追求的“美”。
地道纯粹的湘西方言是《边城》中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也是让茶峒小镇“活”在读者脑海中的重要武器。然而，《边城》并不是刻意地利用湘西方言来营造一种生硬的湘西氛围，而是将湘西方言切实地融入到字里行间，尤其是在动词、名词等使用上， 既凸显出明显的湘西地方语言特色， 又不会让读者对此感到突兀。例如，湘西口语喜欢以“子”为尾缀：“他为翠翠担心， 他有事便躺到门外岩石上， 对着星子想他的心事”，这其中的“星子”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星星”；而除了“星子”以外，在《边城》中也将“鸟”统称为“雀子”，这些湘西方言刻印在角色的生活中，就像刻印在沈从文的生命里一样，深刻、难忘。这些内容虽然并没有在《边城》中独立出来， 但是却深入到了《边城》的字里行间呈现着湘西的风土人情。
他以白话文为基，首先确保小说的可读性和可理解性；以湘西方言为梁，创造出原汁原味的湘西风土人情；以古典文言为缀，深化《边城》的内涵性与深刻性。可以说沈从文的《边城》之所以能够在现代文学中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并在偌大的文学市场中获得广泛的关注和认可，《边城》这种文白杂糅再渗透着湘西口杂的语言艺术风格是功不可没的。
如果说沈从文是“觉醒者”，汪曾祺无疑就是一个“醉梦人”了。尽管汪曾祺对于自己的故土爱得深沉，可面对城市的畸形和变异，并无任何嘲讽之意。他将笔触伸向了平常生活和普通人，运用诗化的语言，使文章富有跳跃感、流动性和音乐性，人物形象鲜活。特别受到晚唐诗风和画作的影响，颇有魏晋文人的风骨和气度。他精确推敲每个字、每句话的组织运用，将柔软的温情潜藏其间；思考生活时，又能深刻诚恳。他的作品总是用温和欢快的笔调去描述他心中的理想世界，语言简练明快，情绪坦荡而洒脱。看似平凡的场景，却写得十分生动鲜活，保持着一颗孩童般的天真烂漫、充满童趣的心，对事物近距离的观察，降低身姿的平等对话，才能使一切都显得贴近自然，贴近生活，有人间烟火味道，这一点与老舍先生倒也颇有几分相似之处。此外，他也格外注重语言的色彩感。《人间草木》中，“在黑白里温柔地爱彩色，在彩色里朝圣黑白……光才是现实世界，而树木不过是用来反映和折射光线的间隔物。”三言两语的妙笔丹青，几笔勾画出艺术气息，好似国画山水里的细枝末节，笔锋时而有力，时而墨迹转淡变为浅白。读者不禁感慨于汪曾祺的眼光敏锐，对于光与色的感触与描述，既饱含诗情画意，又尽显质朴清新。
纵观老舍和沈从文、汪曾祺语言风格的异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的创作追求既如出一脉，又各有千秋。老舍创作早已打上深深的“京味”烙印，也以自然质朴、幽默雅致的笔触塑造了恒河沙数的可爱形象，更以含蓄悲婉的基调润饰了人性，构建了意蕴深长的意境。他以接地气的可亲形象，用一颗包容仁爱之心俯瞰人生百态。总之，老舍和沈从文、汪曾祺都是执迷的乡恋歌者，在丰富多彩的语言风味中吟咏着，将各有异同的地方文化如春风化雨般植入妙手之下的熠熠文章，如诗如歌，如痴如醉。研究作家们语言风格的同中之异，对今天的读者和作者仍有吸引和昭示的作用。
三、沉在太平湖下的吉光片羽
在老舍最后一次默默地坐在太平湖边的时候，德胜门一带的城墙还没有拆除。从湖边朝南看去，可以看见城墙高高地耸立着，护城河依偎着它，更显其平静与温顺。老舍熟悉城墙内外的一切。城墙那边是他笔下一个个人物活动的天地：祥子拉车穿行的胡同，“四世同堂”的四合院，还有那大大小小的茶馆……
老舍一生跨越了四个时代，写下了七十部作品(据统计)，分小说戏剧、诗歌、通俗文艺、文学理论和翻译作品六大类，共数百万字。在这些作品中，写到了廿年代的村镇小学，北京的四合院，济南的贫民窟；伦敦的闹市，欧洲圣诞节的夜宴，新加坡的花园；中国古玩店的生意，北京饭馆的饕餮者；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财政所，光怪陆离的大学生公寓；洋车厂的奴隶们，白房子中被蹂躏的妇女；茶馆酒肆，达官贵人的官邸；今昔的龙须沟，新中国首创的妇女商店，人民的派出所及和睦的红大院......
老舍的作品是了解新旧北京的百科全书，具有极高的民俗学价值。从老舍作品中所了解的北京，要比在北京的地方志、编年史、统计学中了解的北京要丰富、真实、生动得多，他的作品无疑是一部形象化的北京人民生活史。而这一切，都是老舍先生用北京口语叙述描绘、刻画塑造出来的。
我找到了水上勉先生早已被翻译成中文的《蟋蟀罐》，为一位仅仅与老舍一面之缘的日本作家对老舍的深情怀念而感动着。这只是一篇很短的散文，可是字里行间流溢着无比温情的伤感。尽管他与老舍只见过一次，可他比“文革”中的中国人更能认识到老舍的价值，他为中国失去一个老舍而倍感惋惜。
“最近风闻老舍先生已经去世，这简直不能相信，难道我再也见不到老舍先生了吗？”
读到这样的字句，耳畔仿佛传来了来自遥远地方的一个焦虑而急促的声音，这声音穿越了历史一路掀起的风尘，透过千万里的北国风光和南国春色，显得异常苍凉，这种苍凉直至今日亦未曾散去。
（一审编辑：赵梓涵）
（二审编辑：马琳杰）
